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财产权相关问题的哲学思考——基于马克思私有财产的概念

马克思语境下的私有财产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用于生产过程追求价值增值,导致对人的奴役和剥削的生产资料.马克思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辩证、科学地分析了私有财产的历史存在权和历史暂时性.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私有财产概念的考察,对我国目前学术界关于财产权在宪法中的位置、财产权在宪法中的含义、财产权在宪法中的保护以及财产权在宪法中的限制等问题进行了反思.     

宪法财产权与国家义务

财产权的保障并非只有消极等待宪法,但宪法财产权规范并非可有可无。民法和宪法都有保障财产权的制度,但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宪法财产权规范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国家的积极和消极义务,首先是立法机关的义务,即立法作为与立法不作为的义务。宪法财产权规范的确立对立法而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法律意义。     

私有财产权入宪的法学意义

2004年修宪在宪法总纲中确立了私有财产的宪法地位,扩大了私有财产的范围,建立了私有财产征收征用补偿的制度,此举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和巨大的宪政价值。本文以私有财产权的法学意义阐释为切入点,探索财产权入宪的深层次动因和价值蕴涵,解析财产权入宪的规范意义,从而为构建我国完整意义上的财产权保障机制提供理论上的解说。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私有财产权成长模式研究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私有财产权生长模式主要得益于农民的伟大创造,具体体现在包干到户、乡镇企业、兴办小城镇和进城务工等方面。农民的伟大创造和实践,不但开辟了农民生存与发展的新天地,而且开辟了中国繁荣富强的新境界。     

法人财产权与信托财产权的比较研究

法人财产权与信托财产权是不同制度下的权利范畴,各具特色.通过对两者的渊源、性质、功能的分析和比较,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异,以期能对完善我国的法人制度与信托制度有所参考.     

物权概念的再探讨

文章认为物权是指公民、法人依法享有的直接支配特定物并对抗第三人的财产权利。物权具有双重特性 :支配性和对世性。我国当前的民事立法应当采纳物权的概念 ,应当制定一部系统、完整的物权法而不是财产权法。其在内容上与十九、二十世纪的物权都应当有较大的区别 ,更不能将其与罗马法、中世纪的财产法相提并论。同时文章对采纳物权的概念是否会导致“见物不见人”的状况产生、采纳物权概念的必要性、能否借鉴英美法的经验、物权法是否有必要规范无形财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私有财产法律保护问题探微

私有财产权主要是指个人、组织在占有财产上的一系列可以用来对抗政府对自己的私有财产行使专横权力的自由。本文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私有财产制度是任何性质法律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之一,我国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然而现行法律,特别是行政法律规范对私有财产保护极不完善,必须转变观念,树立财产平等保护的价值理念,完善法律体系,为财产的平等保护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规则。     

私有财产权的人权底蕴--论私有财产权的性质与意义

财产权可分为私有财产权和公共财产权。私有财产权是人作为人的一种权利，是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的必然延伸，也是它们的一种保证。私有财产权作为人权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增量财产权:经济法的核心权利

蒲鲁东曾尝试依据财产权功能的不同将其划分为"拥有的权利"和"增长的权利"两大类型,此后,又有学者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基于此脉络,可以将财产权划分为"增量财产权"和"存量财产权"两大类型。相对于存量财产权,增量财产权是近现代经济社会才独立出来的一种新型财产权,是经济法中的核心权利,它与存量财产权之间在性质特征、运行规律、人权属性和价值追求上都是不同的。确立增量财产权为经济法的核心权利,有利于对传统经济法理论进行改造和重构,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洛克财产思想简评

洛克认为在一个和平、自由、人人平等的自然状态下,一切物品都为全人类共同所有,正是劳动的因素导致了财产由“公有”转化为“私有”。同时基于其天赋权利的学说,洛克倡导一种权利本位,从而成为财产个人主义、所有权绝对思想的基石;其劳动价值学说更是为财产权找到了合法性基础。洛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对后世在建构财产权理论基础、解释传统财产权的合理性方面依旧具有重大的价值。研究洛克的财产思想对理解其整个政治学说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财产权与政治文明

财产权与政治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私有制曾经是推动政治文明前进的动力,由此产生了国家;财产权与近代民主和自由主义传统共生演进,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财产权入宪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产权的概念及其法治逻辑

现代以降,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保护法律体系面临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确立公共财产权的概念。公共财产权是政府基于其公共性特质取得、用益和处分私人财产的权力,包括对私人财产征税、处罚、国有化等非对价性给付,征收土地房屋、收费、发行公债等对价性给付,以及支配这些财产的权力。公共财产权是一种应受控制的公权力,其在脱胎于行政权的财政权的基础上形成,但更注重公共财产取得的正当性及分配的正义性;从调整原则上讲,公共财产权的控制体现为公共财产的取得、用益和处分应严格遵循法定主义,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纳税人的整体利益;从制度措施上讲,需要按照法源明确、程序正当和争讼便利的原则推动公共财产权规则体系建构,并注重面向民生的公共性立场。建构于公共财产权概念之上的公共财产法,是经由私人财产转化而成的公共财产的正当化及其运行规则,是现代财税法的核心范畴,是国家财政治理的基础性法治规范。     

从不完整财产权到完整财产权的诠释:在归属和流转之间

财产权的嬗变既夹杂着“从身份到契约”的逐步过渡,又包含了“从契约到身份”的部分回归。在古今中外的财产治理命题中存在诸多形态的财产概念,由此产生了何谓完整财产权的学理追问。通过对不完整财产权规则演变的梳理,可以有效洞见不完整财产权的基本样貌。总体而言,财产权规则的跃迁轨迹并未脱离利益保护的基本框架,也并未颠覆人与人之间交互的利益关系。不完整财产权之间虽然内容有别、规则有异,但无论是权利归属的演变,抑或是公法义务的消长,都无法跳脱出完整财产权的三个维度,即静态归属、动态流转和利益衡平。静态归属之维包含着对归属利益格局的维护,体现着对应然利益的确认;动态流转之维呈现为对流转利益的保障,划定着现实交易的利益边界;利益衡平之维囊括了对未来利益的期许和限制,意味着对财产利益的索取当有据可依。     

论宪法限制财产权的两种形式

各国宪法对财产权都予以限制.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没有对这种限制予以分类,从而也就不能科学认识不同类型的限制应当具备不同的正当性基础,分别对应了不同的法律救济手段,更没有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辩证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这一角度分析不同限制形式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宪法限制财产权的形式划分为两种,论述了它们的特征、区别和联系,简要阐述了这种划分对于我国法学理论发展和依法治国实践的重大意义.     

论我国婚姻法律制度设计的难点

婚姻法①的特点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均会因法律对权利义务的设定不同而有所不同.本文主要从我国婚姻法的权利设定这一角度出发,研究了我国婚姻法律制度设计中的难点,同时,阐明了我国婚姻家庭法律部门独立美元民法部门的理由.     

论著作财产使用权

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明文规定:著作权的内容主要包括财产权和人身权两大部分.根据著作财产权的支配效力,又可以将其划分为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三大权能.但使用权又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权能,而是涵盖众多子类的一个权能集合.这些权能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门别类,使之逻辑缜密、结构合理,共同构筑著作财产使用权的严密整体.     

美国财产法理论的历史基础

美国财产法理论的历史基础主要是建立在洛克的个人自然财产权理论及布莱克斯通的个人绝对财产权观念之上的。洛克在遵循西方自然法理论传统上提出的个人自然财产权理论及劳动价值与征服理论在那个时代占居统治地位。而布莱克斯通在继承洛克个人自然财产权理论的基础上具体发展出的个人绝对财产权观念与“独有的和专断的支配权”主张则是那个时代的一贯特征。他们的个人自然财产权理论和绝对财产权观念作为18世纪美国财产法的理论来源和中心特点,直接培植了美国财产法个人自然权利理论的历史基础。但在美国,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一元化的,其财产法理论基础中同时也包含了强调财产权社会性的古典共和思想。     

康德对财产权和国家的证明

在康德的政治哲学中 ,对财产权的辩护是其核心的内容。在康德看来 ,财产权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完全得到满足 ,财产权和国家之间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关系。本文对康德政治哲学的这一基本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阐发     

信托财产权的法理学研究

信托是一种财产关系,以财产为中心,以财产权为具体内容。信托整个的精髓就在于它移转并分割所有权的设计。深入分析信托财产权产生的原因、存在的基础和信托财产权构造的哲学基础和经济基础等,有助于我们理解信托特定的财产权利关系。     

财产权、自由与人格权--对民法典制定的启示

财产权、自由和人格权是有内在的联系的.自由可分为政治国家上的自由与市民社会的自由,但无论是哪种自由,财产权都是其存在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自由是人格的核心内容.人格权中的很多具体人格权,实际就是以自由为内容的.一般人格权其实就是自由权在民法上的扩张.就人格权的实质和发展历史来看,人格就是人的法律地位,这种地位的核心要素是自由.一个重要的推论是,财产与人格是通过自由这一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民法是关于自由的法,是自治的法.考察一下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关系,财产权与自由的关系,我们将会发现,将人法与财产法置于民法典中的位置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民法典的制定,应当考虑一些更加重要的问题,如法典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民法与宪法和行政法的关系,以及对民事习惯的调查与整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