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方与中央之关系问题研究

有宋一代,各级地方官员的任命权始终被中央牢牢掌握.地方官员的升迁荣辱,甚至生杀大权都在中央的管理掌控之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宋代大为加强."足上供"、顺从中央.成为处理地方官府与中央关系最主要的宗旨.上好下甚,在这一关系的作用下,中央一些错误政令,在地方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由于利益的左右,宋代地方对中央也有奉行不虔甚至欺瞒,这造成了中央政令在地方的不畅通.此外,少数有节气的地方官,为了正义和公理,也会违抗中央的错误指令,但往往会为此付出代价.地方与中央复杂多变的关系,成为地方政府行政的风向标.     

关于宋代货币私铸的几个问题

私铸是宋代货币经济领域一个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货币私铸的产生,固然受利益的驱动所致,但封建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误,也是造成民间私铸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参与私铸的人员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不仅有普通百姓和铸工,也有官员和地方豪强,并且多以团伙的形式出现.私铸者往往掌握较熟练的铸钱技术,选择在深山僻谷和大江大湖之上,或者直接在官冶附近铸造,使官府防不胜防.他们利用从国家矿冶中偷采来的铜料,或销毁铜钱、铜器,将所得之铜作为部分原料,再混以铅锡等杂质加以铸造,因此质量低劣.私铸的盛行,使流通中劣钱泛滥,造成了货币贬值和社会经济混乱.     

东汉时期水利工程的修建及特点

东汉中央政权对水利工程的修建主要体现在大型水利工程的治理方面,但数量不多,同时,更关注对水利工程的管理,因为考绩制度的要求、农作技术的发展,地方官员对水利工程的修建十分重视。这类水利工程多是由旧有工程改造而来,并多集中在东汉前期。民间豪强修建的水利工程比较普遍,在规模和功能方面与政府所修建的并不相同,并且他们试图要染指地方公共水利工程。东汉经济形态的转变,豪强势力的逐渐扩张和经营形式的变化,依附关系的发展,以及政局的混乱等均是东汉水利工程格局的成因。     

浅析晚清山西民教争端的起因和处理——以迎神赛会引起的民教冲突为中心

晚清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步伐,基督教也在中国广泛传播起来。西方异质文化基督教在与传统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碰撞中摩擦不断,民教冲突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内陆省份山西基于其特有的传统地方社会环境,民教冲突异常激烈并且特点显著,由迎神赛会所引起的民教争端频繁发生。围绕迎神赛会产生的众多激烈的民教冲突,归根到底是由于非信教平民乃至官绅阶层与教民在文化习俗、经济利益、地方社会组织管理等各方面权益的相侵和冲突。官府对民教争讼的判决结果通常利于教民,这是处于中央和外国势力压力下的官员妥协自保的结果。     

宋代中央监控地方的制度及其影响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阴影下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是一个极为强调中央集权的王朝。在对地方的监控措施上,中央采取了通过控制地方官员,以控制地方的财政、司法和军事大权的策略。有宋一代,中央将大小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抓住,并通过各项监控制度和措施,将地方官员的升迁降黜牢牢掌握。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在宋代大为加强。在此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中央以顺从为主,而这也带来了地方官员治理中一意向上的弊端。     

两宋之际的苏州与地方秩序的恢复——以战乱后地方建设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建炎年间,苏州地区经历了金人的屠戮抢掠以及从破败中重建的过程.苏州在建炎兵燹中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反映了全国局势对地方社会的深刻影响.在地方秩序恢复的过程中,苏州官府主导的重建官衙工程、实施经界法、推行教育和维持科举等活动,说明了地方官员在地方建设中的个人作用;同时,社会势力的作用不容忽视,苏州人口迁入趋势和宗教场所重建过程,使得地方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但限于民间资源不足、政府经济剥削等多种因素,重建过程也遇到不少阻力.从南宋初年的全国形势来看,苏州地区战后建设可以作为地方稳定性的典型反映,并为此后苏州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乡官与明代政治生活

明代乡官作为在野官员是官僚统治集团的一部分。随着明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变迁及官僚集团内在构成的变化,乡官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露,并逐渐成为明代政治生活中一支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明代乡官的政治活动一般集中于地方,在积极地辅佐地方官员治理地方的同时,也表现出把持地方官府、左右地方政府政策的倾向;且明中叶后乡官利用地方官员来对抗中央政权中某些势力的倾向也在增强     

宋代军资库初探

军资库是宋代州一级官府主要的存储日常经费的仓库，是宋代地方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宋代军资库的储藏、支出及管理进行了探讨，有助于对宋代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等问题的研究     

曹操统一北方是法家路线的胜利

东汉末年,由于统治阶级长期信奉孔学,结果是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思想日益抬头。致使豪强兼并,皇权旁落,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酿成了自秦统一后的第一次豪强割据的分裂局面。社会向何处去?是前进,还是倒退?是统一,还是分裂?这个问题严重地摆在各阶级、阶层面前。公元一八四年,张角、张梁首先举起义旗,调动起了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大军,为推翻代表豪强利益的东汉王朝,消除社会前进的阻力,做了尝试。虽然,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在东汉王朝和豪强的高压下很快被镇压下去了,然而,黄巾起义却动摇了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打击了豪强势力。而且,起义农民推翻东汉王朝和消除豪强势力的强烈愿望,在当时社会进步阶级和阶层的人们心里,深深地打上了烙印,激发了他们变革社会的决心。在黄巾起义的推动下,地主阶级内部不安于现状的中小地主中的杰出人物也跃跃欲试。他们积极地从先秦进步法家的武库中寻求思想武器,打击豪强,变革维新,在重新实现统一的斗争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曹操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代表。     

宋代地方水利秩序的构建与传承——以崇阳县白泉陂与乖崖祠为中心

以张詠为代表的宋代崇阳县地方官员,通过修筑陂堰、订立陂约、制定用水制度等水利活动,初步构建了以官方为主导的地方水利秩序。这些地方官员的水利惠政,在宋代以后逐渐被挖掘、强调,宋人祠祀张詠的乖崖祠,亦被后人赋予水利秩序的权力象征意义。因此,乖崖祠的多次重建吸引了官府与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又以官方起主要作用。透过宋代地方官员因水利实践而被神化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象征意义在明中叶的退去,可以窥见宋代以来的地方水利秩序在元明间的承续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