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的私家刻书（二）

清代微州文风昌盛，徽州巨商不断涌现，这些巨商大儒，为了宣传、保存文化。他们不惜重金收购珍本秘籍，并耗巨资刊刻了大量的书籍，使徽州的私家刻书达到了空前的高峰，产生了不少杰出的藏书家、刻书家。     

明代范凤翼刻书考论

明末通州范凤翼刻书颇丰,现今可考共计19种,数量在《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江苏家刻卷》中仅次于毛晋。范氏校刻精良,涵盖诸多部类,具体涉及政治、历史、文学、书法、法律等,这在明代家刻中颇为罕见,体现了对学术创新、风雅振兴、国计民生的关注。     

胡宗懋辑刻金华乡邦文献考述

胡宗懋为永康籍著名刻书家和藏书家胡凤丹第四子,少承父教,喜搜罗乡邦文献,竭尽平生精力完成其父夙愿,辑刻<续金华丛书>一百二十册.此后又继续搜集金华一地之典籍,辑刻<金华经籍志>八册,对于较完整地保存地方文献做出不朽贡献.本文试从其刻书背景、刻书过程、刻书贡献、时人评价方面作一阐述.     

发展黄山文化旅游，推进黄山旅游二创

徽州素有“东南邹鲁”之美称，流派纷呈、各领风骚的徽文化灿烂夺目。徽商、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刻书、徽派建筑、徽派雕刻、新安医学、徽剧、徽茶、徽漆等代表了各自领域的精粹；朱熹、戴震、程大位、朱升、王茂荫、陶行知、胡适等一个个光彩照人的名字成为徽州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充满特色的徽州村落文化、水口文化、宗族文化、契约文化、徽州方言、徽州棚民等文化形象既具有典型性，又有着悠长的历史意味和文化审美韵味。     

朱熹漳州刻书的文献学追求

朱熹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从事著述讲学活动,其学术活动集中体现在对儒学经典的整理、研究、诠释、刊刻和儒学思想的传播过程中,其“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理学体系也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并完善起来的。朱熹知漳州期间,曾积极致力于播儒教、敦风俗的活动,刻书就是其履行“长民者”之责、施行教化的一种重要手段。朱熹漳州刻书,既传播了儒学思想,实现了礼义教化,又体现了其文献学思想的追求。     

澳大利亚藏太平天国原版刻书和原版布告考释

太平天国在革命过程中成就非凡、影响中外的一项是著书立说工作。金田起义之初 ,便见端倪 ,建都天京后更是推向顶峰。太平天国编著出版了具有浓厚革命思想和宗教色彩的刻书和布告。在接待来天京刺探情报或抱善意访问的英、法、美等国驻华使节和领事及传教士时 ,常将刻书和布告送给来访者。这些刻书流散海外 ,分布在西方国家的宗教团体、图书馆、博物馆和高等院校内。去年笔者作为首位华人学者有幸目击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全部太平天国刻书和布告———该馆特级藏品。尽管它与西方其他国家的刻书具有同年同版之处 ,与中国也有少量的同龄产品 ,但其中有世界唯一的原刻书和原版布告以及同年异版作品 ,则是世界和中国所鲜知的     

雕版印刷业与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

明代通俗小说的兴盛与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有重要关系.通俗小说刊刻起步于嘉靖年间,在万历时得到了迅猛发展,除了与印刷业的发展一致外,匠体字的运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建阳刻书具有浓厚的商业气味,采用上图下文的插图方式,内容与印刷都比较粗陋,针对的是文化层次较低的读者.万历间江南民间出版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南京、苏州和杭州都是通俗小说出版的重要地区.到了天启、崇祯间,出版中心已逐渐转移到了这一带,这对通俗小说的装帧、题材及内容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江南刻书开始重视书籍的质量,部分作品的插图、印刷都非常精美,成为可以独立欣赏的艺术品,同时某些具有较高素养的文人加入通俗小说的创作,也改变了通俗小说的美学风貌,呈现出文人小说的特点.     

清同治光绪时期陕西书院及其活动

同治光绪时期陕西书院,不仅承袭了清朝初中期书院以程朱理学、汉学和今文经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特征,而且西学内容也进入书院。这一时期书院的讲学活动,以实用为教学目的,书院的刻书繁盛。同时,书院管理出现了新的特征。     

徵州古街 文化瑰宝——贺《中国徽州古街》出版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研究”的重要成果，项目组成员汪炜先生主编的《中国徽州古街》一书，近日已由华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十九位徽州本土的徽州文化研究者经过数年的努力，走进徽州城乡的各种特色古街，寻幽探秘，调研中国徽州古街的历史和现状，     

清代湖南王夫之著述刻书

王夫之著述及身而刻者仅《薄乞涛园初集》一种。清康熙三十一年王夫之去世后,其次子王敌开始整理刊刻船山著述。至清雍正九年,王敌湘西草堂共刻船山著述二十余种,今尚存实物者有十六种。清雍正、乾隆间未闻有刊船山著述者,特别是乾隆期间,船山著述多遭禁毁,直至嘉庆、道光后,才得以重新刊行。同治、光绪间形成了一个刊刻船山著述的高潮。民国期间虽仍陆续出版船山著述,但已不再雕板,而多采用石印、铅印。     

王世贞郧阳任上藏书、刻书及创作交游考

王世贞于万历三年至四年间在郧阳任上时,见其地僻陋,藏书甚少,士人读书视野狭窄,便辟藏书楼贮书,以便士人观看借阅,是公共藏书史上的创举。他又编选刊刻及写定书籍多种,包括公共用书《四书文选》,及个人著作《入楚稿》《四部稿》《书画苑》等。在郧期间的创作、交游,也是郧阳地域文化史上的华彩一页。今考论其藏书原由、规模、管理模式等,并刻书种类,及其在郧的创作及文化交游,以便更好地了解王世贞在郧期间所从事的文学活动。     

从倡节义到兴文教——曾国藩幕府刻书考论

晚清时期,最早在幕府中庀局刊书的是胡林翼,随之而起的为曾国藩.曾国藩延江浙博雅之士、设幕府机构金陵书局刻书,起先专刻<船山遗书>,为的是表彰先贤,倡导节义,而后才有精校群籍以振兴文教的自觉.这种自觉不仅造就了金陵书局,使其所刻书以校勘精审、版本可靠著称,遗泽余韵,流衍数世;而且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促成了晚清地方官书局的大规模兴办,开启了"中兴"人文之盛,为清代官刻涂抹了最后一丝亮色.     

甲骨文家谱刻辞研究——对《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第1506片甲骨的考察

《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中第1506片甲骨刻辞涉及到所谓的“家谱刻辞”，对其真伪的研究，在过去的百年甲骨学史上，一直是甲骨学界和殷商史研究中争议不决的热点问题。而且，明显地形成了观点截然对立的以于省吾先生和胡厚宣先生为代表的真伪两派学术阵营。本文在认真考证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这片甲骨为真品的结论。     

论明代徽州刻书

在我国雕版印书史上,明代徽州刻本踞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明人谢肇浙曾评论当时各地的刻本书籍说:“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之,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州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明人胡应麟也曾持有这样的议论:“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谢、胡都是明万历时代的学者,他们对当时情况的概述和评价,可信程度自然较强。明季刻书,初期较少,嘉靖     

虬村黄氏刻工考述

在中国刻书史上，明万历至崇侦时期，徽版图书曾有过光辉灿烂的业绩，被称为徽刻时代。徽州刻书业的兴起，除了徽商和徽州文人的推动外，端赖朗县虬村黄氏刻工的精雕细接。其精湛的雕刻技艺，被时人誉为“雕龙手”①，“时人有刻，其刻工往往求之新安黄氏。”②然在传统中国，刻工社会地位低下，使人对其生平几若罔闻，而可供研究的资料亦极有限，本文特以相关族谱为据，试就虬村黄氏与徽州刻书等有关问题，略加考述。虬村黄氏源效汉江夏魏郡太守黄香，传入世为黄积。积字元集，生于晋太康九年（288），太兴三年（320）任新安太守。卒放官，…     

《三体石经》刊刻时代考

】《三体石经））-Tq刻的时间在历史上有两种说法，源于《后汉书》则称为汉末所刻，源于《晋书》则称于魏正始年间所刊。历史上主汉者有杨衍之、张参、司马光、欧阳柴等人，主魏者有魏收、郦道元、赵明诚、王昶等人。主魏者在近现代有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杭世骏、王献唐、张国淦、孙海波、吴维孝、于右任、刘传莹、马衡等人，而主汉者只有王照留有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文字。本文从史籍、文本、书法三个方面进行考证，论述《三体石经》属于汉代所刻。     

论《徽州文书》的整理、出版及价值

《徽州文书》系列丛书由刘伯山先生将其多年辛苦收集的徽州文书进行整理、考证并出版的重大成果,目前已出版五辑50卷本,包含的文书约2万5千余份(册)。《徽州文书》的整理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每份文书都要进行平整,并经过田野调查来考证和确认归户,然后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每一辑《徽州文书》的整理和出版约需两年的时间,此两年一辑的文书史料集涉及文书内容丰富,学术价值高,为学术界多角度研究徽学提供了原始可靠的史料资源。     

读书札记一则

近读香港书谱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书法大辞典》，其中丛帖部分介绍到《余清斋帖》和《清鉴堂帖》，都是明代徽州人汇刻。一些说法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所以忍不住在此一辩。     

大足石刻艺术之世俗生活美探析

以宝顶山大佛湾石刻群为代表的大足石刻,是规模宏大的"两宋世风俗画迹",铸造了极为可观的世俗生活美的壮丽景观,当世民众尤其是北、南两宋时期的丰富社会生活十分直接地进入到了诸多无比辉煌的石刻画面的构筑之中,使其内在的思想意识"润物细无声"般地实现了感化信众们灵魂的目的.大足石刻可谓前此石窟艺术世俗生活美创造发展的集大成作品.     

抄本《便蒙习论》——徽州民间商业书的一份新史料

商业书的研究 ,近年来颇受学界的重视。本文根据新近收集到的一册抄本 ,探讨徽州民间的商业书、书信活套以及徽商的“信底”。该书共分三部分 ,其中的《便蒙习论》反映的是清代前期的内容 ;而其后的“信底”部分 ,反映的时代背景则大致是光绪初年。该书对于研究徽州民间的从商经验、商业道德以及商业风俗和各地市面之行情等 ,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