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高僧传》点校商补

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有部分失误,从中摘取23例,从版本学、训诂学的角度,结合道宣的个人语言特点,予以补正。     

《高僧传》文学性初论

《高僧传》对当时及其后的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影响,但历来的文学研究,都没有将其直接纳入研究的视野《高僧传》不仅好多真实的情节富于文学色彩,而且颇多真实的虚构,尽管“非有意为小说”却颇有小说丰神。后人研究魏晋南北朝小说,往往分为志人和志怪两大类别。一般而言,两者之间界限还是比较清楚的,也是符合当时小说实际的,但一篇之中,将两者和谐地融为一体的,是比较少的。《高僧传》融两者于一体,在志人的过程中将志怪不自觉地融合其中,在小说史上,具有从实录走向虚构的过渡阶段的特殊意义。因此,《高僧传》不仅是后世高僧传记的楷模,而且也为唐传奇的创作开了先河。     

中华大藏经版《续高僧传》在文字学研究中的价值

《续高僧传》在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文化及文字学史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宋高僧传》的文学史料价值

中国佛教，典籍浩繁，宗派林立，僧徒众多，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高僧。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就有僧徒着意搜集遗闻逸事，为这些高僧大德“树碑立传”，籍以弘扬佛法，这就是“僧传”。其中以梁释慧皎的《高僧传》、唐释道宣的《续高僧传》和宋释赞宁的《宋高僧传》最为著名，史称“三增传”。这些僧传既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文学史的宝贵材料，清代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曾利用过慧皎的《高僧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举例来说，《全晋文》卷一百十八桓玄《与释慧远书》、《与桓谦等书论沙门应致敬王者》和桓…     

《高僧传》的史料、语料价值及重新校理与研究

由于佛教东传 ,我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之史书以僧人传记最为发达 ,见之著录者凡数十种之多 ,但后来大多散佚。梁代慧皎所撰《高僧传》是目前完整保留下来的我国最早的一部僧传 ,因此它不仅是研究六朝史的重要文献 ,同时也是研究中古汉语的宝贵语料。目前通行的中华书局 1992年版《高僧传》由汤用彤先生校点整理 ,应该说是一个较好的本子 ,但由于种种原因 ,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故有必要重新进行校理与研究。     

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文、“记”文与“传”文三部分内容 ,其“传”文据说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本篇每条“传”文之首均冠有“传曰”二字 ,而有些“传”文中间又有“传曰”二字。这些“传”中之“传”被称为“旧传”。有学者认为《丧服传》所引“旧传”当是《礼记》之文。此说尚容商榷 ,这些“旧传”当是比《礼记》与《丧服传》更早的解经之作 ,《丧服传》的撰作也当在《礼记》成书之前。     

《高僧传》被动句研究

对《高僧传》中具有被动结构标志的被动句穷尽整理分析,并从汉语史的角度对其比较研究,认为其文中包含的被动式还是比较全面的,被动句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语言中被动句式的使用情况:先秦的主要被动句式"于"字式已近消亡;"见"字式虽仍占据着21%的用例,但已为"为……所"式和"被"字式超越;"为……所"式仍以46%的比例占据着其自东汉以来的优势地位;"被"字式此时发展迅速并显示出新特点:动词后带补语用例增多,还出现"被……所"式;"被"字式以26%的用例不仅超越了"见"字式,还直追"为……所"式,为其在唐代超越"为……所"式打下坚实基础。     

试论《高僧传》中的“风”及其词族

语言是社会历史的产物。“风”的比较具体的意义和比较抽象的意义在词汇意义的演变中，发展并不平衡。慧皎的《高僧传》中“风”的用例，较为准确地反映出“风”的抽象意义受到强化这一趋势。“风”的词族中，构词方式大部分是有规律的，就其意义而言，似乎大多含有以“风”来修饰后一语素的意味。魏晋时期，其数目迅速膨胀起来。     

有关“释道安”的文献记载辨正——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为对象

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安和上传》有关道安出家年龄与俗家所在地"常山薄柳"的记载是可信的,基于行政区考量,宜从《出三藏记集》《高僧传》作"常山扶柳"为妥;《世说新语》有郗超与道安交往的记载,其"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中的"有待"一词虽源于《庄子》,但其前有"道安答直云",故不必作"形上"的解读,其意为僧人的生活资粮有所"依恃"或"取资";刘孝标注引车频《秦书》有关道安南下襄阳的史实可信度高,但"释道安为慕容晋所掠",应作"为慕容暐所逼"。在新野分僧众弘法时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非《出三藏记集》、《高僧传》所说"法事难立。"辨析过程并对《出三藏记集》、《高僧传》"道安传"与学界相关观点展开商榷。     

信仰与史实的统一--慧皎《高僧传》叙事分析

该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慧皎《高僧传》的文学性进行分析,认为慧皎善于抓住表现人物内心情感的细节,运用各种叙事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避免了人物形象的脸谱化与单一性。《高僧传》将神异情节放置在历史背景之中进行叙事,体现了作者努力使僧传与史传取得平衡,使信仰与史实得到统一的良苦用心。佛教生死观念的特殊性,使《高僧传》叙事存在某种内在的形式规则,主要表现在传中的人物结局往往呈开放式状态,造成了一种与史传迥然不同的美学特征。     

楚简"大水"即水帝颛顼即《离骚》"高阳"考

"大水"是出土楚简所载较普遍祭祀的重要神祇。目前关于"大水"的说法仍缺乏证据或仅为推测。其实,"大水"的得名与洪水有关,主管洪水的"大水"星神是辰星或营室,而辰星和营室所对应的神主都是水帝颛顼,所以楚简所祀的"大水"就是颛顼,"大水"是《离骚》的"高阳"而不是《九歌》的"河伯"。     

论《春秋谷梁传》的产生与成书先于《春秋公羊传》

谷梁子是《春秋谷梁传》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谷梁传》的最早的作者。《春秋谷梁传》的产生先于《春秋公羊传》,荀子对《春秋谷梁传》学术特色之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其间当对《春秋谷梁传》多有损益。《春秋谷梁传》在先秦时代即有古文文本流传,《春秋谷梁传》的成书明显先于《春秋公羊传》。     

《法苑珠林校注》商补

文章考察《法苑珠林》的异文,并利用其所引用《续高僧传》原文及异文,运用对勘与理校的方法,对中华书局版的《法苑珠林校注》中的10条校点作了商补。     

略论历史与文学中的鉴真形像——兼及日本入唐僧群像解读

解析<唐大和上东征传>、<延历僧录>等史料中对鉴真东渡及当时日本入唐僧的历史记载,从历史角度分析这一文化事件的影响及有关人物在宏观历史发展中的曲折命运,同时结合现代历史小说<天平之甍>中对鉴真及其周边人物形像的现代阐释,考察其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反映,对于现代人在理解历史人物鉴真与当时日本入唐僧形像方面的视角变化及其现代意义会有许多帮助.     

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关系考论

《左传》作者是否为左丘明至今仍有争议 ,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左丘明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时而《左传》却成书在公元前 4 0 3年之后。本文借助一些史料推理分析 ,认为左丘明当是《左传》的始撰写者 ,撰写内容传授给弟子 ,其弟子据自己亲眼所见对预言及某些内容按照左丘明的思维轨迹进行了调整增删 ,最后的定稿人至少活到了公元前 4 0 3年。关于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作过程的逻辑推理 ,认为编撰《国语》是撰写《左传》的必经步骤 ,但是左丘明编撰之《国语》今已不传了。     

孔子作《左传》说源流考

孔子作《左传》说当首先缘起于清康熙年间张沐的《春秋疏略》。清人许伯政《春秋深》承绪张沐之说并恢扩之。近世顾路柏《中国文学史》、章太炎《检论》卷二《春秋故言》及毛起《春秋总论初稿》等并有流衍。     

孔子作《易传》述论

对孔子著《易传》 ,宋欧阳修以后提出疑义。自长沙马王堆帛易出土后 ,孔子著《易传》又得到肯定。应对《易传》文本的著作、编篡的情况作出全面的分析 ,从而认定其著作权。关键的问题是是否承认《易传》有独立的思想体系。《易传》的著作权应归孔子 ,《易传》源于山东 ,有邹鲁文化背景。     

《诚斋易传》的历史与意义的世界--杨万里易学思想研究

杨万里的《诚斋易传》是义理派史事宗非常重要并独具特点的著作.此书思想与程颐的《伊川易传》相一致,并注重人事,引史传印证《周易》,将《周易》一书的本质概括为通变,并确立以心为主体的本体论,引史证经只不过是达此目的手段而已,是对意义世界的展示,杨万里关于意义世界的学说认为"易之道,天理而已",认为这个理想的意义世界的核心是"中正"原则,其根源是天理,由此建立起一整套关于意义世界的学说.     

僧肇假名说的逻辑与语言自觉

从僧肇对名实问题的言说中探究其语言观特质。僧肇认为名实关系说明语言与其所指示对象间不存在对称关系,因此语言具有虚幻性。在僧肇看来语言在世俗谛中所表现出来的工具性的实质是“假名说”,为避免假名所带来的迷见,语言就必须遵循“不落两边、不落语言”的言说逻辑,同时建立“名号不虚生,称谓不自起” “语应无方”与“象外之谈”的言说自觉。     

《毛诗》的《序》《传》歧异原因析论

《毛诗》的《序》《传》歧异的有34篇,表现为《序》《传》矛盾、不相应和不相涉。其歧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序》《传》解释侧重点不同,《序》含混、前后矛盾,《传》误读经文,《序》《传》依据的材料不同,续《序》与《传》都据首《序》申发,但申发点不同,《传》对《序》有所修订,《序》《传》皆经多人续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