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间文学与俗文学的界说问题

何谓民间文学 ?何谓俗文学 ?二者的关系如何 ?一直是学术界和教学界探讨的问题。本文拟就此问题 ,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以求教方家。一、关于民间文学的定义关于民间文学的定义 ,真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钟敬文先生在《民间文学概论》一书中开宗明义 ,为民间文学下的定义是 :“我们认为 ,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 ,它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 ,主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 ,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段宝林先生在《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中把民间文学定义为 :“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部分 ,是和作家文学…     

《故事新编》的浪漫主义线索——兼论鲁迅创作心理的若干特点

在《故事新编》创作方法的问题上,争议是颇大的。有人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有人认为它是浪漫的主义的,有人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还有的逐篇具体分析而将这些小说分别划入某种创作方法(这一派的具体看法又有不同)。总之,各抒己见,说法纷纭。本文不拟就此问题进行争呜,只准备围绕主体的创作心理,论述《故事新编》的浪漫主义线索。 鲁迅曾说,《故事新编》里的全部作品,“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其中,属于神话题材的有《补天》、《奔月》,属于传说题材的有《理水》、《铸剑》,属于历史题材的有《采薇》、《出关》、《非攻》、《起死》。在这里,神话、传说及史实本身作为“新编”的对象,是既定的,即使它们的流传有歧异,但作者对之只存在选择的问题;而“演义”,却自然而然包含着艺术虚构即鲁迅所谓     

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

近数十年来,国外中国学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各国之中,苏联和日本的中国学是比较有特色的。 苏联汉学家、民间文艺学家、语文学博士鲍里斯·李福清自五十年代开始从事中国民间文学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写过《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1961)、《中国的历史长篇小说和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及书面材料)》(1970)等专著和论述中国各种体裁的民间文学论文。1980年他为苏联出版的     

谈民间文学的搜集

民间文学象天女散花,到处都是。我们要了解民间文学的全貌,就必须进行深入、广泛的搜集。作为民间文学工作者,应该有无花不采、无事不记的思想,只有在大量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提炼、酿造工作。列宁曾说,一个民族有两种文化。这在民间文学中更为突出。如《布伯》这个故事,在壮族民间广泛流传,人们把布伯作为一个英雄,把理想、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是,这个故事一到了封建道头们的手里,编成了“师公”唱本,便为宣传宗教迷信服务。他们把布伯说成是一个有万样“符法”,能登天下地的“神灵”,要是到三月三不祭他,那可就要大难临头。而唱“师公”的人,便说布伯就是自己的师傅,依此类推,他们就是布伯的化身,“神”的代表。这样《布     

口头作品中的汗王形象与满族民间文学

满族在两千多年的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仅创造了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以文学艺术方面来说,除了作家的书面文学作品之外,还有极其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满族民间文学作品内容丰富而独特,有歌颂远祖创业英雄的,如始祖传说《天池仙女》,人物传说《七星真龙天子》,风物传说《三姓的传说》;有赞扬抵御外侮爱国主义的,如人物传说《康熙东巡的故事》和《萨布素将军的故事》,历史传说     

“壮西”、“壮欢”能不能比较?

黄英振同志的《“壮西》的艺术特点》一文(见《学术论坛》1982年第五期),是针对我的《壮族民歌种种》(见《民间文学》1980年9月号)而发的议论。他认为拙文对“壮西”与“壮欢”这两种壮族民歌的艺术风格所作的比较,“是非常片面的”。在这里,我有必要作如下说明: 其一,我的拙文,只是将各地区的壮族民歌,按其形式体裁,归类成“壮欢”、“壮西”、     

“剪桐”音辨--也谈“桐叶封弟”传说之成因

周成王剪桐为珪封弟叔虞于唐,是关于西周初年晋国始封的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几千年来这个故事一直被人们作为史实传播,或文章征引,或口耳授受,历久而不衰。“桐叶封弟”(或称“剪桐封弟”“削桐封弟”)的历史真象如何呢?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剪桐”字辨--析“桐叶封弟”传说的成因》(《晋阳学刊》1990年第4期)一文,开始揭破了这一迷团。     

《一千零一夜》与《十日谈》结构之比较

阿拉伯民间文学巨著《一千零一夜》和意大利人文主文学奇葩《十日谈》,在结构形式上都采用了民间文学中常用的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框架式形式,即整部书是一个整体(大框架),而其中的各个故事又可以独立存在,自成一体(小框架)。这种结构又称为“连串插入式”,意思就是:全书有一个总故事,贯穿始终,每卷各有一个骨干故事贯穿全卷,然后把许多大故事一一插进来,这些大故事中又套上许多中、小故事,就这样大故事套中故事,中故事套小故事,错综复杂,镶嵌穿插,形成了一个迷楼式的结构。《一千零一夜》(以下简称《夜》)的总故事是讲国王山鲁亚尔性情残暴,为…     

穷而后幻:《聊斋》神话解读

一、狐鬼与性爱:原型的改造 读过《聊斋志异》的人都对作者创造的那个狐、鬼世界留下深刻印象。那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十分相似的,但又有着本质差别的虚构世界。公式化的文学史书籍总是把蒲松龄构想的这个奇异世界说成是“浪漫主义”的表现,而西方学者们则倾向于把这个狐、鬼的世界视为“神话”和“超自然”的幻想世界。英国汉学家沃纳所编《中国的神话与传说》便收录了《聊斋》故事的英译文五篇;197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杰明选译《聊斋》就题为《中国的超自然故事》。     

《格萨尔》与藏族神话

蜚声中外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是在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丰厚而坚实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史诗《格萨尔》产生之前，藏族民间“文学品类，诸如神话、传说、故事、诗歌等已经齐全，且内容丰富，数量繁多。因此，《格萨尔》无论是在作品主体、创作方面，作品素材、表现手法等方面，还是在思想内容、意识形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从以前的民间文学作品中汲取了充分的营养，继承了优秀的传统。各类民间文学作品及其素材均在史诗中有所表现”。①正因为如此，《格萨尔》才逐步发展，日臻完善起来，被誉为“藏族文学群峰中的…     

“蜀伐楚,取兹方”考辨

《史记·楚世家》说:“肃王四年(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距之。”对待这一史料,有的文章怀疑蜀不可能越过巴而到达楚境,径将此蜀理解为巴。另有文章认为此蜀当为巴或巴蜀联军。此事究应如何理解,值得深入讨论。一、关于蜀王“王巴蜀”的古史传说为了探究伐楚兹方的蜀究为何属的问题,我们先注意一下蜀王“王巴蜀”的古史传说。公元前四世纪末,秦举巴蜀,在四川地     

对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两个片面性问题的思考

在民间文学界开展的“关于改旧编新问题的讨论”中,贾芝向志在《民间文学》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上发表《关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状和方向》(以下简称《方向》)一文中说:改旧编新“这种观点是‘文化大革命’延续下来的极‘左’思潮的一种反映。”四个月后,他在该刊同年第七期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工作的方针问题——兼评张弘同志的     

倭纳与《中国神话学辞典》

介绍英国人倭纳的《中国神话学辞典》的文章,据我所知,此篇大约还是首见。作者将它寄给我,以其论述简明扼要,特推荐给《社会科学研究》发表。倭纳的《中国神话与传说》,1924年茅盾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中曾论及,以为“材料太芜杂,议论太隔膜”,“实在不能叫我们满意”。1925年鲁迅先生在给梁绳纬、傅筑夫信(见《鲁迅书信集》上卷)中说:“沈君评一外人之作,谓不当杂入现今杂说,而仆则以为此实一个问题,不能遽加论定,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故自唐以讫现在之神话恐亦尚可结集,……”信中“沈君”即茅盾先生,“外人之作”即倭纳的《中国神话与传说》;看得出来,两位先生对中国神话的见解,早年曾有过些分歧,鲁迅先生看得似乎更开阔些。倭纳的《中国神话学辞典》是在《中国神话与传说》的基础上,以神仙人物为纲,又加入了好些印度神话人物编写起来的。作者取材虽难免有后起、庞杂之弊,只看见中国神话的“流”而没有看见中国神话的“源”,因而对《山海经》等书,竟视若无睹,未曾道及;然而他的视野开阔,毕竟看见了中国神话有如此浩瀚汪洋的“流”,广采博搜,发为著述,介绍给外国的读者,使彼西方人士,也略知中国神话的丰美,他对中国神话研究作出的贡献,是不可埋没、值得称道的。现在我国有些学者,却只看见中国神话的“源”,只去研究《山海经》等几部书,而没有看见中国神话的“流”,不承认后世的许多书籍中也有中国神话,又是一偏。要知须得“源”、“流”兼顾,才能认识中国神话之全。     

试论中国古代小说崇尚“教化”的传统

试论中国古代小说崇尚“教化”的传统王启忠中国古代文艺思想讲究“诗教”、“文道”，把先秦的《诗经》与一些诸子散文作品作为经典，并立为后世学习效法的楷模。只是到了宋元以后，科举以“八股”取土，才把先圣的“文章”奉为神明，把诗词贬为旁门左道。在民间文学基础...     

竹王传说流传范围考索——《竹王传说初探》之一

竹王传说是有关夜郎的一个著名而又古老的民间传说。它产生得很早,可能汉以后就在民间流传了。仅从东晋史学家常璩把它采录进《华阳国志》算起,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可以说,这是关于贵州少数民族的用文字记载下来的较早的一个民间传说。由此推论,《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当然也就成了关于贵州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较早的一个搜集整理者。《华阳国志》对竹王传说的记载是这样的:     

文学

面临开放,改革,文学艺术应当如何发展?这值得认真思考。一、现代文学与外来影响问题。霁晨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影响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述评》(《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1期)集中了多种意见。总的认为,文学不是一个封闭体,而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一个接受系统。世界各国文化朝着越来越互相接近、互相影响的趋势发展。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受外国影响非常突出而明显,主要表现为:(1)“五四”新文学作家大都受到外域文学的滋养。在     

再谈唯物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对庞长富同志答复的答复

读到庞长富同志在去年《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上发表的答复我的文章,感到有必要再谈谈我的看法,以就教于庞长富同志。一我同庞长富同志的根本分歧庞长富同志说我对他的文章作了“曲解”。这个问题是围绕着恩格斯把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归结为三个而引起的。究竟是我曲解了庞文的原意呢?这应该根据事实来断定。庞文设问:“对于恩格斯把辩证法的主要规律表述为三个如何解释呢?”他接着就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说:“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主要的迫切任务,是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全面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和量变质变、肯定否定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还未能进行详细的考察。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在     

事实与共识

这几年,台湾文学界出现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有的作家、评论家在谈论台湾文学时,总是不适当地强调所谓“独立性”、“自主性”,而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988年,羊子乔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让我们自己来》的文章,对我的《台湾现代文学简述》一书提出“质疑”。他认为:“台湾文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性”,在台湾,“中国、日本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而我却站在“有利于‘中国统一’的立场,来从事台湾文学的研究”,“视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而是“大中国沙文主义”。     

鲁迅《故事新编》研究的新收获——山东省《故事新编》学术会议讨论综述

<正> 鲁迅的《故事新编》是鲁迅研究者们公认的难题。它与《呐喊》、《彷徨》相比,创作时间从一九二二年冬第一篇《补天》(原名《不周山》)始到一九三五年写的《采薇》、《出关》、《起死》,前后延续了十三年之久;作品内容从古代的神话传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现实,涉及到许多“古人”“故事”,又穿插了不少现代人的生活情节;艺术形式,鲁迅说它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这都显示出了《故事新编》的“独特”性。关于如何理解《故事新编》,鲁迅生前曾有不少自述或评论,本应成为研究《故     

“思想的无端骄傲”——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本文是对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新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的学术评论。文章认为 ,葛先生“重写”思想史的基本路子即以论带史、以今视昔、以文领义 ,而“基本路子只有一条 ,一分为三 ,乃是方便说法”。事实上 ,思想史领域本来就别有洞天 ,“葛先生自许的突破之处 ,不过是划地为牢 ,然后纵身一跃 ,作突破状而已。”文章还批评了《中国思想史》中存在的理路不清、用词不当的一些“大议论”。本文作者总结道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评论这本书 ,我将说 :“在这本号称‘思想史’的书里 ,我看不到历史上的思想和知识 ,我只看到现在一位中国人葛兆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