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望洞天福地

郑土有先生的《晓望洞天福地——中国的神仙与神仙信仰》一书最近已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系《羊角丛书》之一,其主旨是从中国人的神仙信仰这一角度分析积淀在中国人身上丰富的精神文化,研究中国古人的神仙信仰。全书共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主要介绍了神仙信仰这种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第二部分为“神仙世界的建构。”第三部分为“神仙信仰的历史发展轨迹”。第四部分阐述了“神仙信仰的三种表现形态”。第五部分论述了“神仙信仰在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的地位”。第六部分是对中国历史上的神仙信仰进行批判和反思。在这本专著中,作者对中国神仙信仰的研究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一是打破了将神仙放在道教中来研究的传统方法,大胆地把神仙及神仙信仰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这种做法是一种具有创     

道教与志怪传奇小说的渊源关系

道教与志怪传奇小说存在着渊源关系.首先,从道教的文化生成来看,道教一方面采中华文化之元气而结胎成型和发展壮大,同时又返潮回流,以各种途径给予中华文化以巨大影响,以同样文化为创作背景和表现对象的中国古代小说自然难免受其濡染.第二,从志怪传奇小说自身来看,对神仙恋慕,对怪异的崇尚使小说作者与道教难分难舍.第三,道教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自觉地利用小说来传教,从而使某些道教作品呈现出小说化的倾向.     

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神人关系"比较

道教和神道教分别是中国和日本的民族宗教,与汉民族和大和民族的形成息息相关."神人关系"是一切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不同宗教对"神"和"人"的不同定位决定了宗教在教义组成、仪式表现等方面的发展.对于道教和神道教这两种极具本土性、原生性特点的宗教来说,对"神人关系"的不同解释通过宗教的创生故事、日常的社会生活和宗教仪式场景三个方面得以表现.同时,"神"和"人"的不同定位也形成了汉民族和大和民族各自历史文化和民族信仰中最本质的一些特点.     

试探祆教的中国化——以入华粟特人墓葬为中心

祆教是粟特地区的本土宗教,并在汉唐时期随着入华粟特人的东迁而传入中国。祆教传入中国后,在主要以儒、释、道三教以及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中国化：对儒家从孝道、仁爱、诚信、妇德、忠君事主思想的吸取到六经、礼教谙熟,并参加科举,为将为官;对佛教是从生死轮回思想等教义的接纳;在描绘祆教神祇时考虑了道教老子的形象,同时对道教的清静无为、寄情山水也充满向往;对汉地的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也有所吸纳。在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墓葬中,祆教中国化特征较为明显。中国化后祆教逐渐被同化,并最终消失。     

祭拜、认同与大、小传统互构——以关中Y村为例

向村民众的信仰与仪式,历来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核心话题。信仰与仪式作为社会事实,既有其功能意义,也有其象征结构。这种功能意义与象征结构在不同文明社会当中表现不同。文章以关中Y村祭拜为例说明中国这样一种复杂文明中,如何在几千年中保持文化一统局面:即上层大传统统合下层民众小传统,而小传统也以种种方式渗透大传统,从而维持自身存在的双向互构过程。经由这一双向互构,国家在文化层面取得民众认同,同时也维系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统一。     

明清时期太湖小船渔民信仰研究

考察了明清时期太湖小船渔民宗教信仰的历史.结果显示:小船渔民信仰天主教既有世俗化的社会因素,也有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孤独心灵需要慰藉的精神因素.当天主教在华势力逐渐坐大时,为了维持皇权统治的格局,帝国的政策经历了从包容利用到紧缩限制、再到全面禁止的过程.然而,渔民教徒的信仰立场和认同倾向却出现了悖反帝国伦理—宗教的情形,进而与传教士一道形成了信仰共同体.这种张力真实反映了处于社会"底边"的渔民群体在精神层面上的潜藏意图和无声力量.太湖小船渔民信仰天主教的案例,既呈现出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历史图景,也展示了帝国、天主教与渔民三者之间日常互动关系及"底边"群体的生存逻辑与生命意义.     

理讲、鸣神与鸣官:民间文献所见明清黔东南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研究

近年来,黔东南地区包括清水江文书在内的民间文献被大量发现,显示出该地在明清时代,广泛地存在着以理讲和鸣神来解决纠纷的风俗传统,这与民众的社会生活习惯和日常信仰所构成的少数民族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随着明清王朝势力的渐次介入及汉移民的到来,黔东南地区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出现了新的转向,即民众在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时,不再囿于理讲和鸣神的风俗习惯,而是多种方式交相并用,鸣官逐渐成为民众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并从清代中期开始形成了好讼风气。当然,黔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纠纷解决的风俗传统逐渐松动和瓦解,是在明清国家制度推行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完成的。     

信仰及其秩序的构成——中国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和谐"现象及其概念理解,信仰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乃是其中的关键。中国信仰及其社会实践方式,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秩序的和谐建构紧密相关。实际上,"和谐"既可以指一种价值目标,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现实,同时也是一种信仰方式;而基于某种信仰关系、道德秩序、政治秩序、权力秩序等层面的和谐建构,则是社会、文化和谐的基本要素。因此,从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文化和谐秩序中诸种信仰关系在和谐秩序构成中的具体地位及其作用,有利于把握中国社会与中国信仰双重变迁的某些规律。     

韦伯与中国宗教研究

马克斯·韦伯曾打算研究所有主要世界宗教的社会心理:印度(印度教与佛教),中国(儒教与道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他的意图是要建立一个结构模式,通过它可以将一种宗教取向与其他宗教取向相比较,同时可以使之与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实在联系起来。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从一个较小的主题开始研究,即信仰清教的中产阶级内在良心的产生是其后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为了检验这一假说他又研究了印度     

论宋代吕洞宾传说的流传

吕洞宾神仙传说发轫于宋代初期,并得以广泛流传。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下层民众中普遍的神仙信仰;二是宋代士大夫中对于神仙的宽容态度。宋代士大夫的神仙信仰,为吕洞宾传说的流传起一推波助澜作用。     

“祭祀不祈”与“内尽己心”:以祭礼中的“鬼神”为例论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

本文以儒家典籍中的“鬼神”为研究对象，借此对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特征进行讨论。儒家思想对鬼神的理解，继承了巫术时代鬼神能影响现实之认识，又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内涵以“形气论”为认识基础，一方面将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视作同质且可以互相沟通，极力强调鬼神尤其是“人鬼”与祭祀者之间固有的“父子”关系的重要性，形成了以“报本反始”为核心意义，以“格神”“敬飨”为直接目的的祭祀之礼；另一方面，儒家强调，“格神”的最关键条件是主祭者“事死如事生”的“诚敬之心”，而这一诚敬之心源自于“孝”的情感。     

Mothering after child removal: Living under the rule of Greek gods

Many women who experience mental illness are mothers.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role of mother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value to these women, yet they are more likely than other women to have their children removed from their care.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experiences of these mothers after their children are removed. This paper presents a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8 women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 How do mothers living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 experience mothering after removal of their children by child protection services?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mothering continued to be a major life role for these women, but the way they enacted this role was transformed. Their mothering was now constrained and prescribed by external agents, likened to Greek gods, which imposed both boundaries to what they could do and an obligation to prove themselves worthy. Like Greek gods, these external agents were seen as all powerful, unpredictable, and flawed.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child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support services to recognize and support noncustodial mothering activities.     

汉晋至唐岳神司命信仰谳论

在民间信仰脉络中,先秦"泰山治鬼"说在汉代演化为泰山司命信仰,逮至晋唐,泰山主治生死的职能更为细化,形成以泰山神为首的地府衙署。作为岱宗,泰山司命信仰自然会影响五岳。东汉时泰山裁定生死的职能已投射到五岳。至唐代,岳神司命信仰流布更广,信仰内涵渐趋丰富,更多折射出世俗化的信仰诉求。与民间岳神司命信仰发展理路不同,汉唐道教将泰山治鬼说与道教神学思想结合并加以创发,道教岳神司命信仰由此别具特点,具体表现为泰山司命的重要标识——泰山死籍形成、岳神司命信仰与五岳真形图信仰、五岳真君信仰相融合。     

论隋唐士人对陶渊明的拒斥

伴随着士人对陶渊明人生模式和诗歌艺术的认同接受,批评陶渊明的声音也一直未断。这些批评涉及了除陶渊明的人品和道德以外的所有方面,包括陶渊明的思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生存方式、生活态度、社会理想,以及陶渊明的“酒”。“拒陶”现象从侧面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发展与变化。     

The Sacred Imagination of Mountains and Its Spatial Influence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e Case of Mount Tiantai

Mountains we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sacred geographical space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anks to the widespread building of Buddhist temples and Taoist abbeys in the mountains. They were sanctified both in imagination and in reality in the early medieval era. Accordingly, spatial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along these two dimensions. The former dimension deals with the numerous abodes of sages and immortals, while the latter examines Buddhist and Taoist monks and the stone chambers and temples or abbeys in which they practiced self-cultivation. In the case of Mount Tiantai, an imagined system of immortals’ mountain abodes had emerged as early as in the middle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 specific immortal was Wang Ziqiao, the Perfected of Mount Tongbai, who had authority over the Jinting palace and administration. The imagining of immortals’ abodes not only helped the Taoists determine the locations of Taoist abbeys, but also inspired monks who hoped to practice self-cultiva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powers of mountain gods and immortals. In a sense, this was a process in which knowledge of the immortals shaped the landscape of Buddhist temples and Taoist abbeys.     

从类型学到动态研究：兼论信仰的流动

自从杨庆堃提出“混合宗教”与“制度化宗教”概念之后,类型学建构成为华人宗教研究的主流。本文尝试进行视角的转换,用“基于类型学基础上的动态研究”来分析华人社会中信仰的流动。该视角一方面强调类型学的重要性,认为在研究中国宗教时有必要对“灵”、“义”等本土概念予以社会科学化;另一方面它强调揭示类型之间的联系与变化,将静态的类型学考察转化为动态分析。本文认为,动态的视角有助于关照到被类型学忽略的过程以及隐匿于其中的趋势,继而发展诸多经典理论,即研究神灵的流动有助于理解“神灵的诞生与竞争”,研究信徒的流动可以丰富“改教”理论,对宗教组织流动的研究则可以拓宽“教派-教会”理论的视野。     

唐代郊庙歌辞语境下的祭礼分析

郊庙歌辞,系古代帝王祭祀天地、宗庙、明堂、社稷等大典时所用的歌辞,是一种集诗歌、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以祭祀活动作为创作出发点的郊庙歌辞,在内容上重在描述和表现人与天地、鬼神之交往、沟通,其敬天、亲人的内在精神与祭祀本身的内涵是相一致的。     

生命之迷与社会超越性：中国西南景颇人不可言说的痛、想象与口舌鬼

本文讨论了21世纪以来影响中国西南景颇人生活和社区走向的几个事件。这几个事件都有自身的逻辑，是主体选择和社会整合的结果，但在并置个体生命的起伏恩怨和变幻的社会历史后可以发现，这些事件呈现出无名和无关联性。这种“无”跳脱了自我和逻辑，逸出了结构和规律，成为生命的迷茫与贪欢以及社区的焦虑与新方向。对“无”的处理方式体现出社会超越性和生命之迷，凸显于旧结构将消未消、新结构将生未生之际，人在其中悬置伦理，可能迈向社会超越性，脱离集体表象控制，从而创造全新的社会事实，也可能陷入茫然、无所适从而又无所不用其极的生命之迷中。     

整合药礼:阿卡医疗体系的运作机制

本文以云南省普洱市哈尼族阿卡人的整体宇宙秩序为观照，运用文化阐释方法剖析其病痛观及相应医疗实践，以理解其“药礼结合”的治病方式，并挖掘阿卡社会医疗体系的运作机制。研究发现，阿卡人认为人包括人体与人魂，有些病痛只是身体的病痛，可以用药物治疗；有些病痛则被视为人与不可见的灵、鬼、神、老天爷等非人存在物互动交流的渠道，是人违背宇宙秩序招致的惩罚，需诉诸献祭仪式以求病愈。社会—宇宙的集体道德通过这些病痛被内化到个体当中，后者在不确定的病痛及相应治疗仪式中反复确认和维护宇宙秩序的权威，维持了社会—宇宙的更新与延续。正是“药礼结合”的多元实践，保证了阿卡礼成功以病痛作为落点来整合社会—宇宙秩序，从而保证了阿卡礼的持续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