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

规模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利用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选取考虑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财政分权和财政透明度联合视角下,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财政透明度对财政分权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增加有助于地方政府债务减少,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增加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而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看,财政透明度抑制了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作用机制,而对财政支出分权作用机制的影响不显著;从扩展性分析看,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小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据此,政府应逐步完善财政分权机制,继续扩大财政信息披露,以实现政府对地方债务的有效控制和系统性风险的有序化解。     

财政透明度、预算软约束与纵向财政不平衡——来自新《预算法》实施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将新《预算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D）和空间双重差分（SDID）方法实证检验了财政透明度、预算软约束对纵向财政不平衡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财政透明度对纵向财政不平衡影响的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且与直接效应相比,间接效应的动态影响更加持久。从空间特征来看,其他省份财政透明度对本省份纵向财政不平衡和预算软约束的影响也显著为负,新《预算法》的实施效果在地理距离相近及经济距离相近的省份间都存在溢出。因此,应当多维度推进财政信息公开,不断提升财政透明度,理顺纵向财政关系,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遏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和过度竞争,打破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的救助幻觉,防止纵向财政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加深。     

地方财政运行：区域差异与应对之策

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和财政运行状况区域差异特征明显,突出表现在财政收支规模与结构、财政收支缺口与财政自给率等方面,进而直接导致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差异。这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完善、区域间转移支付制度不合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间财政相对均衡,进而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建议:推行政府层级的扁平化改革,确保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适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     

中央财政补贴政策与西藏发展

西藏由于地方财政收不抵支 ,主要依靠中央财政补贴平衡地方财政收支 ,维持地方经济的运行发展。今后中央应继续加大对西藏的财政支持力度 ,投资改善西藏的“硬”、“软”环境 ,为谋求西藏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财政体制分权改革30年的效应分析

为对中国分权型财政体制改革30年来的效应进行分析,寻求进一步改革完善财政体制的思路,在简要评述财政体制改革目标与历程的基础上,以陕西省的历史数据为依托,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财政收支、公共服务水平和地方经济产生的实际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分权改革不仅明确了各级财政的职责、提高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而且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财政体制的改革尚需要继续完善.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     

财政不平衡与股价崩盘风险

地方的财政状况不单是影响政府运行的重要因素,也能够在经济实践中对微观企业主体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8年数据集,实证分析地方不平衡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财政不平衡程度越大,则企业所面临的股价崩盘风险水平越高,上述状况随着时间推移有着逐步放大和叠加的效应。特别地,企业内部不同属性、外部不同地区差异特征下,财政不平衡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呈现出了较强的异质性。从机制检验来看,地方财政越不平衡,从宏观机制来看,容易缩小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降低财政科技支出强度;从微观机制来看,容易提升企业的税收负担,提升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这些都会导致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水平的提升。本文从财政激励的视角,拓展了有关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文献,为政府部门的财政制度优化提供了有益参考。     

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

财政分权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一项基本财政制度安排,决定着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200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并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不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向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项结论仍成立;分地区考察发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抑制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更明显,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无论是在财政收入方程还是在财政支出方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升都能有效促进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规模越高,则越有损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收入方程中,人口密度增加能有效促进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支出方程中,城镇化率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     

对财政平衡的再认识

财政平衡不能就财政论财政,它与国民收入的变动、经济非均衡运行、部门间资金流动等,密切相关。财政收支是保持平衡还是不平衡,要依据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来确定,财政平衡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较好的和理想的选择。“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是在传统体制下财政政策的最好选择,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财政平衡应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平衡。     

政府财政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基于对地方政府效率的考虑

财政竞争与企业投资间的关系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效率水平.基于我国31个省和直辖市1994-2008年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的经验检验,结果表明:由于地方政府效率的不同,在我国东部地区,税收竞争对企业投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投资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中部地区,情况则截然相反;在西部地区,财政竞争和企业投资的关系是统计不显著的.可见,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基于“本地—邻地”视角

地方财政可持续是我国应对相互交织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社会经济问题的财政基础。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改变了财政收入组织方式、财政支出使用效率及财政治理效能,为实现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本文首先构建了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区域差异,接着基于“本地-邻地”视角,考察了数字经济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本地的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邻地的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有负向影响,存在“虹吸效应”和“洼地效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财政效应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存在基于创业活跃度和财政透明度的门槛效应。     

边疆民族地区财政自治法律机制研究——以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为视角

财政自治权是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一项重要的自治权,是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物质基础。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边疆民族地区大多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信息不便,基础设施落后,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边疆民族地区财政自治权缺乏法制保障,导致财政状况困难、财政收支不平衡,成为引发边疆民族...     

转轨时期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运用1978-2006年的省际数据对东西部地区政府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财政投资对东西部两个经济条件不同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此外,财政投资效应也呈现出内在的结构差异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较之于物质资本投资更为显著和持久。为此,本文就加大政府财政投资力度,调整财政投资结构,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我国省际财政支农绩效分析

正确测度并优化财政支农绩效对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十分重要。在建立包含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的较为系统的财政支农绩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大陆地区26个省(区)2007-2011年的财政支农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外部环境中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提高财政支农效率的有利因素,而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对财政支农效率提升具有反向作用;在剥离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对效率值的影响后,财政支农效率整体呈现出下滑,但在样本期内,每年的效率值均呈上升态势,财政支农效果正逐步得到改善;按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0.9的临界值可将财政支农效率划分为4种不同类型,各省可以根据自身效率的不足,有针对性地从管理水平提高或生产规模改进两方面改善财政支农绩效。     

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基于财政收支结构的分析

尽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涉及面很广,但最终都要反映到财政的收支结构上.一个地方的财政收入水平决定了当地财政的自足能力,同时也就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地方的支出水平,进而影响和决定一个地方基本公共服务的状况,通过对民族地区财政收支总量和结构的分析表明:要实现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大力培植财源,注意改善财政支出的结构,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优先发展教育、科技、交通等对改善公共服务起长期作用的项目.进一步规范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适当授予民族自治区制订地方税收的权利.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调动各方面资源.     

财政收支预算执行若干问题探讨

针对财政部门在预算执行中主要存在大部分财政收入游离一般预算和基金预算之外、违规退库、无项目无单位空头结转预算支出指标、潜在负债风险增大、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分析了现行财政体制、相关政策及地市以上财政集中过高,地方财政收支不同步,压力较大;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不规范以及财政预算执行保障体系的不够完善等原因。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和原因的分析,提出一些建议对策:一是深化改革,完善和规范分税制财政体制,二是进一步规范政府财政行为,三是健全财政收支预算的约束机制,四是建立和完善财政收支的监督机制。     

财政分权、地区差距及财政均等化——兼论转移支付的双面经济效应

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中国日益扩大的地方间财政差距和经济差距,文章在此背景下讨论中国财政资源分配不均等和地区差距日益扩大的制度根源,利用1994—2008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财政资源分配不均等和地区差距之间的相互影响,计量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且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但它对于财政资源分配均等化产生了副作用,增长与均等之间存在取舍关系。此外,中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对调整区域经济起到"双面作用",一方面促进了财政资源分配均等化,另一方面加剧了地区差距的扩大。     

土地财政对地方创新投入的影响

在理论归纳土地财政对创新投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递归模型等方法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是否影响地方创新投入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表明：土地财政显著促进了地方创新投入增长,但金融危机减弱了土地财政的促进作用。土地财政主要通过增加财政科技支出、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了地方创新投入增长,但其带来的房价上升则对地方创新投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土地财政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差异。该研究明确了土地财政在地方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对地方政府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财政分权与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技术环境、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成为新一轮企业效率提升、成长增值的发动机,地方政府通过财税助力或政府引导等方式推动数字经济在中国市场深化应用及广泛布局。文章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及区域中观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以什么程度、从什么路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文章重点纳入并探讨了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发展的综合影响结果。文章发现：(1)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2)财政分权在数字经济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3)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加研发投入,数字经济由此实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效果,这是数字经济作用于企业创新的内部机制。(4)从企业经营发展的综合影响成效来看,数字经济引领的技术创新对企业价值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促进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涵盖强化政策扶持、平衡财政收支、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关注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     

财政补贴、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创新——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选取中国2011-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与城市层面匹配的数据，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得出财政创新补贴显著驱动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通过手工整理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基于调节效应模型得出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弱化了该正向促进作用，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非实质性创新不具有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负向调节作用因企业股权性质、行业差异和所在地区差异而具有异质性。机制研究发现，研发人员数量在财政创新补贴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中存在正向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负向调节作用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不具有显著作用。鉴于此，应改善政府绩效考核方法，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微观主体合理配置资源，同时在总量上加大财政创新补贴力度，重视研发创新人员的核心引领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合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