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居宣长对儒学思想的否定

本居宣长是日本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在日本被誉为江户时期四大国学名人之一.他以“完全摆脱中国思想”为治学目标,极力排斥儒学思想.其一,探求“古道”,否定儒学思想.本居宣长通过日本的古文辞学,根据日本的古典著作阐述“古道”,认为儒家思想和佛教曲解和遮蔽了日本“古道”的真意,试图摈弃儒家思想和佛教.其二,推崇“神”,否定儒学思想.本居宣长否定中国儒学中重视天命、轻视“神”的思想,推崇“神”,割裂儒学与日本神道的关系,并且在日本哲学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其三,提倡日本精神,排斥儒学思想.本居宣长主张通过古神话、古传说了解日本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探求日本精神的文化的本质和源泉.他推崇的日本至上优位论,以及日本精神,被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向外扩张的理论来源,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灾难和无尽的伤痛.     

试论18世纪日本国学研究中声音中心主义的体现

以本居宣长为代表的18世纪日本国学者们的研究是试图通过语言学的角度树立大和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他们利用日语这种汉字假名混合体的语言的特殊形成历史，极力颠倒汉字和日本原有口语的位置，具有明显的声音中心主义的倾向，显示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这一点在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试析日本国学家的中国观

日本国学起源于17世纪,完成于19世纪,以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为代表.他们的国学观以神国意识、神皇神统思想为基础和前提,反对用儒佛之道来阐释日本的古典及神道,主张回归到《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以发掘蕴含于其中的所谓真正的日本"古道",从而强调日本优越于中国,并对以儒佛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批判,以至于把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促进作用作了相反的解释.     

本居宣长“知物哀”论的诗学主题探究

“知物哀”论是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提出的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在幕府封建统治的时代背景下,“知物哀”论是作为以儒佛为中心的“劝善惩恶”论的反话语而被建构起来的;其本身包含着强调文学自律以及注重现世、以人为本的诗学主题。因此“知物哀”论具有时代的超前性,对日本近代文学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试论日本古代“文学”的范畴意识

古代日本从中国直接引进中国的“文学”概念,意指儒教、经学与文章之学。直到近世以后,才把“文”、“学”分离;幕府时期,本居宣长主张“和歌”和“物语”的独立,彻底与儒、佛的道德说教分道扬镳,标志着日本古代“文学”范畴意识的真正觉醒。     

山鹿素行著作中的实用主义与民族主义关联

日本“古学派”(Kogakuha)鼻祖山鹿素行(Yamaga Sokou)的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集中体现在他的两部著作———《圣教要录》(Seikyoyoroku)和《中朝事实》(Tyutyojijitu)中。其思想流脉的倒叙特征,较早地呈显了日本人的“发展论”诉求和“华夷名分”逆转的“去中华”意识。它间接地催生了日本的实学事功派“徂徕学”和“国学神道”派“宣长学”,成为江户(Edo)时代整体思想流脉中的关键一环。     

对日本国学的关注与传统的“创造”

从明治维新之后到明治十年初期的本居宣长派等的国学——复古神道派的运动,大多是在政教一致的神学运动被驱逐之后,将其大部分主张脱胎换骨并隐蔽起来,重新继续接受德国文献学等的影响.从近世到近代的国学运动及其实现学术言论化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效的视角.从结论上来说,近世国学是与国民民族主义的成立密切相关的历史性运动.但它是在结合了以往的几个学说的保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在看到的文献学的(实证性)国学与非合理性(神学性)国学的关系等问题的存在,其自身实际上是近代学术的自我碰撞的问题.国民的学问学术性制度的成立,在国民民族主义的创造一想象中曾是一个重要的动量.     

中日古代文论中的“情”、“人情”范畴关联考论

作为中日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情"与"人情"在字源与语义上相通相连,但同时在各自的思想史与文论史上的作用地位也有很大差异。日本对"情"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具有"人情主义"倾向;中国对"情"的抑制时松时紧,但总体上具有"抑情主义"倾向。日本的"人情"一直保持着汉语"人情"的原初本义,专指人的自然感情,而没有汉语"人情"概念所含有的人际往来、人情世故的复杂含义。以江户时代本居宣长为代表的日本文论家,极力抽掉"情"或"人情"的社会性、俗世性、道德性的内涵,使其作为超越世俗道德的含义单纯的审美概念。     

难以区分的新旧：民初国学派别的异与同

在民初趋新学者的认知中,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机构有三类,即赛先生的“国学”、冬烘先生的“国学”和神怪先生的“国学”,分别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无锡国学专修馆和上海同善社的国学专修馆为代表,前者总试图区分于后二者。但当时还有一些较难纳入这三类的国学机构,比如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就与北大国学研究所异中有同。而更年少的新人物甚至连北大派国学也不予承认,他们认为治国学者皆不“科学”。与趋新学人意愿相反的是,由于各类国学机构研究的对象接近,整理国故客观上多少起到了沟通新旧的作用;但新派对旧派有意识的排拒远胜于基本是无意识的沟通,“国学”一名终于不立,不得不在反对声中逐渐淡出思想和学术的主流。     

钱基博《国学必读》的编选思想及主要特色

钱基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国学大师.他在1924年为中学生编选的《国学必读》一书,纲举目张,选文精审,在考虑到当时中学生的实际能力和现实需要的同时,也兼顾了各个朝代的文章,成为当时影响较大、流传甚广的国学普及读物之一.钱基博特别强调文学可以“通国学之邮”,故单独拈出《文学通论》作为上册.下册《国故概论》分别按通论、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来进行辑录,体现了钱基博的“国学分类”思想.《国学必读》对今日之“国学热”或不失为一种反思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