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李大钊关系管窥

民国元二间,尚在就学时代的李大钊,即在其撰述中对孙中山的历史作用及将临时大总统"让袁"一事有过实事求是的评论。李大钊与孙中山都极为重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后续进展,李氏还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22年9月至1925年3月间,为促成国共合作,李大钊与孙中山多有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年底,孙中山在日本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早在5年前,李大钊亦曾表述过对日本人所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的看法,但两人观点并不一致。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撰长联挽之,表达敬意。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再认识

本文在盛邦和教授《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大亚洲主义》一文的启发下 ,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进行比较 ,认为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早期的“亚洲联盟”论和“中日连携”思想 ,以及由此演绎出的文化亚洲观基本近似 ,但对日本大亚洲主义最后异化为侵略主义理论则是排斥的。孙中山既是一个爱国者 ,又是一个世界和平主义者     

试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

<正> 《大亚洲主义》是1924年孙中山最后一次到日本的重要演讲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汪精卫对此曾进行歪曲、纂改、使人们对其产生误解,以为他的大亚洲主义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幻想,或是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联盟.本文拟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提出的背景及目的进行剖析,辨明它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汪精卫大亚洲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将是有益的.     

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

文章分析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产生的外因、内因及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五个方面总结和论述了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揭示了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及其发展演变的历程,文章指出,孙中山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把联合亚洲国家抵御欧美列强侵略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发展为联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反对压迫者的战争理论,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

走出“亚细亚”———亚细亚生产方式毕竟属于农业生产方式,与当代工商文明存在本质区别。当今倾力于改革开放,文明进步,建立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势必克服旧生产方式的“孤立性”、“封闭性”与“停滞性”,势必对中国本有的封闭旧习、宗法制度、自然经济给予必要批判。回归“亚细亚”———尊重亚洲的历史特点,关切中国的现实国情,理性地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亚洲社会“基因潜质”的客观与历史的存在,深切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今中国发展模式的关系,据此走通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     

辛亥革命时期北一辉的亚细亚主义及其演变

北一辉与辛亥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先于1906年进入＂革命评论社＂,同时与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人结交。其政治活动的重点随之逐渐由＂国内改造＂转移到支援中国革命上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作为宋教仁的助手,同时作为＂黑龙会＂的观察员赶赴中国,支援革命党的活动。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之中,他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发生了异变,与其思想中由来已久的缺陷相互呼应,通过1915—1916年的《支那革命外史》一书具体展现了出来。可以说,辛亥革命以后,北一辉的思想从＂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抛弃了亚细亚主义的本义,开始呈现出东洋霸权主义的思想特征。     

李大钊著译目录编年校补(二)

一九一九年《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国民杂志》第1卷第2号 1919年1月1日按:《试编》未著录。《张传》误“1月1日”为“2月10日”。《选集》误“1月1日”为“2月1日”。《系年》称“1月1日”为“元旦出版”。《新纪元》未署名《每周评论》第3号 1919年1月     

孙中山和大亚洲主义

“大亚洲主义”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日本社会上风行一时的思潮,在亚洲各国也引起过一些反响。在中国,康有为最早在1898年11月就曾致函近卫笃麿,称颂“贵邦诸君子,仗义赴难,天下所闻”,期望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者能够“急辅车之难,拯东方之局”,帮助自己一党重返清廷政坛。其后,清廷大员王文韶、瞿鸿禨、刘坤一等也都对近卫等人“倡兴亚之会,维持全局”的“不朽之业”多所称赞。以为大亚洲主义是日本各界“关垂敝国”,     

也谈走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误区

"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争由来已久,成为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一柱公案.本文以该论述的经典文本表述为依据,从两大区分(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区分以及"亚洲式的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区分)入手,并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归为第一大社会形态;通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作静态和动态的考查.得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全都属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三种生产方式不存在依次更替的关系,资产阶级经济是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经济形式解体的可能性结果.     

胡适和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新文化运动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战之一,对胡适与李大钊在此次论战中的研究也都侧重于谈他们的分歧。现在看来是有失偏颇的。其实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本文主要探讨胡适与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并力求对之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     

李大钊对儒家理想社会观的继承与创新

儒家理想社会观与共产主义虽有极大不同,但也有某些相通之处。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李大钊对儒家理想社会观加以继承与创新,把“大同”思想发展为共产主义理想,把“仁爱”思想发展为社会主义道德,把“民本”思想发展为无产阶级民主,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大同主义、仁爱主义与民本主义是李大钊从传统文化走向共产主义的三大思想桥梁,而且每一桥梁之中都有几个中间环节或发展阶梯。它们是儒家理想社会观走向民主主义的转变形态,并由此再转变为共产主义。     

《女神》与《青春》:重铸现代国魂的共同追求--郭沫若与李大钊探索救国之路的一段精神联系

郭沫若与李大钊在探索救国之路过程中,曾有一段心神相通、旗鼓相应的密切联系.在清末立宪运动中,他们作为天津和四川的学生领袖,曾共同为重建现代国体而发动罢课与请愿斗争.1913年冬赴日留学后,李大钊以论文《青春》、郭沫若以新诗《女神》又为再造中华和重铸国魂而发出共同的爱国主义心声.《女神》是李大钊青春思想的诗化;《青春》是郭沫若理想国家的象征女神的理性化身.     

长城与中国文化地理

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个朝代兴筑的长城,都具有区分文化地理的意义,即将农业为主的文化与游牧为主的文化人为地割裂开来。农业民族建立的政权这样做了,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同样也有这样的举措。而且还出现了“塘泊”、“金界壕”等不同特色的长城。随着长城的南移和北移,中国的文化地理也相应地出现了变化,各种文化的交流也呈现南来北往的反复过程。中国古代民族融合过程中各种独特的现象的出现也与这种文化地理的变迁有关。     

“北李南陈，两大星辰”之说源于何处

"北李南陈,两大星辰"之说表明李大钊、陈独秀五四时期在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心中的巨大影响和重要地位;"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则表明陈、李两位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巨大作用."南陈北李"一说为人们所熟知,而"北李南陈"一说则鲜为人知,究竟源于何处,黄仲苏的回忆录对此作了回答.该说还表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功劳和贡献并不比李大钊少,对其评价也不应比李大钊低.     

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及其现代价值——以石门心学和浙东学派为中心

日本江户时代的"石门心学"与中国宋代浙东学派的商品经济观,共同具有典型的近世特征,也都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等诸多差异,在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二者所发挥的作用也大有不同。对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进行系统性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弥补世界经济学说史迄今大抵无东亚等缺憾,而且可以提供观察传统经济观之现代价值的一个新视角。     

全球化与共生的思想

全球化在“统合与分裂”中进行,“支配与共生”成为当今的时代课题。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亚洲过程中,日本同时扮演帝国主义和原住民两种角色。当代日本在建构东亚共同体中,要以世界市民的观点,追求“普遍性”文明中的共生,参与全球文明的建构。     

赵长城古今考辨

战国时期,处于四战之地的赵国为抵御南方的魏国及北方胡人的进攻,分别在其南部和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此即人们所说的赵国南长城、北长城。文章对赵国两道长城修筑的时间、原因、方位及现状作了考证,并对赵国北长城与当时燕、秦两国的长城,相继的秦始皇长城及今所见的明长城的关系作了辨析。     

《新唐书》的“四夷传”与唐代的民族史志研究

唐王朝是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帝国,唐王朝不但能够很好地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还能够与海外的民族或者民族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正是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新唐书》以超过以往正史的丰富内容以及庞大的文献体量,记载了所有唐朝直接统治、间接管理的民族,以及唐朝人目光所及的海外民族,以民族史志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具有世界意义的民族发展画卷。     

人的本质力量的颂歌——黎族织锦人纹图案“大将军”解读

本文论述黎族织锦＂大将军＂人纹图案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客观化,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认,又是人的本质量的艺术化,具有审美意义和观赏价值,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和情致的激励。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下)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