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性的"伤逝"——《伤逝》的主体交互性解读

《伤逝》常读常新,可以从普遍语用学所关注的意义、体、时、人称等方面重新解读诠释《伤逝》中交往主体的主体交互性。《伤逝》其实描述的是普遍语用学背景下基于主体交互性的对话的“伤逝”。和谐地对话,在对话中正当、平等、真诚地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交往主体间消弭误解、化解危机。人际和谐离不开交往理性。     

从文化还原到“理学”形成——以朱熹《诗经》解为例

理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其中,对《诗经》的诠释构筑了理学形成的重要基石。理学权威朱熹即将自己的“道”学理念渗入到对《诗经》的诠释和解读中。不同于前哲的是,朱熹的诠释是建立在将《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文”之意义之上,在文本还原的基础上解读《诗经》作为经典的主旨及其文化价值,从而在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建构了新理论权威——理学。     

立言与教化——《诗经》诠释的人生意义分析

《诗经》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在《诗经》的诠释过程中，“立言”和誓教化”是《诗经》诠释的重要价值。立言是人生对道德情感生活世界的接受，教化是对社会生活的创造和建构。对“立言”和“教化”的作用和价值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儒学复兴和社会政治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圣人，圣言与圣行：作为一种经学判断的“孔子作《春秋》”

从观念构成及话语运作来重访“孔子作《春秋》”的争议问题,可将这一声明解析为三项话语要素：即作者、文本与书写。在汉代,对《春秋》作者的溯归与形塑,关联着《春秋》文本和书写的定位,三者协同运作,表征着不同的经学立场与判断。在中国经学话语空间中,诠释主体与话语系统是相互生产的,而圣人、经书与书写这样的观念更需要被视为话语系统内部具有自我指涉与交互指涉意义的符号。“孔子作《春秋》”这一经学声明极为典型地体现了话语述行的能量：经学诠释主体通过言语行为的反复实施来构建话语事实,也施行经学实践本身。     

从“道生”与“神说”看中西经典诠释思想之异同

在西方诠释传统中,《圣经》作为一种神圣文本是中世纪诠释学的焦点所在,对神圣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具有代表性意义; 而中国古代《道德经》中的诠释思想则是中国诠释传统的典型。以《圣经》中的“神说”与《道德经》中的“道生”作为两部经典中的核心线索,对比分析两者的相通性和差异性,进而揭示中西经典诠释思想的异同,有助于厘清中西诠释思想不同的发展方向。     

激活清代《论语》诠释的范式意义——《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读后

柳宏教授所著《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一书,通过对清代不同地域学派《论语》诠释路径的挖掘,采用哲理总结与文献考辨相结合的学术史研究方式,试图多角度揭示清代不同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的特点及其学术史价值,有助于充分激活清代《论语》诠释的范式意义。     

例释地名的考证

地名的由来,《地名志》或《地名词典》必须加以诠释。广州和潮州都是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对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名的考证,尤应慎重。 1989年出版的《广州市地名志》是迄今能看到的规模最大的城市地名志,每条地名词条都有详略相宜的诠释,对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地名的由来,都有所交代,并且力求考释不误。但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     

《彖传》诠释对《易经》的哲学突破

《彖传》之所以能在诠释《易经》的过程中实现“哲学突破”,关键在于它创建并运用了新的适当的诠释方法,即诠释卦象以为先导、诠释卦名以定基调、诠释卦辞以明义理、揭示文本隐含诠释空间以引申义理的诠释方法。而《彖传》诠释对《易经》“哲学突破”,主要表现为它立足时代前沿,在诠释过程中建构起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的哲学理论,即“天施地生”论、“顺天应人”论、“与时偕行”论、“刚柔皆应”论。     

论马克思的生产范式对主体间性的新诠释——基于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

在《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一书中,马尔库什认为在诠释主体间性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发展出了一种超个人的主体理论。马克思批判了这种理论,并以生产范式重新诠释了主体间性概念,他把主体间性设定为一种外部的社会客观性。马克思以生产范式诠释主体间性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它首次使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得到说明,并且为人类掌控自己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契机。     

由“隐喻”到“布道”——弗莱的《圣经》修辞诠释理路

弗莱一直因原型批评而受学界瞩目，但同时，弗莱的《圣经》批评实则也是一种《圣经》诠释，甚至是一种“《圣经》诠释学”。弗莱通过分析语言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发现《圣经》所用之修辞实质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布道。其中，隐喻是关联词语结构与其隐喻意义的单元，布道是进行《圣经》写作与解释所用的修辞；隐喻是诠释的“先在结构”，布道是诠释的“解释”活动。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将《圣经》的释义引入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会文化意义双重语境之中，弗莱的“《圣经》诠释学”实则是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进行的《圣经》文化诠释。     

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与刑法保护

《民法典》虽然对虚拟财产进行了规定,但理论上关于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争议依然存在。实质上,虚拟财产的民法规定只具有宣示性意义。即,立法主体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虚拟财产的属性定位问题,依然需要司法主体根据实践需求进行具体认定。从刑法角度看,如何认识虚拟财产,尤其是如何看待电子数据与虚拟财产的关系,对司法适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刑法修正案（七）》中规定非法获取计算机系统信息数据罪之后,关于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定性更是在理论界引起争议。就虚拟财产而言,需要根据其内容进行类型化区分,为司法主体准确认识其属性提供合理判断。当下,还需要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司法解释,或者制发指导性案例,对虚拟财产的刑法意义进行司法诠释,为给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定性提供指引和参考。     

诠释孔孟之道 弘扬民族文化——《〈孟子〉的公理化诠释》序

《〈孟子〉的公理化诠释》是甘筱青教授等人继《〈论语〉的公理化诠释》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这种对孔孟思想的系统性阐释,不仅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于儒学的现代运用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从"性本善"的角度出发探索现代的道德修养方法,促进现代社会的相互信任感,以及用义利观来建立全面辩证的现代利益观等,均有赖于公理化方法所展示的系统的孔孟思想的佐助之功。     

“为政以德”的道德化诠释——马一浮《洪范约义》中的德政关系及意义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马一浮因“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六艺论”思想而受到关注。在“六艺论”的框架下,他在现代社会尝试对儒家传统经典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诠释。《洪范约义》是马一浮讲解《尚书·洪范》的讲稿,也是“六艺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历史上占据主流的《洪范》政治性解释相比,马一浮站在理性化的立场,反对对《洪范》进行神秘化解释,强调“为政以德”“德为政本”。通过对德政关系的探讨,以《洪范》的道德意义统摄单纯的政治性论说,将其视为道德哲学而非政治哲学经典,从根本上扭转了《洪范》的诠释方向。马一浮借助《洪范》的道德性诠释,表达了对西方功利主义政治的尖锐批评,展现出对现代社会中儒家传统经典价值的确信。     

《格萨尔》史诗在北美的跨界传播——以DouglasPenick英译本为例

美国藏学家在《格萨尔》史诗的域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Douglas Penick(道格拉斯·潘尼克)英译本为例,通过分析译本的文体变异与翻译策略,评析译者运用歌剧化编译策略以现代散体诗歌诠释《格萨尔》思想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启示以及该译本对《格萨尔》史诗跨界传播的借鉴意义。     

试论黄榦的《丧服》诠释

作为两宋礼经学创发新义阶段的一部代表性著作，黄榦所著《仪礼经传通解续》虽然不以文字考证为主，但却重新整合了《仪礼·丧服》篇的经《传》《记》礼经话语体系，力求打通“五服”条文之间的服制关联性。作为一部纂集体著作，该书采用纂集重构——以结构为基础的诠释策略，通过新的礼制类目的确立，构筑了《丧服》篇礼文诠释的几大主体内容，即《补服》《丧服变除》《丧服制度》《丧服义》等诠释模块。受南宋时期礼文传播渠道等因素的影响，黄榦编纂《补服》《丧服变除》等部分礼文，依赖的文献主体仍然是以《礼记》一书为主，同时也兼及少数其他经学著作。从小注部分的注释编排情况来看，黄榦的丧服礼文诠释更多呈现出一定的继承性，保留纂辑了大量汉唐注疏及陆德明《音义》的诠释材料，创新性较少。     

论孔颖达的《丧服》制度礼文诠释

唐代以后,《丧服》制度及其礼文诠释进入一个集成式发展阶段,颇具超越前代、重构新局的宏大气概,孔颖达《礼记正义》便极具代表性.考察《曾子问》《丧服小记》诸篇相关诠释可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继承并发展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丧服》学诠释的众多成就,无论是诠释涉略面、诠释理路、诠释体式的选择,还是对此前各家经文诠释纷争见解的选择,都彰显出礼文诠释的独到之处.在《丧服》制度及其礼文的诠释过程中,孔颖达持有自己的诠释出发点和《丧服》制度弘旨观;在疏通申解《丧服》制度礼文及其郑《注》的过程中,他又继承延续并创新性地发展了前人诠释焦点、诠释方法等方面成果,形成一整套独具个性化的诠释理念、诠释方法与诠释特色,对唐代乃至此后《丧服》学的诠释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朱熹《诗经》诠释之“兴起”说浅论

兴起是朱熹诗经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兴起本质上是理解主体与理解客体不断交融的意义生成过程,它作为一种有效的诠释机制和策略,使朱熹的以义理说《诗》合法性成为可能,为其通过《诗经》而更好地阐发理学思想做了基础性的铺垫,在《诗经》汉学向《诗经》宋学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与桥梁作用,其地位不容忽视。     

柏拉图神话诠释思想与《圣经》解经传统的内在关联

诠释学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作为古希腊传统诠释思想的重要代表,通过对神话的诠释形成了神话诠释思想。而中世纪解经学家则是在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圣经》的诠释形成了解经传统。从历史的传承性来看,柏拉图神话诠释思想与《圣经》解经传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揭示这种内在关联,有助于把握诠释学传统的历史渊源及演化方向。     

《左传》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

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这使得经典诠释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引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早熟。历史上,在标志着中国诠释实践开端的三传对《春秋》的诠释中,人们对《左传》的诠释,多肯定其"传事"而批判其"不传义"。事实上,《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兼具"传事"和"传义"的。在战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的大背景下,《左传》作者通过从"尊君"到"重礼"的重建,从"尊王"到"民本"的辩证,以及从"灾异"到"尚巫"的复归等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承担起了社会转型下思想转承和观念重塑的历史使命,也因此而成功地展现了其兼具"传事"与"传义"的创造性诠释风格。     

赵岐《孟子章句》的诠释学意义

赵岐的《孟子章句》一直被认为是以追求对文本的“纯客观”诠释为特色的“汉学”的代表,而与以“意义发挥”为特色的“宋学”相对应。然而,事实却是:《孟子章句》以“解”“喻”结合、“原意”与“用心”互现的诠释实践,开启了中国诠释史上方法论诠释与哲学诠释相统一的诠释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