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或妥协?——19世纪英国“新女性”形象塑造的困境

在19世纪末的英国，父权社会导致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凝视下塑造的。为了反抗这种符合男性利益的、单一的形象塑造，“新女性”应运而生。该形象中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与不一致性：一方面，她们思想自由、独立自主，对婚育兴趣不大，敢于直白表露情欲并追求权力，对“家庭天使”形象及男性的支配性地位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她们在对情欲、母性职责、权力的疑问中屡陷困境，被迫向父权传统妥协或接受惩罚。“新女性”拒绝男性凝视，却在父权社会中找不准女性定位。因此，这是对女性身份重塑的一次不彻底的尝试，女性如何从父权制中突围依然悬而未决。     

文化英雄与性别叙事——对李连杰电影《霍元甲》的一种女性主义解读

<霍元甲>的经典形象是民族意识和男性话语的历史产物.2007年由李连杰主演的同名电影对这一文化经典的重新演绎,虽然已经意识到以往完全被忽视的女性形象和性别符号,然而在突出呈现文化英雄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同时,仍然落入父权主义和男权话语的历史叙事模式.运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通过深入解读影片中的性别形象内涵,从而揭示出在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中被传统父权话语所遮蔽的性别批评空间.     

原型批评：劳伦斯笔下的女性形象

劳伦斯倾力刻划过众多的女性形象，但本文认为，隐含父权意识形态的“集体无意识”使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显现出男性本位神话中的女性原型：大母亲、悍妇、睡美人。这样的女性形象远离了女性存在的真实本质，折射出作者在虚无缥缈的梦幻中对女人的期待、憎恨和恐惧。     

电影《孤味》:东方家庭的情感伦理反思

电影《孤味》通过一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情感冲突，揭示中西伦理观念碰撞与融合。电影从式微父权入手，塑造父位缺席下的家庭女性群像，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体谅和解，展示了中西伦理对话与和谐共融的可能。在角色塑造上，影片弱化了男性角色，以反传统的母亲形象强调女性主体地位的回归，为女性演绎自我创造一个更广阔的舞台空间。在中西家庭文化不断相互浸润的当下，展现传统“家文化”在现代的传承与重新诠释。     

对“厌女”“被看”的颠覆——电影《金陵十三钗》的解构主义分析

《金陵十三钗》讲述了十三个妓女为保护一群女学生而英勇献身的故事.抛开这些感人的故事情节,人们发现影片背后隐藏了诸多的权利斗争,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斗争尤为激烈.在女性主义理论视角下人们发现男性和女性处于一种“看”与“被看”的模式下,女性被男性控制和规定,而女性却处于沉默的失语中.面对父权统治的社会,男性还将女性虚构成“天使”与“厌女”的类型,一方面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利统治,另一方诱发了女性间的斗争.因此有必要来探讨用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方法来解析这些利益之网的实质,解构“看”与“被看”的模式以及通过对女性特质深入分析来颠覆父权社会虚构出的两种女性的谎言.     

从《威尼斯商人》的女性人物塑造看莎士比亚的女权主义倾向

本文借助女性主义"妇女形象"批评方法分析《威尼斯商人》,发现莎士比亚塑造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女性主义批评家们所批评的男性笔下两个极端类型:好女人,坏女人;相反,他塑造了反传统的、具有现代思想的女性。同男性形象相比,女性处于主动、中心地位而男性则处于被动、服从地位,因而打破了父权中心,解构了父权社会对妇女的界定,指明了莎士比亚的女权主义倾向。     

从“房中天使”到“叛逆者”的擅变——《到灯塔去》女性形象管窥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英国杰出的现代主义作家,同时也是闪亮于由男性主导的英伦文学史中的女性主义先驱.《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作为“房中天使”卑躬屈膝,逆来顺受;而莉丽作为男权社会的“叛逆者”追求独立,特立独行.从传统女性拉姆齐夫人到新女性莉丽的转变是女性在父权社会中重新定位自我,完善女性自我的历史过程,伍尔夫“双性同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完美诠释.因而看似对立的两个女性形象实则相互关联,同体共生.     

和谐之声——解读《新娘·主人·十字架》

挪威作家西格丽德·温塞特的《新娘·主人·十字架》中,女性不再是传统父权文化中男性的附庸、家庭的奴隶,作者在作品中从三个方面呈现了双性和谐的理想态势：其一,以男性为客体,男性气质不再是父权文化下的“硬汉形象”,而是从女性视角去刻画;其二,追求爱情和谐,在爱情中淡化女性贞洁观念,认为两性真诚相爱的爱情是至高无上的,能冲破重重障碍,并获得圆满的结局;其三,追求生活和谐,打破父权文化的禁锢,使男性可以在生活中依附于女性,将二者置于平等的位置,既能各司其职,又不互相干涉。双性和谐是两性解放的最终目的,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     

奥尼尔《奇异的插曲》与《悲悼》中的女性观

在<奇异的插曲>与<悲悼>中,尤金·奥尼尔通过一系列女性形象表达了对充满母性情怀和奉献精神的女性的赞赏,同时就两性关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不满父权社会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但并不主张女性为反抗压迫而凌驾于男性之上,他所期望和欣赏的是和谐的两性关系.奥尼尔虽受父权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以传统的妇女观来评价女性,但他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揭示了女性的生存现状.对女性的不幸境遇充满同情和理解,因此仍属难能可贵.     

试析华语恐怖电影之中的男权意识形态话语——从新《画皮》说起

2008年陈嘉上导演的电影新《画皮》中隐藏着男权意识形态话语的痕迹,既塑造了符合男权意识形态的刻板化女性形象,又巧妙地维护了男权秩序的完满.此外,电影在“看与被看”的装置上将女性贬为客体,从而建立起男性的主体性.     

传统父权制度下的牺牲品——从生态女权主义角度解读海斯特

《红字》是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之一。霍桑在这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这一反叛形象,使其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女权主义者的经典形象之一。霍桑在《红字》中通过海斯特.白兰这一女主人公向读者展示了17世纪父权制度下自然与男性、自然与女性、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以表达自己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海斯特与自然一样,同样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都是父权制度下的牺牲品。     

从反叛到皈依——《远离尘嚣》中拨示巴形象解析

从女性主义角度对《远离尘嚣》进行解读发现,哈代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超越了父权传统,说明他对女性怀有深切的关怀与同情,但同时他也无法彻底摆脱父权意识的束缚,其笔下的女性形象依然渗透着男性的主观意识和偏见。这是女主人公反叛失败的根本原因。     

打破刻板：电影《刀马旦》中女性形象分析

一直以来,独特的女性形象在徐克的电影中都是一道不可忽视的风景。徐克从不把自己电影中的女性往传统妇德典范的标准来塑造,这也是徐克区别于其他男性导演之处。其导演的《刀马旦》作为一部“三个女人共演的一出戏”在当年充斥着“阳刚美学”氛围的香港影坛并不被看好。而最终在影片呈现出的三个女性形象,却是颠覆了电影银幕上女性只是作为“花瓶”存在的刻板印象。     

对影视剧中母女“共生”关系的审视

从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母女之间亲密的“共生”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特指,并具有深度的人性和文化内涵。“共生”导致女性在潜意识中对母亲的依赖以及个体逃离这种关系的艰难;而母亲形象由于受到几千年父权文化的建构,具有了双重的属性,在父权体制中起着辅助性的功能。让母亲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让女儿从母亲的庇护下解放出来并获得个体和精神的真正独立,是影视作品女性意识建设的新课题。母女形象;“共生”关系;父权;建构;女性意识     

无法解脱的困境--从女性主义角度解析《无名的裘德》

小说<无名的裘德>中的淑是维多利亚时期新女性形象的典范.哈代对淑反对父权制的刻画显示了他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但同时小说中男性观察视角和以男性为中心的叙述模式证明他也具有传统的父权思想.女性主义意识和父权思想共存是哈代对女性的矛盾态度的根源,因此他和他笔下的淑都注定无法从困境中解脱.     

古希腊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文化阐释

西方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作为历史符号的海伦;"家庭天使"型的珀涅罗珀;还有"悍妇"型的美狄亚。她们都是欧洲社会进入父权时代之后父权制度下的产物。对古希腊文学中的三种类型女性加以比较,可以看出现实生活中男性对女性的希冀、评价与控制,折射男性心目中的女性价值尺度。     

论《阴道独白》中的女性身体政治

美国剧作家伊芙·恩斯勒的《阴道独白》揭示了女性遭遇的身体政治。文章借助米歇尔·福柯的身体政治理论,分析了女性眼中的阴道形象及女性在两性性关系中的客体地位,剖析了剧中女性对阴道社会文化禁忌的挑战,探析女性身体政治意识的觉醒及其对父权压迫的反抗。指出在父权文化下,女性应敢于拒绝男性话语对女性身体甚至女性自身的塑造与定义,重建主体身份与自我意识。     

“男性神话”的解构与“理想男性”的建构——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关于男性想象的两种方式

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存在着两种对于男性形象的想象:即对“男性神话”的解构与对“理想男性”的建构.这些具有正面或负面价值的男性形象隐晦地投射了女性的“匮乏”、“恐惧”与“欲求”等内在生命真实,曲折地表达着女性对于性别自我的确认、反思与期待.     

“五四”的回声与询唤的“主体”:陈凯歌电影中的女性困境

陈凯歌在其作品中展现了丰富多变的女性形象,描绘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体发展脉络。陈凯歌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展示了争取自由的女性形象,呼应的是"五四"传统。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女性的崛起,女性主义批判让寄生在传统价值观中的父权土崩瓦解。但旧文化下的性别秩序内核——父权又迅速与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结合,在新的环境下将女性询唤为为其服务的"主体",消解了女性一度争取的自由空间,带来了女性发展的新困境。     

冲破性别的樊笼——析电影《女人们的谈话》改编策略

加拿大青年女性导演萨拉·波莉的电影作品《女人们的谈话》改编自亚姆·托斯的同名小说，自2022年12月底在欧美上映后，荣获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改编剧本奖。该片在忠于原著精神的基础上凭借纪实性谈话场、诗意镜头语言、碎片化意象空间、叙事视角的转变等改编策略，向观众塑造了长期被父权压制、遭遇性侵后的殖民地女性群像。传统电影荧屏中的女性是为了满足和强化以父权意识形态为主导地位的电影市场，因而其所呈现的皆为父权审美欲望驱使下脸谱化的典型女性形象，而该片打破了传统关于性别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刻板思维，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解读女性的身份地位，对摆脱激进极端女权的社会窘境现象具有积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