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为契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工业企业的经验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绿色税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提升作用在不断增强。对市场制度和环境制度的检验发现,当市场制度较差、政府监管较强、媒体监督较强时,绿色税制改革更能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对影响机制的探索发现,绿色税制改革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机制,在于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和企业绿色创新,且与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这种短期方式相比,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种长期方式的机制效应更显著。     

绿色低碳转型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低碳转型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低碳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向实”发展,而对企业“脱虚”的影响不明显。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低碳转型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资金扶持效应助推实体企业“向实”发展,其中,创新补偿效应体现在绿色低碳转型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增加了企业绿色节能发明专利和替代能源发明专利申请量;资金扶持效应体现在绿色低碳转型增加了企业政府补贴,提高了企业现金流量,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低碳转型对企业实业投资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碳行业以及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更为明显。     

碳交易是否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

基于2005-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中介效应模型及门槛效应模型，检验碳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作用路径及非线性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碳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这一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碳交易通过提高环境责任履行度、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进一步检验发现，碳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征；碳交易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对此，提出优化碳排放交易试点机制配套措施、提高企业自觉履行环保责任意识、多部门联合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几点建议，以期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向。     

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如何破解“和谐共生”难题？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制造业企业亟须借助绿色创新突破制度和效率困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立足本土"和谐共生"文化,基于二元合法性理论,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效应模型,探讨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基于2013～2018年我国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1)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均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但绿色工艺创新相比绿色产品创新更能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绩效,而绿色产品创新相比绿色工艺创新更能提升企业财务绩效;(2)二元合法性(适应合法性、战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揭示了绿色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中的和谐机制;(3)伦理型领导正向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工艺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但未能显著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为此,本文进一步设计Post-hoc检验,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与绿色补贴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强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此外,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研究不仅从细分维度丰富了绿色创新理论研究范畴,为绿色创新与二元合法性理论的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指导。     

创新支点还是保守枷锁：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如何撬动企业绩效？

现有研究表明,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和绿色创新均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缺乏对上述三者内部关系的深入阐释。本文基于知识基础观,从动态开放视角分别引入双元知识搜索和绿色社会资本两个变量,构建三阶调节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对绿色创新和企业绩效之间深层次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撬动企业绩效增长的关键在于绿色创新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同时依赖于双元知识搜索对该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且上述双元知识搜索的调节效应受绿色社会资本的再次正向调节。本文从理论上延伸了绿色供应链管理研究范畴;从实践上为企业从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中获益提供借鉴和指导。     

机构投资者驱动企业绿色治理：监督效应与内在机理

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形成差异化影响,围绕企业绿色治理的市场驱动型环境治理机制是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关键路径之一。本文从市场驱动型环境治理机制视角拓展股东积极主义模型,利用文本分析法等测度机构投资者沟通有效程度,探讨机构投资者驱动企业绿色治理的监督效应及内在机理。模型推导发现,机构投资者基于绿色价值创造和社会效用动机,积极沟通介入控股股东绿色经营决策,有效沟通的门槛条件取决于绿色关注、声誉因素、退出威胁和控股股东利益侵占成本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证实,机构投资者沟通对于公司绿色治理绩效产生正效应,且在绿色投资者关注度较高、绿色声誉较大、退出威胁更强烈、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或两权分离程度较低时绿色治理作用更显著;机构投资者沟通形成了提高绿色投资效率、驱动绿色创新、抑制绿色代理冲突和促进碳减排的绿色治理传导路径。本文进一步引入环境规制外生冲击,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新环保法实施与机构投资者沟通形成的绿色治理联动效应。最后,本文提出要发挥机构投资者绿色积极主义行为的市场驱动力作用,从内部传递性和外部联动性角度提升有效沟通程度,促进企业绿色治理机制形成。     

以农村金融改革为推手 促进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兴安县探索农村金融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要环节,而农村金融改革是促进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推手,本文通过对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要内容和问题进行分析,得出了应以农村金融改革助推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而提出了相应思考建议。     

柔性税收征管、高管党员人数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 0—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税收征管、高管党员比例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柔性税收征管政策实施的净效应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获得A级纳税信用的企业会重视社会责任;高管党员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高管党员比例增强了柔性税收征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法制化程度不同的地区,高管党员比例都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建议：政府应采取多方意见,对企业进行纳税信用评级;企业应多引进具有党员身份的高管人员,从而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国有企业应积极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舆论批评,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有企业的社会职能;非国有企业应完善企业内部社会责任制度建设,推进社会责任的履行。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模式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差异性、专业化和多样化两种集聚模式以及地区人口规模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东-中-西-东北依次递减特征;地区人口规模在多样化集聚和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地区人口规模视角下,专业化集聚阻碍绿色创新效率且阻碍作用逐渐扩大,多样化集聚促进绿色创新效率且促进作用先缓慢扩大后逐渐减弱。因此,应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战略;根据各地人口规模引导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挥产业集聚模式的正外部性,协同推进各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升级,国务院于2017年6月宣布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该试验区的设立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且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动态效应检验表明,试验区设立对企业高质量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长期推动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强化环境规制两个渠道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前者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推动效果,而后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创新质量上。异质性分析方面,试验区设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不同污染程度行业以及不同类型行业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结论对中国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家族企业何以成为更积极的绿色创新推动者?——基于社会情感财富和制度合法性的解释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建立绿色生产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社会新兴力量的家族企业是否以及如何参与到环境治理体系的建设中来?文章利用第十二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相比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具有更强的绿色创新倾向,这主要源于家族企业内部对于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的保存动机以及外部制度压力的驱动.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并完善绿色环保制度体系建设,通过良好的制度环境加强家族企业长期承诺以引导其积极进行绿色创新活动.这不仅关系到家族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建立以及作为环境治理体系主体作用的发挥,同时也是切实推进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     

连锁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发挥监督效应、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从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境下,连锁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效应更显著;相较于国有连锁股东,机构和外资连锁股东更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虽然连锁股东持股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但连锁股东委派董事的过度监督效应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经济后果检验发现,连锁股东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进而提升了企业价值。     

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三重底线的调节效应

基于三重底线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探究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选取2010—2020年我国789家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对绿色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企业三重底线中的社会和环境底线,均对任期交错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企业经济底线的调节作用并未得到支持。企业经济底线,在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的过程中,无显著的调节效应;企业社会和环境底线,分别负向调节了董事长和CEO任期交错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外部社会资本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知识溢出与学习效应的影响

以知识溢出、学习效应为中介变量,研究跨国公司主导下外部社会资本对集群创新的影响.基于上海浦东ICT集群的实证研究显示,外部社会资本的3个维度均不直接影响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而是通过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间接产生影响.其中,外部结构资本通过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间接影响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外部关系资本和外部认知资本通过知识溢出间接影响集群企业创新绩效.     

群团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全面深化群团改革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建立新型社会治理体制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本文以2010～2015年沪深两市A股1500家上市公司工会、共青团以及妇联组织的活动为数据样本,探讨了群团改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群团改革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特别是提升了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的研发效率;具体地,群团改革改变了企业群团活动重心,业务促进类活动显著增加,企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与私营企业相比,群团改革对于国有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揭示了群团改革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群团改革改变了企业群团组织的工作重心,优化了企业的创新网络:一方面提高了企业员工学习能力,促进信息和知识在企业内的传播;另一方面耦合异质性资源和技术,使企业获得更多外部网络中的新思维。本研究检验了群团改革在企业中的实践效果,为未来群团政策的调整优化提供了参考。     

数字技术应用创新赋能效应的实现方式与边界条件

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创新赋能效应的实现方式及其资源能力边界。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直接促进了创新性产品和服务生成,同时还提升了企业研发投入产出效能;数字技术应用对不同资源条件下的企业创新活动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赋能方式存在差异。创新性产品和服务生成效应在资源基础相对薄弱的企业中更显著,资源条件较好的企业则更多地从研发投入产出效能提升效应中获益;两种创新赋能效应的充分实现都需以较强的组织动态能力为基础。     

环境规制、投资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更好地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波特假说给出了环境规制改进经济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础。以各省份环境法律法规逐年累计值来表征环境立法,各省份排污费征收强度来表征环境执法,实证检验了两类环境规制(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样本期强化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且,投资效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不过,企业规模、上市企业环保核查行业分类不同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其中,环境立法能够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大型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而环境执法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中小型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异质性的影响机制也有所不同。     

Simmelian联系与个体创新:知识分享意愿和共同知识基础的中介作用

通过知识分享意愿和共同知识基础的中介效应,基于企业间联盟情境探索嵌入微观结构情境跨越企业边界的Simmelian联系促进个体创新的内在机理。以279名来自18家信息技术企业的研发个体为样本,基于社会计量方法收集数据,运用Stata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拟合运算。研究结果表明,Simmelian联系通过知识分享意愿和共同知识基础作用于个体的创新绩效;引入联系强度变量后发现,Simmelian弱联系对创新绩效、知识分享意愿和共同知识基础的影响效应均不显著,Simmelian强联系不仅显著促进个体创新,且知识分享意愿和共同知识基础扮演了完全中介角色。研究结果对于从个体和企业两个层面构建有利于异质性知识涉取、吸收和整合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环境进而提升创新绩效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SG表现对重污染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

选取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的408家重污染企业为样本,采用个体时点固定效应模型,探讨重污染企业ESG表现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研究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重污染企业ESG表现能显著提升其财务绩效,且较之该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参与ESG实践对其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更突出;绿色技术创新在重污染企业ESG表现与财务绩效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重污染企业ESG表现与滞后一期、滞后两期的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ESG实践有助于企业提升未来发展潜力。     

行业协会关联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选取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制度逻辑理论视角,剖析行业协会关联影响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行业协会关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且关联强度越高、关联层级越高以及担任会长的行业协会关联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行业协会关联通过降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提高管理层诚信以及抑制高管负道德行为等传导路径提升企业ESG表现,且这种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无政府关联企业、媒体关注度和分析师关注度越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ESG表现的提升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