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间传统仪式音声研究——以五华“扮古事”为例

五华"扮古事",是广东五华客家人为纪念宗族始祖诞辰的民间传统仪式活动。"音声"是仪式展现中的一部分,扮古事整个仪式中自始至终被各种音声覆盖,音声是构成扮古事仪式的结构因素,是五华人与人、人与神交流互动的特定符号。本文试图以音声为切入点,将其置于仪式和信仰环境中分析音声体系的结构、在仪式中的运用、音声的制作过程,以达到对"仪式中音声"内涵的宏观认知。这是一个从"点"(音声的形态体系)扩散到"面"(生态环境———音声在仪式中的运用),再回到对"点"认知("仪式中音声"的内涵)的方法学思路,期待借此个案进一步深入理解仪式音声观念。     

论仪式的审美现代性

仪式是信仰的表达形式,先天具有以"互渗律"为基础的人类想象和情感体验。人们通过感性体验将传统、习俗、宗教、道德、信仰等融入自己的生活中,从而获得对信仰的感性理解及坚定的内在根基。然而,以"分裂"、"祛魅"为特征的现代性问题的出现,却使得仪式从传统、宗教、道德、信仰等内涵中脱离出来,逐渐蜕化为仅具有审美功能的空泛形式,从而造成人们对"信仰"及"美"的狭义化解读。     

试论宗教美术的仪式性质

作为宗教行为,宗教美术具有仪式的性质。仪式的性质使宗教美术表现出程式化的发展方向,并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从中国宗教美术的发展轮廓看,这一过程分三个阶段:神秘化阶段,世俗化阶段,以及最终的程式化阶段。三个阶段的划分,可以得到审美价值的深入理解。     

在中国发现宗教——日本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结社的研究

如何安置被称为"宗教"、"迷信"的民间信仰及其结社,是近代国家建设中每每出现的问题。通过对明治以来日本关于民间信仰话语的爬梳,可以确认近代日本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特别是信仰结社)认识的知识背景;从日本到中国的认识投影不是简单的复制,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出现交错,各种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称呼——邪教、迷信、宗教、新宗教、类似宗教,可谓其表征。从这一考察中还可以看到,在"东洋学"或"支那学"之外存在着一个绵延不断的非主流的中国研究传统,它通过"道教"(通俗道教)这一言语装置表现出来。道教研究既来自对"东洋学"或"支那学"之批判,更受到了日本"民俗学"方法的影响。     

喜马拉雅山区宗教的生态分布

喜马拉雅山区分布着信仰不一、文化各异的大小数十个民族,其共同地域生态催生并整合出山地民族宗教文化的相似性特征(如宗教认知中强烈的山地空间感,与山地环境相关联的神圣观念,热身色彩的仪式活动),从而形成独一无二的环喜马拉雅宗教文化圈。喜马拉雅山区范围内的地域性差异导致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分布。主要表现为原始宗教(万物有灵信仰等)、体系化宗教(藏传佛教等)及介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型宗教(如萨满教、本教)等三种类型的宗教生态分布。     

环青海湖民族的祭海仪式

作为环青海湖地区各民族民间信仰的一部分,祭海仪式具有悠久的传承历史。但是自从藏传佛教兴盛后,寺院祭海在民间祭海仪式中占据了统领地位,在正统宗教对民间信仰的相互作用下,相得益彰,形成了具有神秘色彩的隆重祭海仪式。但是,随着旧的国家体制终结,被长久传承而又真正影响环湖民族精神心理的仍然是民族民间的祭海,其生命力之强盛,令人惊叹。     

宗教化的法律仪式--证人宣誓本源意义初探

以对上帝和诸神的信仰为理念基础的证人宣誓 ,在西方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律仪式。它是古代欧洲宗教生活和法律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表现形式源自于宗教生活 ,但却一直被世俗的司法审判沿用至今。这主要是因为它能够借助法律仪式这种方式使宗教和法律所共享的正义、诚信、真实等价值具体化。同时 ,法庭审判的戏剧化因素和证人宣誓本身的戏剧功能 ,对这些共享价值在向具体化演绎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作用。     

“乐”(yue)“乐”(le)探源

"乐"脱胎于远古的巫术礼仪和图腾歌舞,从字源学考查,可以找到"乐"(yue)和"乐"(le)的密切关系.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之"原罪"意识相比较,乐(le)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表现,是人格的自觉和执著于现世人生的标志.它与西方人"两个世界"的宗教意识相异,却与宗教的功能--安顿人的精神--相同,这是中国"乐"的特色.     

图腾崇拜与人生仪礼

图腾崇拜是最古老的宗教形式之一。图腾崇拜自产生之后,对社会生活和文化发生巨大的影响,致使各种文化现象都带有浓厚的图腾色彩。人生仪礼也不例外。所谓人生议礼,就是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各个阶段所举行的仪式。在保留图腾信仰和习俗的民族中,人生仪礼与图腾崇拜息息相关,自怀孕至死亡,都是一系列的图腾仪式。     

“民俗宗教”新论

“民俗宗教”是群体内对精神存在信仰模式化生活方式的集体表现,具有“信仰”与“仪式”两大体系,包含“民俗”与“宗教”两层内容,体现了宗教的核心要素。“民俗宗教”虽然与制度性宗教具有本质上和功能上的相同意义,但其未被建构在制度化的体制内,而是被排斥在国家认可的五大合法性宗教之外。实际上,“民俗宗教”是一种宗教体系,是乡村社会治理的良好模式,其应与制度性宗教具有相同地位,应该而且有必要将其纳入制度化宗教系统。     

“圣婚仪式”中“爱”的弥赛亚性

圣婚仪式贯穿在人类文明史的各个阶段,从古代宗教对女神的崇拜到天主教对圣母的崇拜,这种仪式的象征性构成了宗教本身.圣婚中"处女生子"和"童贞受孕"的现象蕴涵着重重深意:从"处女"和"贞洁"的概念界定到"圣子"的出生,从象征赖以产生的肉体经验到象征被高度抽象后的心里体验,"圣婚仪式"体现了一种灵肉结合的爱,它不但完成了从肉体到精神的提升而且不曾失却生命的温度.     

论民间祭祀礼仪的当代社会功能——以甘肃秦安民间"传神"祭礼舞蹈为例

本文谈及的秦安民间"传神"祭礼活动不是现存的、以大众自娱和娱人为主要功能的民间艺术形式,而是以民间信仰内容为其内在核心,以舞蹈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以"传神"命名的祭祀典礼作为程式化的民间舞蹈仪式.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神"活动中羊皮鼓作为舞器、乐器、祭器的三重象征贯穿于整个祭礼活动始终,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秦安"传神"活动与羊皮鼓祭礼舞蹈具有等同的意义.本文试图将羊皮鼓、舞蹈置身于这种活态文化的现象中进行研究,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一充满文化意义的人类创造与实践活动,主要的目的在于解释和理解现代社会中民众的心智逻辑,进而对隐藏在这种文化形态背后的精神实质以及对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功能和影响进行解读.     

从帝王文书看古代蒙古人的腾格里信仰

蒙元时期帝王颁发的圣旨文书中,以各种手段表现敬畏是其一显著特点。这种敬畏意识与蒙古人的宗教信仰,特别是与12~13世纪蒙古人的"腾格里"(tenggeri)信仰有关。蒙古帝王圣旨文书所包含的一些宗教元素对于重构当时蒙古人"腾格里"信仰的体系具有特殊意义。本文从文书主体关系中梳理这一体系,阐释了各个主体元素的功能特征。     

古代诗歌中的异质文化思想情感及其历史命运

中国古代文化中主要有两种与正统文化(道德文化)异质的文化,即半文明宗教文化和科学文化。在古代诗歌中,半文明宗教文化的思想情感在宗教的信仰、仪式和神话等三个方面都有表现;人文性科学文化的自我思想情感,则主要表现在爱情诗中,其次表现在某些思索生命和感叹人生的诗中。关于异质性自我思想情感的诗论主要是"性灵"说和"尊情"说。在古代诗歌中,正统道德文化的思想情感与异质文化的思想情感的历史关系是:随着正统道德思想情感的确立,与之异质的宗教思想情感很快消逝;随着正统道德思想情感的日渐僵化,与之异质的自我思想情感则日渐活跃,并最终与诗歌语言形式的变革相结合而产生了现代新诗。     

信仰社会学研究要义——兼论信仰如何成为中国问题

人类信仰大抵可分为人本信仰与神本信仰两大类型,这两大信仰类型在本质上仅是神人关系的不同建构形式而已。所以,在神人关系及其信仰类型的建构中,宗教仅仅是对神人关系及其信仰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表现则是以非宗教(可以是种族、民族、国家、政党等)的形式,涵盖、垄断了对神人关系及其神圣性的阐述,同时也是一种信仰实践模式。这就构成了宗教信仰与其他信仰之间统一整合或彼此分离的深层关系。为此,中国人经常使用的"信仰"一词,似与宗教有关,却又更与现实权力、利益、个人身份及其对信仰模式的建构紧密相关。而人们一旦谈及信仰或宗教信仰,似乎就嵌入了一个内涵多样的语境及其现实关系之中,最终构成了信仰层面的中国问题。     

中国传统宗教的信仰模式及其对中国民间宗教的影响

中国传统宗教的信仰模式表现为多神崇拜和末世信仰。这一模式对中国民间宗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说中国传统宗教与中国民间多神崇拜的信仰模式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其信仰的对象毕竟是属于自身体系内的神灵,而中国民间宗教信奉的对象杂糅了不同宗教体系中的各种神灵。传统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的末世信仰是以精神解脱为终的,而以白莲教为代表的中国民间宗教的末世信仰则是以反抗和推翻现实社会为终的。     

The Relation Between Buddhism Secularization and Jiangnan Folk Faith——Focusing on the Custom of Guan Yin and Cheng Hua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明清时代宗教的发展越来越突出其实用性与功利性的价值,越来越趋向平民化、内容世俗化。宗教的世俗化意味着传统教义中的神圣性质在逐步地淡化和减少,传统宗教的仪式及组织也日趋简化,传统宗教放下身价主动向民间信仰靠拢。从江南地区观音信仰及城隍崇拜的盛行,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佛道发展的这一世俗化趋势。明清时期的城隍神最初是由官方赋予的官僚形式,成为神道设教与打击淫祠的象征,但是苏州民众却将其逐渐演变成富有特色的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包含进丰富的民生内容。最终使得城隍信仰活动演变成为苏州城乡民众的狂欢节日。     

相辅相成的"困扰"仪式与"越轨"仪式——从女性视角审视凉山彝族毕摩教

在宗教仪式主义氛围浓厚的凉山彝族社会,全民信仰的毕摩教通过"困扰"仪式和"越轨"仪式两种相辅相成的力量对男女两性,特别是女性的行为给予引导和约束,促使女性对宗教所期望的性别角色不断内化,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按角色行事,并强化了"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     

仪式与变迁:从“祭天仪式”看阿尔泰语系萨满的文化空间与样式

本文就有关萨满信仰中哈萨克的祭天仪式、裕固的祭天仪式、达斡尔沃其贝节中的祭天仪式、维吾尔阔克麦西来甫中的祭天仪式试作对比分析。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最初的崇拜都是从天开始,开辟了和"神"对话和沟通的路径,并成为仪式和记忆,在几千年中被忠实地以活态的形式和内容传承了下来,成为我们身边的"文化遗产"。     

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与革命历史主体的诞生——论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与强化

革命文学试图将革命信仰深植广布在个体之灵魂深处,以此达成再造历史主体的宏伟目标。一方面,革命文学通过对"转换"模式的反复书写,借助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这一宗教形式来凸显革命信仰拯救灵魂的神奇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对革命仪式的精心描摹或仪式化场景的刻意营构,为获得了革命信仰进而成长为革命英雄的个体提供神圣性的确认,展现出在集体暴力作用下个体社会地位的"逆转"。在庆典仪式营造的"狂欢"中,革命信仰得以广泛渗透于处在狂热状态下的个体灵魂内部。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强化与推广,其用意在于借助文学叙事与审美的力量,缝合文学想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并通过文学想象来改变个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重塑个体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实现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从而干预社会实践,实现再造社会现实与革命历史主体的宏大目标。当革命信仰成为主宰个体一切行为的精神力量,成为个体意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个体固然由此摆脱了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具有了高尚、伟大等神性特质,但同时也交付出了精神的自主,从身体到精神都皈依于"革命"。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成为个体心灵深处坚不可摧的"信仰",固然有助于革命目标的实现;但当社会历史层面的"革命"结束了,个体精神中的"革命"冲动却与其言谈举止、思维方式融为一体、难舍难分,甚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要清除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正是历史带给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层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