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与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律完善

腐败长期以来一直是危害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大"毒瘤",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约束官员廉洁从政是世界各国政府恒久不变的目标和使命之一。文章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建立了官员腐败行为的动力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各个变量进行分析,找出能够提高腐败行为成本的各个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有财产申报制度的缺陷和不足作了分析,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政府效率及官员腐败对个人财政选择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对詹姆斯.M.布坎南“在财政选择中,税收决策和支出决策的相对分离将使个人对公共物品或服务成本和收益的估计出现非对称性,进而导致财政缺口”的观点进行了模型化,并在模型中“楔入”政府效率及官员腐败,探讨了政府效率及官员腐败如何影响个人的财政选择行为。     

控制权安排与国有企业经理腐败

经理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巨大障碍。如何通过对国有企业经理腐败行为进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 ,以寻求制约经理腐败的有效途径 ,无疑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我们从政府权腐败和代理权腐败互为供求的角度 ,深层次分析国有企业经理腐败的经济制度根源并发现 ,中国特色的企业控制权安排是国有企业经理腐败的主要根源。因为 ,在政府官员控制国有企业人事权的现实中 ,经理为了追加国有资产控制权收益 ,必然积极进行控制权投资 ,贿赂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 ,必然更加积极地进行权钱交易。据此 ,解决国有企业经理腐败问题 ,必须从改革经济制度安排中的不合理因素入手     

炫耀性腐败透视

从微观行为的角度来看,所谓炫耀性腐败就是公共部门或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挥霍公共资源以满足炫耀性需求的行为.炫耀性腐败的行为特征呈现为炫耀性腐败行为的日常性、炫耀性以及灰色性.要从多个层面进行综合治理炫耀性腐败: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警惕炫耀性腐败认同感的蔓延;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建立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反腐败体系;强化人大预算监督和控制功能,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着力推进行政务公开,使政府运作规范化、透明化等.     

官员腐败的心理分析及其心理干预

官员的腐败行为是多种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官员腐败心理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再到心理结构总体质变的过程。官员的腐败心理主要有特权心理、贪婪心理、畸形攀比心理、侥幸心理、过度补偿心理、盲从心理和定势心理等。官员自身的人格缺陷、认知偏差、情感错位和意志薄弱等是其产生腐败心理的决定性因素。对官员的心理干预包括: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培养官员健全人格;建立心理评估机制,关注官员心理健康;调控需要结构,树立官员合理的需要观;开展心理培训和心理训练,提高官员心理素质;建立心理咨询服务机构,完善社会支持系统等。     

腐败成因论

公共权力论、道德败坏论、成本—收益论,是对腐败成因进行单因素追溯的三种典型语境。事实上,腐败的发生,需同时具备公共权力、超过基本生活需要的私人利益和利益交换空间、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的连接通道、寻租成本小于收益、官员自利的经济理性等五个条件。腐败现象的蔓延,是渐进式体制转型期各种条件综合地形成并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总体上看,腐败在以下两大因素的相互作用中蔓延:一是公共权力或政府功能的畸变,二是组织伦理的错位导致“官德”蜕变和社会道德底线下移,二者的交互作用,逐步形成了许多官员“经济人”的需求偏好和腐败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势或环境。     

从“成本——收益”的视角谈权力腐败的产生和治理

本文认为，从经济学视角看，腐败行为的产生乃是基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腐败的预期成本小于预期收益，是实施腐败的必要条件。因此，提高腐败的预期成本，是根治腐败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试图在学理层面上对政府官员与司法机关之间博弈均衡问题作初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腐败的成因及其治理的经济分析

本来,腐败(本文专指“官员腐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过,就中国而言,处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自然成为突出问题。于是,有必要认真分析腐败的成因,以便弄清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治理腐败。为了简便,本文仅分析官员的经济腐败。在此基础上,对于官员的政治腐败、生活     

大数据时代腐败防治机制创新研究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毒瘤,腐败与反腐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呈现交替发展的趋势.传统的反腐败策略主要关注事后惩处,而对事前预防关注不多.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腐败防治乃至腐败免疫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本文在综述国内外大数据时代反腐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国内实际的大数据腐败防治机制创新体系,运用大数据系统有指导学习、聚类分析、莫比乌斯分析、反演定律、泊松分布、量子跃迁、自组织临界理论(SOC理论)、扩展限制凝聚(DLA模型)、动态免疫(DI机制)等创新理论体系,对惩治腐败、预防腐败、腐败免疫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给出了束缚权力的大数据笼子设计方案.     

转型时期腐败的特征及反腐倡廉策略

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非权力赋予的特殊权利的一切行为。本文从腐败分子滥用公共权力的方式及程度,分析了转型时期我国腐败行为呈现出绝对权力失控条件下绝对腐败猖獗、从滥用公共权力向滥用公共资源转变、腐败手段更加复杂和隐蔽、灰色腐败危险倾向日益显现等新特征。并针对我国国情,提出了客观权衡腐败零容忍、全面反腐、权力反腐的利弊,综合使用经济处罚、道德教育与法律惩处手段,保持监督制度与权力格局的动态平衡、加强对监督人权益的保护,构建网络监督反腐新平台等反腐策略措施。     

论中国贪官外逃赃款追缴机制的完善

贪官外逃给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刑事法打击贪官外逃具有局限性。利用民法先行追缴外逃贪官赃款,再用刑事程序引渡外逃贪官,可减少外逃贪官带来的损失。民法打击贪官外逃符合国际潮流。司法实践中,利用民法追缴贪官外逃赃款,应建立费用补偿和“收益分享”制度。中国贪官外逃赃款追缴机制应予以完善。     

如何认识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

本文从历史根源、社会危害、政治斗争、反腐倡廉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作者对当前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的认识。关键词:反腐倡廉     

新时期学术规范讨论的历时性评述

新时期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此后至今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少数先觉者率先倡导;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在激烈批评学术腐败行为的同时呼吁建立;第三阶段,主要表现为由批评为主过渡到以建设为主。     

惩防腐败的心理学思考

腐败是一颗社会毒瘤。任何腐败分子从有所作为到渐进蜕变和最后堕落犯罪，经历了从认知扭曲到内在自我迷失再到外在腐败行为的转化三个心理阶段，贯穿了既相对独立更递增强化的三大心理机制。腐败的心理防治，在于寻找腐败防控对个体心理的干预点，既要体现不同阶段各有侧重点，又要体现心理的整体性，实现有机统一，从而有效防治腐败。     

在廉政制度设计中引入道德规范体系的思考

制度反腐的重要性勿庸置疑。但制度拘于其自身的性质和特色，对某些领域腐败的治理亦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历史经验表明，道德在预防腐败行为滋生和蔓延以及惩治腐败上都起着重要作用。对道德予以规范化是当今世界不少国家加强官员道德规范的举措。因此，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廉政制度设计中引进公职人员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并为行政道德发挥作用提供环境支持，充分发挥道德的调节和约束作用，形成反腐防腐的内在动力，把道德的功能同法律的权威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促进权力运行机制的健康发展。     

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

曹魏时期官员的任职资格认定并非由中正所垄断,而是存在中正与行政长官两个评价系统:行政长官对官员入仕与晋升,不仅有提名权,而且评价其政绩才干;中正作资格审查时,仅给在职官员定"品",而不给察举对象定"品",仅以"辈"论。中正评价在职官员与察举对象的两种话语,在魏末改革中合二为一:中正之"品"化为"官品",而父辈官职决定子弟起家官职的选举惯例,使父辈的"官品"随之成为子弟的起家"资品",两者相差四等,是西晋"资品"与"官品"级差的来源。     

网络竞争场景下视频广告过滤行为认定反思及理路重构——基于42例司法判决的文本分析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市场孕育出花样翻新竞争行为的同时，也使竞争行为正当性认定陷入困境，视频广告过滤乃个中典型。实证考察发现司法机关在研判视频广告过滤行为性质时，遵循的是严格行为规制理念、笼统侵权行为分析模式与单一利益侧重考量方法，背离了互联网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律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目标定位。理当纠正视频广告过滤行为认定的错误认知与不当做法，在理念上“去严苛化”，落实包容审慎规制；在模式上“去套路化”，转向具体行为具体分析；在方法上“去中心化”，确保多元利益综合权衡，实现视频广告过滤行为性质认定的理性回归。     

关于对西汉王朝在海南建立的统治及后期放弃的反思

本文说明了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首次开拓海南岛 ,并在这片热土上建立起封建统治 ,但至后期却退却放弃了。究其原因 ,乃政策上有所失误 ,以及任用贪酷官吏治理 ,以致引起黎族人民群起反抗 ,使在海南的统治陷入严重危机。面对黎族人民的反抗 ,统治已江河日下的西汉王朝已感鞭长莫及 ,是故放弃了对海南的统治。治理一个地方 ,须政策得当 ,用官得人 ,这一历史教训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关于操纵证券市场罪的比较研究--以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为比较对象

证券交易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而操纵市场则是严重的人为性干扰证券价格行为,因此刑法上特别规定了对操纵市场罪加以处罚。通过对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操纵市场罪的比较研究,澄清洗售、相对委托和连续交易等三种典型证券市场价格操纵行为的犯罪构成,以划清合法证券投资行为与违法证券操纵行为的界限。并探讨2005年证券法修订对操纵市场罪具体认定的影响。     

解读韩国政府治理腐败方略

韩国政府的反腐历史可分为渐进式治理、冲击式治理、试图转换治理方略和综合治理等四个阶段,通过分析韩国政府在各个历史阶段采用的反腐方略的内容、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用"渐进式"或"冲击式"治理方略,都无法有效地防治腐败.为了有效地防治腐败,政府的反腐有必要从以打击腐败行为为中心的治理方略,转变为以体制、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综合治理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