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婚姻制度的种种特色

封建婚姻制度发展到宋代,呈现出不少与前代不尽相同的新特色。除了“婚姻不问阀阅”这一重要特色而外,还可以举出以下四种。一禁止族际婚宋代婚姻制度最为明显的特色,莫过于禁止汉族同其他民族通婚。可是,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对此持否定态度。他曾断言:在中国历史上,“华夷通婚,自古即然。”“唐代以原则论,蕃汉通婚,盖所不禁;以事实论,则实行通婚,盖无容疑。宋代大体甚与唐代同也。”(《蒲寿庚考》)这一说法得到吕思勉先生的赞同,并在其《隋唐五代史·婚制》中加以征引。其实,此说对错兼而有之。     

试论宋代婚姻重科举士人

<正> 近几年来,有关宋代婚姻问题的研究,颇为史学界所重视,出现了一些较有特色的论文,如方建新的《宋代婚姻论财》(见《历史研究》1986.3)和张邦炜的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见(《历史研究》1983.6),在史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从而推动了对宋代婚姻的研究.笔者对上述二位同志的观点表示赞同,同时想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些补充.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宋代婚姻的另一特点——重科举士人.本文试图对宋代婚姻的这一特点作些论述,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同行们.     

宋代谱牒的兴盛及其时代特征

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曾有一段对魏晋隋唐谱牒的名论: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 在这段论述中,郑樵以史学大师的犀利目光,     

谣谚中的宋代科举社会

丰富的谣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谣谚为材料、从民众角度阐释和理解历史的机会。散落在各类古籍中数量不斐的宋代谣谚不仅反映出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的特点,展示了科举制下的众生相,昭示着宋人对科举及第寄予的极大热情,折射出因科举产生的种种社会心理,而且也反映出受榜下择婿之风影响而造成青年男女婚嫁年龄过大等社会现象。字句简短的谣谚不经意间保留了宋代科举社会特有的历史信息和时代特征,为我们更真实地把握宋代科举社会提供了生动鲜活的佐证。     

从宋代茶具看当时的社会风尚

饮茶习俗的进一步发展和宋代市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使中国饮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点茶。宋代理学的发达,使宋代宫廷饮茶和地方官吏以及文人学士极力推崇以品茶为雅的做法,给茶具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理学“格物致知”、为学严谨的思想,也把宋代茶具推向极精极致的境界;而宋代社会自上而下的侈靡之风,造就了宋代独具特色的黑釉盏和金银具。茶具不仅仅是一个器具,更成为宋人标榜文雅和斗富的工具。     

“宋韵文化”的构成与核心

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宋人在“祖宗家法”规范下，通过内省营造了继先秦以来的又一座“文化高峰”。这座高峰的顶端就是以经世为终极目的的理学。理学是宋代文化的核心，也是宋代社会的大脑，具有“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的意蕴和韵味，体现出不同于汉、唐的精神境界，作用于宋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使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透过宋代文化理解其中的意与韵，探讨宋人的精神塑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

“宋代经济革命说”是国际中国史坛上最流行的成说之一 ,本文彻底否定了这种观点。文章指出 ,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 ,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 ,首先应表现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 ,但从经济成长方式看 ,宋代江南虽有若干重要进步 ,但并没有出现可以称为“革命”的重大变化。因此 ,“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一个“虚像”而已。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是方法论 ,主要表现为“选精法”和“集粹法” ,这两种方法的主要错误都在于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现象加以普遍化 ,从而使之丧失了真实性。因此 ,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 ,是今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当务之急。     

论宋代的民间旌表与国家权力的基层运作

“旌表”是政府以国家名义垄断的并根据一定条件、按一定程序向地方发放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宋代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主要分为义门、孝行、妇德和隐逸四类,宋代政权通过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为民间社会倡导了与主流文化相一致的时尚与习俗,进而把国家权力悄然深入民间。     

从茶叶經济看宋代社会(上)

近來整理宋代的茶法史料,寫成了“宋代茶法考”一本小册子。在整理的过程中,不断受到若干史料的啟發和暗示,產生了对宋代社会的一点看法,虽然还非常不成熟,但我愿意把它們寫出來,以就正于國內史学家們,并順便把这篇文章作为“宋代茶法考”一書的序言。     

试论宋代舞蹈的艺术特征和审美取向

宋代舞蹈是在唐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加强了故事情节 ,丰富了内容和抒情性。宋代舞蹈从宫庭走向民间 ,促进了民间舞蹈的繁荣和发展 ,“勾栏”“瓦子”的出现 ,使舞蹈走向商业化 ,表演形式多样 ,内容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在舞蹈动作方面 ,宋代宫庭舞温婉细腻 ,民间舞蹈活泼诙谐     

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仕宦、婚姻与文化成就

三槐王氏家族是宋代颇具代表性的世家大族,本文着重从仕宦、婚姻、文化成就等方面分析了其社会状况。作者认为,在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宋代世家大族只有以“忠信仁厚”的家风为基础,家族成员能较好地利用各种有利的社会条件,努力进取,才能使地位得以维持。     

阐释学视野下的宋代“以才学为注”

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学方法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宋人“以才学为诗”,诗歌文本阅读障碍极大,本朝人注本朝诗就极有必要;二是知音说和前贤注疏佳作的影响,使宋人也希望通过对本朝诗人诗集作注以达到“立言以不朽”;三是孟子“以意逆志”的尚意阐释学传统及宋代经学阐释学的影响,使来人觉得诗可以解.通过对宋代流传下来的任渊等人的注本考察可知,宋代“以才学为注”极为成功,这既有功于作者,又有益于读者,还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诗歌阐释学.     

宋代吏隐与文人生活

“吏隐”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之间蔚然成风。宋代士人“吏隐”的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端：第一,“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以参禅念佛作为仕途失意时的精神解脱;第二,“身在魏阙之下,心存江湖之上”,徜徉园林、卧游山水,在庙堂政事之余获得精神上的安闲与自适。宋代士人吏隐之风的流行,是当时特定的文化环境所致．亦与宋代园林艺术的发达和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而这种吏隐心态渗透到此期高度发展的文学创作中．就形成了一种弥漫于文学作品中的“吏隐情调”。     

宋代临朝听政新论

宋代有 9位皇后 ,10次临朝听政。这在我国政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人们历来一般认为 ,宋代无“唐朝武、韦之祸” ,主要原因是宋代后妃的德贤和待外戚之法的严明 ,但是 ,若作进一步的分析 ,则会发现 :宋代皇后临朝的“合法”使皇权交替平静 ,社会和政治秩序稳定 ;她们在听政时基本上是绍述先王 ,遵守成法 ,没有强制皇权 ,专横跋扈 ;她们依靠的最基本统治力量 ,既非皇族也非外戚 ,而是文武朝臣 ,主要是文臣 ,这也是前述宋代皇后合法听政、守成而治的根源。     

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阻塞 ,手工业的蓬勃发展 ,造船业的迅猛发展 ,指南针的使用和宋王朝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政策 ,种种良好的社会基础使宋代的海外贸易空前兴盛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浅议宋代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

恩格斯指出 :“妇女的解放 ,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 ,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 ,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功夫的时候 ,才有可能。”1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 ,“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模式决定了妇女所做的大多是家务劳动。《说文》载 ,妇者 ,“服也 ,从女持帚洒扫也”,要求妇女出门“必拥蔽其面”2 ,把妇女 :“越闺户预外事”看作是非礼行为。但封建社会后期的宋代与前代相较 ,妇女尤其江南地区的妇女相对较多地投入到社会劳动之中 ,主要是手工业和商业领域 ,成为社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因之其社会地位亦相应地得以提高。一、宋代…     

宋代曝书会及其社会价值发微

夏秋曝晒图书，以去蠹防虫蛀霉变，是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的保护图书的方法。至宋代。由君臣们去馆阁观书逐渐演变为一年一度有组织的“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毕赴”的曝书会，成为图书展览会性质的文化盛会。从一个侧面使我们看到宋代文化形态的绚丽斑斓、丰富多彩，感受到宋代社会浓厚的文化氛围。     

论宋代的“户多丁少”问题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口规律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规律。”北宋虽不如汉唐幅员辽阔,而户口却倍之有余。即使偏安江左的南宋王朝,升平之日户口依然胜过汉唐。 然而,宋人一面喋喋不休地夸耀生齿繁庶,一面又指责“户多丁少”之弊。因此,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户口二中说:“以史传考之,则古今户口之盛,无如崇宁、大观之间,然观当时诸人所言,则版籍殊欠核实,所纪似难凭,览者详之”。的确,宋代户籍人口问题已引起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但是,有人不承认宋代的“户多”,漠视了“别籍异财”、“诡名子户”等问题的严重性;还有人把 “丁少”误解为“口少”,乃致夸大了人口隐漏的史实。“户多丁少”是在宋代生产力发展、户口激增的前提下出现的一个社会问题,本文试对其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和内容等方面作些探讨,不妥之处,谨候学者们批评指正。     

关于宋代“镇”的几个问题

中国的封建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宋代,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像一股急流不断地冲刷着封建自然经济的堤坝,虽还不能冲垮堤坝创造新的社会形态,但无疑已给宋代社会带来了新的因素,促使我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迅速向前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乡村新兴的小市场“镇”、“市”的蓬勃兴起。对此,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就已接连发表文章加以论述。1982年10月举行的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上,戴静华和李春棠两同志又提供了新的研究成果,论述了宋代乡村小市场镇、市的各方面问题,对于深入探讨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很有裨益。本文就宋代“镇”的几个问题,继续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