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体倒挂”新探

在社会劳动报酬分配问题上,我国存在着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横向看世界,除原苏联、东欧国家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脑体正挂”,即脑力劳动者的报酬高出体力劳动者若干倍。纵向看历史,解放前我国脑力劳动者的报酬高于体力劳动者若干倍。“脑体倒挂”是解放后“左”的路线统治中国的后遗症。虽经拨乱反正,这个问题仍未解决。人才为治国之本,我国又急需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可是,由于长期存在严重的“脑体倒挂”,致使许多人才外流、早逝、改行、搞第二职业。这使得本来就稀缺的专门人才更为奇缺。远虑看未来,人才流失使中国的教育、科研事业将难以为继,严重地影响着四化大业的实现。国家应把有限的财力合理地用到教育、科研事业建设上,尽快地解决“脑体倒挂”问题。     

社会科学产品值多少钱?

２０年前就听到大学老师说搞社会科学是干不出大名堂的，然后举例说明。我理解他所说的大名堂也许着重强调这类职业在满足个人需求的能力方面比自然科学工作者弱一些，说白了，就是挣钱少。但那时搞自然科学的人也不平衡，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叫做“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全社会普遍存在的所谓“脑体倒挂”。１０年前读研究生时导师也持这种观点，他说社会科学干不出大名堂理由有二：一是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工作受很多因素制约，不容易出大家；二是致富能力低，出不了万元户。由于没有职业体验，老师们的话没有留下太深…     

评“史学无用论”──兼谈史学的社会功能

评“史学无用论”──兼谈史学的社会功能肖宏发自从１９８４年史学界刮起“史学危机”之风以来，“史学无用论”与“学史无用论”的存在至今已十年有余。先是经济改革造成严重的脑体倒挂，出现知识贬值和读书无用论。史学研究过去，与现实相去太远，被“誉”为老古董，其...     

“把”字句补语的语义指向

“把”字句历来是汉语研究的重点，也是汉语研究的难点。所谓重点，就是“把”字句在汉语中使用的频率特别高。笔者统计了四千多个动补宾句式，其中“把”字句就有五百多个，占百分之十二左右；所谓难点，就是关于“把”字句的内部结构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一般对“把”字结构的认识是表示主语对宾语的处置和影响。这样的理论认识并不能说明“把”字句的全部。一方面“把”后的成分并不一定都是动词的宾语提前，例：“犹大则惊慌地把手按住钱袋。”“这件事真把我急死了。”“我们把房间摆满了书。”这几个句子里“把”后的“手、我、房间…     

如何理解马克思提出的“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

如何理解马克思提出的“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邱德生如何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提出了“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这一概念。所谓“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     

中国哲学史上的“行”和“实践”

知行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命题。然而中国哲学史上的“行”或“实践”范畴自有其独特的含义，不可不加以辨析。中国古代唯心主义者讲的“行”和“实践”，要么是指根本没有超出主观认识范围的纯粹观念的活动，要么是指为了实现某种先验的理性原则或道德原则的活动。“行”作为哲学认识论范畴是由孔丘首次提出来的。他从“天命论”出发，一方面主张“生而知之”，轻视实践，另一方面又讲学而知之，表现了重视学和行的倾向。他所谓的“行”主要是道德修养活动，即要求把“忠”、“孝”、“仁”、“义”等道德原则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他对…     

论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重构和完善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学者们提出了所谓“趋同论”和“特色论”等不同主张。这些主张的差异，一方面渊源于它们所受到的不同哲学社会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其观察问题的侧重面不同所致。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复杂性和国际私法特殊性的认识，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坚持“两点论”，既要具有中国特色，又要借鉴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两者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应有所偏颇。     

“得之于内”:司马相如辞赋创作构思论

司马相如一方面强调了赋的审美表达的丰富性,强调辞采的华丽和音韵的和谐,一方面强调赋的审美创作构思“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的“自得”性。所谓“得之于内”,从司马相如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并结合其创作实践来审视,即在他看来,辞赋创作既要深思熟虑,又要自然兴发,乘兴随兴,自得自在;要自得于心,即自己要有心得体会,要有独到的感悟,要自娱自乐,自言自道,即所谓“夫子自道”,自得其乐。     

明代白莲教与漠北边事

一般认为，中国社会中的所谓“制度性宗教”，自宋以后．便失去了往日之辉煌，而渐渐地步人了“衰微”之途。但是，此种“衰微”仅仅是其不断社会化之表像而已，其直接结果，便是众多之“新兴宗教”的产生。这些“新兴宗教”，大多采取秘密和半公开的形式，而受到朝廷和“正统宗教”之打压和排斥，始终都未能取得合法之地位。其原因一方面是其为某些反叛组织所利用而被朝廷屡屡禁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被“正统宗教”视为“异端”而加以沮咒和排斥，白莲教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宗教。     

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研究引论(一)》

用一套新的理论没想或者说概念系统从整体上“照亮”《故事新编规文本世界，必须进行这些“亮点”的选择。这有两个方面的思维预设一直在提醒着我。一方面，这些“亮点”必须是从文本自身中生发出来的。另一方面，这些“亮点”不能如星光点点，而是必须能建构起或者说能贯穿起一个相互联系又不断扩展与深化的概念系统。这种对“亮点”的选择和建构过程，就是对自己研究路线的设计过程。波兰哲学家首加党把文学作品分成四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声音，第二层面是意义，第三个层面是“观点”，最后一个层面即所谓“形而上学”的层面。首加登的这种…     

闻一多“效率”与“价值”相统一的文艺批评观的演变和形成

闻一多在一九四三年发表了《诗与批评》一文,明确地提出“效率”与“价值”相统一的文艺批评观。所谓“效率”,即艺术效果,着重文艺的美感享受、语言魅力等;所谓“价值”,即指文艺的认识、教育功能,宣传作用等。闻一多一方面批评苏联的某些作品“只是宣传品而不是诗”;另一方面又批评中国当时的文艺现状“一般都只讲求效率,而忽视了价值”。他大声疾呼,“诗是社会的产物,若不是于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他的。”认为单独的价值论或是     

重读“五四”

本文通过对“五四”的重读，就几个有关“五四”的敏感话题发表了看法，对以下观点作了详尽的分析：所谓“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所谓“五四”在文化上的“欧化”倾向严重丧失了“民族主义”的立场；所谓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文化失范、价值无序、道德失落等问题是由于“五四”对传统道德的批判过了头；所谓“五四”在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关怀方面有所缺失。文章认为，随意抹杀“五四”的历史功绩是一种轻率的、不严肃的态度。如果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将“五四”摆到本世纪文化发展的特殊语境中考察，我们就能看到，本世纪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五四”的开创之功，“五四”所提出的许多文化命题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审美自觉三题

对文学审美艺术价值的探求,经历了一个审美自觉的过程。浪漫主义被认为是开始探求文学审美价值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出现代表了从“理性”到“感性”的审美价值转向,它所倡扬的核心审美范畴便是主体的“感性”和“情感”;现代唯美主义对文学艺术价值的探寻则被表达为“为艺术而艺术”,它所追求的便是所谓的“纯艺术”;现代学院批评则提出了“文学性”这一概念,“文学性”研究一方面是唯美主义价值理念的延伸,另一方面也是对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反思。     

庚子、辛丑之际的“惩凶”问题探析

在庚子、辛丑年间的《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对所谓的“祸首”进行惩处,原本是先前处理教案思维的延续,但一度成为双方正式谈判的先决条件,阻碍了议和的顺利进行。“惩凶”的结果,一方面使清政府威信扫地,列强则达到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打击了清政府中最顽固保守的势力,为“新政”扫清了道路。     

老子哲学思想漫谈

老子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创立的“道家哲学”在中外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老子的哲学思想，内容庞杂，头绪繁多。笔者以为若仅就其基本理论而言，大可用：“模糊的本体说；深刻而独到的辩证法；消极的认识论”概括之。对此，笔者略作阐述。所谓“模糊的本体说”，在于老子提出的本体——“迢”本身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月万物之本”的“道”与“道法自然”的“道”难于统一在《道德经冲，老子一方面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天地万物都是“道”所犯生的。“道”是天地万物之宗，是天地…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     

文化“台独”背景下的台湾的“国语”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岛内“台独”势力日益猖獗，他们一方面重新“诠释”了台湾区域文化，声称“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台湾拥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另一方面企图把中国文化与荷兰、日本等殖民文化，福建闽南、客家及台湾高山族等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等同并列起来，削弱、贬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把中国的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及在与其他国家交流交往中相互间吸收的某些文化内涵，人为地拔高、扩大“台湾本土文化”等同为主体文化，以此来拼凑所谓的“台湾文化是在台湾产生的文化，是台湾人共享的文化”，“台湾本土文化是属于所有台湾人的文化”。     

艺术创造中的思维进程

所谓艺术创造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艺术家的创造,另外一方面是指欣赏者的欣赏再创造。在艺术创造过程中,思维的整个进程始终伴随着有形的“象”,同时这个“象”又是随着思维活动一直在变化着的。可以将艺术创造中的思维进程表述为:表象→意象→意境→艺术形象(表象)→意象→意境→艺术形象的不断循环过程。     

汤显祖与唐代文学

汤显祖之所以能写出《牡丹亭》）这部不朽杰作，除了其他因素外，还与他受唐代文学的影响有关。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情”、“奇”、“神”、“丽”四个方面。所谓“情”，是指唐代文学重视抒发真情；所谓“奇”、“神”，是指唐传奇重视情节构思的新奇、重视人物刻画的传神；所谓“丽”，是指唐诗特别是晚唐七言律绝重视语言的工致婉丽。汤显祖对唐代文学极为熟悉和喜爱，他写作《牡丹亭》时有意在以上四个方面继承借鉴唐代文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抗战初期陶德曼“调停”之始末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迅速灭亡中国的威胁和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进行抵御，并通过外交途径以局部的退让，谋取就地解决；另一方面对列强各国寄予了很大希望，幻想他们出面制止日本侵华。蒋介石先后接见了英、美、德、法、意等国驻华使节，要求各国“主持公道”，特别指出“美国向来主张和平与人道主义”，“现在局势只有各关系国尤其美、英二国之合作，可挽危机”①。然而，此时美、英政府仍然继续执行其所谓“不干涉”政策。在此形式下，南京国民政府于9月13日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