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诠释学境遇及其维度

在引介和传播诠释学的过程中,也引发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联想性反思,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的丰厚资源能否得到开发和利用?如何把西方的诠释学和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思想表达结合起来?能否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诠释系统?这些问题正在引起人们的思考,不同路向和方式的理论建构工作也悄然展开.本文从西方诠释学的发展理路和当代境况入手,分析了中西"诠释"观念和系统的差异,认为中国传统的资源多半只能划归到"前诠释学"的形态,不能和当代诠释学同日而语.且就诠释的资质而言,因与自身传统的疏离化,使得当代的中国哲学在寻求诠释系统的建构时,资源并不显得丰裕.这种困境,加大了面对西方诠释学时有效理解和吸收的难度,使问题的处理变得复杂化.     

孟子经典诠释方法再思考

先秦哲学家孟子在儒家经典诠释实践中,围绕着"言"(文本)、"人"(作者)、"境"(语境)诸关系进行思考,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和"权变"等经典诠释学的方法论原则,与西方诠释学发展历程中先后提出的理解和诠释过程中的"创造过程的倒转"、"对话"、"作者语境还原"和"实践智慧"等理念交相辉映,成为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学的早期萌芽之一.     

文本理解、自我理解与自我塑造

诠释学是一门关于"文本理解"、"自我理解"和"自我塑造"的学问。读者通过文本理解而达到自我理解,使自身获得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在此意义上,自我理解就是诠释学的教化功能、亦即其实践性的体现。文本理解乃是自我塑造的起点,只有尽可能"正确"理解文本,自我塑造才得以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诠释学的探索本身是一项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任务,这一点凸显了诠释学的实践品格。就理解方法论而言,西方诠释学已经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体系,但这还远远不够。今日的诠释学研究不仅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传统以及对传统的反思,同时也包含了对各种异质文化思想资源的消化与接受,从中提炼出我们现代的"德"的共同理念;积极借鉴西方诠释学关于理解方法论的丰富思想资源来反思与梳理我们的诠释经验,以建构中国诠释学。     

"得意忘言"与"语言为存有之居屋"——从不同的语言观看中西诠释学之异同

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存在根本的差别。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强调“言不尽意”,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西方诠释学普遍认为语言是诠释的前提,是“存有之居屋”。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和思路为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应立足自我,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和具体概念、范畴,从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和义理思维中,开出新路。     

解释与理解——浅析中国经典诠释的建构

中国有悠久的解经注经即诠释的传统,但"诠释学"作为概念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传入中国,首先被应用于文学、艺术等领域,进而扩展到哲学领域。近年来,随着国学的发展,"国学热"的出现,关于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文章拟在分析经典诠释的困境以及比较西方认知诠释学与本体诠释学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及其建构。     

什么是“从诠释学的观点看”?

西方诠释学是一个统称,它己分化为旨趣不同的诸诠释学流派,因而也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从诠释学的观点看"。我们所看到的是各种"主义"——如存在论的、唯物主义的、解构主义的、现象学的、神学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诠释学。就思维进路而言,在西方诠释学中可以划分成本体论的与方法论的诠释学。它们的诠释理念每每大异其趣,不可一概而论。若以一种简洁的方式回答什么是"从诠释学的观点看",答案有三:立足于方法论诠释学,"从诠释学的观点看"意指必须客观地理解被诠释对象的原义或原意;自本体论诠释学视之,乃是对存在于意识之中的那个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的重新辨认与反思;从神学诠释学的角度来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道",诠释《圣经》的本身意味着宣示某种不可违背的真理。近年来有学者倡言建构中国诠释学,若能成功,"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又将增添一种乃至多种视角。     

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去发掘中国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合理的方式不应该是重拾"经学",走"经学"重构之路,而应该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即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与"经学"相比较,"经典诠释学"有着很大的不同:(1)在研究对象上,从"经"(狭义)转变为"经典"(广义)诠释;(2)在研究立场上,从"宗经"转变为"尊经";(3)在理解向度上,从"回溯"转变为"延展";(4)在理解方法上,从"还原的方法"拓展到"对话辩证法"。这种不同,也使得"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     

诠释哲学:从狄尔泰到伽达默尔

施莱尔马赫将诠释学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创立了适用于整个精神科学领域的理解学说——一般诠释学,奠定了现代诠释学的基础。自狄尔泰以降,诠释学演化为诠释哲学,经由几代诠释学家努力,诠释哲学已发展成为令人瞩目的世界哲学主要流派之一。但是,这一哲学流派却不是由单一的体系构成的,今天,在诠释哲学的旗帜下汇集了各种形态的诠释学,不仅有历史上曾出现的不同的诠释体系,还包括了当代正激烈论战着的对立的诠释派别。从     

孔子经典诠释学思想发微

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而且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学”理论。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诠释学,也不同于中国“汉学”与“宋学”的诠释学。它不仅回答了被诠释文本的新的意义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还回答了诠释者的新的主体性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即阐明了经典诠释怎样生成道德主体和知识主体。因此,通过揭示“存在者变易”,即作为存在者的主客双方都会在诠释中发生改变的事实,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前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     

文字与解释——训诂学与诠释学比较

中国的训诂学与西方的诠释学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旨在解释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义。由于语言、文字和思维传统上的差别,训诂学与诠释学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尤其是诠释学经过浪漫主义运动发展出了一套相当完备的方法论和本体论体系,而训诂学则一直停留在具体的方法、规则之应用操作上,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但这并不是说,训诂学从根本上没有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思想,事实上,其方法论与本体论已隐含于解释的过程之中。解释所依据的不仅是技术性的规则,它最深层的基础乃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观念”。 本文拟以“文字”形成与进化作为基本线索,探讨中西方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字与解释的关系,旨在阐明汉字的诠释学意义、训诂与诠释学的区别与联系、以及传统训诂学的改革等当代中国理解与解释传统的迫切问题。     

文本概念及其特征:基于哲学诠释学的一种理解

语言、思想与事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存在论的语言结构关系,事物因此可以被语言化为能被理解的存在,人们可以像阅读书籍一样“阅读”事物,理解事物就是解释文本。文本概念遂成为哲学诠释学的中心概念。伽达默尔通过考察文本概念进入现代语言的两种方式,揭示出文本概念的两个内在规定性：以真理为内涵的经典性和意义诠释的无限延展性。文本不是预成物,先于诠释直接给予诠释者。文本在诠释中生成,表现为一种可被带入不同语言并不断被赋予新说的语言意义整体。哲学诠释学的文本概念具有“历史性”“非成品性”和“可读性”三个基本特征,它们揭示语言与被理解物之间的诠释学关联,映现被理解物的存在状况,显明诠释学的普遍性。     

"效果历史"——理解之维的哥白尼革命

"效果历史"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他的诠释学和客观主义诠释学间的分水岭所在。伽达默尔正视了理解作为"效果历史"之实相。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以及同一读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经典所作的不同诠释,佐证了伽达默尔关于理解是"效果历史"事件似的自我理解的历史性判断。伽达默尔关于理解是"效果历史"事件的深刻洞见,开启了一场诠释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论朱熹对经典文本的体验诠释

朱熹在诠解儒家经典文本时所运用的体验诠释方法,既是求得圣人之心的心理诠释,又是基于经验之上的力行践履,是反求诸己的切己体察工夫.朱熹的体验诠释立足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是对"惟本文本意是求"的语言诠释的超越,体现了儒家学说经世致用的特质,也反映了朱熹与西方诠释学家对体验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诠释目的诉求.     

中国哲学诠释方法探讨的多向展开专题研究

主持人语:近20年来,深受西方诠释学影响的中国哲学诠释学研究,在模仿中前行,其中也不无令人兴奋的成果。然而,如何发掘、整理、升华、定位中国哲学本有的诠释观念与方法,仍然是摆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面前的任务之一。本专题即是此问题探讨之尝试。李承贵教授别出心裁地提出"逆转理解"法,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某些范畴、概念或命题的意涵,需要通过"逆转理解"才能准确把握;周可真教授则对"同情     

诠释学:理解与误解

理解与误解并存于诠释活动中.在现代诠释学的三个向度中,由于本体论诠释学将理解本体论化,对于理解与误解之判已无关宏旨.而追寻方法论诠释学之鹄的是正确理解,就必然涉及误解问题,所以,施莱尔马赫又将诠释学规定为"消除误解"的艺术.但是,我们不能将误解视为纯粹的消极因素,从根本上说,只有阐明了误解的性质及其形成的原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被理解对象以及理解主体之本身.     

论“诠释学循环”问题的发展历程

“诠释学循环”问题一直是诠释学的中心议题之一。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它实际上包含了三种关系:一是被理解对象内部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二是被理解对象与其背后的语言文化背景（包括作者本人的语言、风格、特殊精神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三是理解者的先见与理解者的整个理解活动的关系。这三种关系一方面是随着诠释学本身的历史发展而逐次被认识发现的，另一方面它们又促进着诠释学的发展。可以这样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给诠释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宋代经学变古与诠释的心理维度

一 施莱尔马赫曾把诠释学定义为"理解的艺术",他认为理解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而是如同艺术家创作一部艺术作品那样,是一个创造的过程;相对于文本是作者将其意图和思想加以外化的创造过程而言,理解可以说是对栽于作者意图更高的再创造.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他区分了两种解释,一种是"语法的解释",一种是"心理的解释"①.由此,使诠释学从当时的教条与独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心理的诠释"是施莱尔马赫对西方诠释学发展所作的原创性的贡献②.     

诠释方法论意识的觉醒——从新教神学到浪漫主义诠释学

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式,推进了现代诠释学方法论体系的建构,但并未直接催生现代诠释学。其间经历了新教神学诠释学与浪漫主义诠释学两次理论转折。在新教神学那里,科学方法理念与新教神学倡导的文本原则所内含的解经方法论要求相互激荡,萌生了方法论意识的自觉,建构起一种普遍的诠释规则体系;而浪漫主义诠释学逐渐形成的诠释方法论意识之反思,使来自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推动力转化为内在的动力,并基于不同的立场对诠释学的诸要素进行划分和哲理阐发;从不同的角度对诠释学的学科性质、理解与解释的类型及其理论依据做出了深入探索。正是在此基础上,施莱尔马赫才有可能建立作为现代诠释学最初形态的一般诠释学。     

理解、解释与实践

理解与解释的关系问题是诠释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对诠释学从“理解或解释”到“理解与解释”的模式转换过程作了历史性的评析。作者指出,狄尔泰为抵御实证主义的侵袭,建立独立的精神科学,将理解与解释严格对立起来,使之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即:自然——解释,精神——理解。这种观点易于陷入相对主义,为以后的诠释学家所不取。实证主义试图以自然科学来统一理解与解释,而伽达默尔、利科尔等人则着眼于从“对话”、“本文”来统一这两者。作者认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理解与解释的基础乃是人们的交往实践;唯有语言与行为(实践)的相互诠释,才能真正达到理解与解释的统一。     

理论之后?传统之后?——间性视域下西方“新历史(后传统)”主义诠释观批判与反思研究

具体句读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提出"之后",反映在诠释学的认识论维度上,对待"传统或历史"的不同理解态度与评判立场直接分歧了两大批评流派,它们分别呈现为一类以伽达默尔为领军人物,以传统理解与文化认同的"历史性"统一为核心表征形式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思潮;另一类由哈贝马斯创立的以传统反思、意识形态批判为鲜明个性的"实践论"批评诠释学思潮。正是后者开创了一条引向"新历史(后传统)"主义思维范式与"后批评"诠释愿景的广阔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