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

戊戍变法运动的深远影响之一,是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其中以出版业和教育事业最突出。出版业以商务印书馆为首户,代表了这一时期出版业的发展方向,其贡献也最显著。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又和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本文仅就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关系,阐述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中的历史作用。189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上海江西路德昌里。1902年,商务印书馆始设编译所,蔡元培任所长。1903年,张元济接任编译所所长,确立以编辑新式学校教科书为主要业务,迎接中国近代教育的新潮流,从而使商务印书馆由单纯的印刷业发展为以出版业为主的出版印刷业,并迅速地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中国近代大出版企业。     

教育救国与民族复兴:蔡元培与近代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发展

清末民初鼎革之际,蔡元培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他是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教科书营运方针转变的重要倡导者、实践者。以商务印书馆为实践阵地,蔡元培致力于近代教科书的规范与普及,是商务印书馆早期教科书事业的领导者、筹划者、参与者。蔡元培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视教育为救国之本,怀抱"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的理念,逐步实现了教科书从舶来品到中国化的转变,将教科书变成了普及知识、启蒙国民、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重要武器,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民营出版业的崛起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建立出版机构和参与官办出版事业,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出版理念,不自觉地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出版家。近代民营出版业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出版从外在设备到实质内容上的近代化,在沟通中西文化,推动新文化创造中起了重要作用。     

出版家年谱编撰:作者、体例与编写策略

年谱是史籍中较为特殊的一种人物传记体裁。作为人物年谱的一个类别,出版家年谱在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出版家为谱主的年谱编撰者有三类,即作者自撰,谱主的朋友、门生和子孙所撰,后世学者撰写。以上三类各有其利弊得失,做到内容丰富、考订精详并非易事。出版家年谱的编制体例,既有专谱、通谱,也有合谱。编写纯而又纯的职业出版家年谱相对容易把握,而更多属于身份多重的“兼职”出版家,其年谱编撰需要有明确定位和叙述边界。出版家合谱不等于合刊,其中的区别需要厘清。在实际编撰工作中,编写者还需要注重将史料性与研究性结合,处理好实事求是与为尊者讳的关系,同时更加重视书信和日记等史料在年谱编撰中的重要作用。     

《新教育》成功传播近代西方教育原因之考察

《新教育》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教育杂志之一,它积极介绍西方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动态,传播西方教育大家思想,为中国教育界开辟了一条研究、借鉴西方教育的重要渠道。《新教育》对近代西方教育的成功传播,对国人了解研究近代西方教育,加速中国近代教育与世界教育的接轨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新教育》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近代传播西方教育的重要窗口,与其办刊宗旨的贯彻与坚守、汇聚超强的编辑队伍、传播形式上的多样性等办刊策略密不可分。     

论"中国出版家"丛书的时代价值与学术意义

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以杰出人物为代表的出版人的奋斗史。"中国出版家"丛书是我国第一次规模化地为出版领域杰出人物立传的文化出版工程。从已出版的出版家传记来看,明显表现出了"出版+生活"的客观呈现、"商业+文化"的全面观照、"征实+评价"的融合刻画编撰特色。"中国出版家"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唤起中国出版人的文化使命和责任担当意识,有助于传承出版业的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和奉献精神,促进出版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其学术意义表现为透过出版家个体的研究,构建以人为本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展现出版行业与国家、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关系。     

戢元丞及其创办的作新社与《大陆报》

书局自办报刊是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教会书局和民营书局都不例外,如土山湾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等都办有自己的报刊。1901年成立的作新社曾出版过不少有影响的图书,1902年创办的《大陆报》是其一项重要出版物。通过在《大陆报》上刊登出版物广告,利用报纸的销售渠道,作新社为自身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宣传和代售图书的机构。《大陆报》上很多文章的观点其实是作新社出版物内容的浓缩,作新社的译著为《大陆报》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和思想支援。两者之间几乎形成了一个共生共存的机制。作新社与《大陆报》之间正是因为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有着比较通畅的发行渠道,不仅作新社推出了一大批有质量的著译,也使《大陆报》诞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章,成为20世纪初短暂的书局与报刊之间良性互动的典范之一。     

教育交流视域中的中国人留学活动述论——兼评《中国人留学史》

教育交流是人类文明交往的重要途径,以留学教育为代表的各类中外教育交流方式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是,留学史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自1927年舒新城著《近代中国留学史》出版以来,中国的留学史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而近期出版的《中国人留学史》则是留学史研究的又一重大成就.回顾留学史研究的学术史及分析《中国人留学史》的特色,有助于深化对留学史研究的认识,拓展留学教育新的研究视野.     

试论王云五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地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无论是出版规模还是出版影响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对王云五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地位多年来缺乏应有的恰当评价.王云五多次从战火中拯救商务印书馆,而且他采取一系列革新措施,在普及知识,扩大出书门类,完善机构体制,改进经营管理方面,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可谓一位名副其实的出版家.     

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向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杰出代表,其最突出的文化性是在张元济主政时期奠定的。考察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可以从其注重中华古籍和汉译名著的出版行为背后,看出其＂温故知新,两者并重＂的出版理念。出版业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和行为也反映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之间交汇、碰撞,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的结果,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向。     

四角号码检字法考略

“四角号码检字法”始于高梦旦,成于王云五.该检字法与张玉生的《国音电码合刊》并无瓜葛.从改进与推行“四角号码检字法”到出版《四角号码词典》并迅速普及全国,无疑王云五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贵阳文通书局的教育出版探析

贵阳文通书局创立于维新变法潮流之下，以服务西南文化教育为职志。抗战期间汇集西南地区的知识文化群体促进了文通书局的发展，特别在编辑所所长马宗荣的主持下，文通书局制定了教育出版的宗旨、计划，出版了众多教科书与教育类丛书，为近代贵州、西南地区的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战后知识群体的东归，贵阳文通书局的出版优势不再，由此折射出近代教育出版格局的变化对出版机构的巨大影响。     

反译现代符号系统: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考证学与文化政治

作为一个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以诸如诠释、编纂、编译、重新定义、排版、出版等特定方式参与了对符号现代性的翻译和反译过程。这些活动激活了太平天国后江南社会由那些具有专门技巧的文献学家、改革派学者以及企业家所构成的网络。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历史呈现给我们一种不能完全以文化工业的范例去理解的出版史。在商务印书馆,编译的文献学工作实现了一种文化政治,它实际上抗衡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文化产业对中国古籍的影响。商务印书馆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观察出版事业在一种非资本文化史中的演变和延续。借助商务印书馆和其他出版社所出版的语言工具书、教科书、百科全书词典等,上海的城市学术群体在20世纪初对舶来的现代符号进行重译、重编和反译的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通过这种重译或反译,受到大众欢迎的编译者对教育和知识以多元流通的方式向流行于欧洲和日本的普适知识系统提出了挑战。与明治维新不同,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化任务并不是西化,而是以文献学的方法论和编译的实践应对和梳理文化帝国主义的现代性。这个文化任务带来的实践使上海从太平天国时期的避难所转变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式城市文化的摇篮。因此,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实践为我们理解生存在帝国主义文化扩张和清帝国体制交...     

抗战时期商务印书馆被毁后的办刊策略——以《东方杂志》复刊为视角

从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一直是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重镇。在商务印书馆的定期刊物中,《东方杂志》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1932年1月28日晚,商务印书馆因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损失重大,《东方杂志》也被迫停刊。1932年8月1日,随着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正式复业,停刊8个多月后《东方杂志》复刊。复刊后的《东方杂志》以追求＂新生＂为办刊旨趣,注重与读者及作者的沟通,并且通过主编及编辑人员的调整和＂教育＂、＂妇女与家庭＂与＂文艺＂三专栏的增设,及时整合了刊物办刊资源,使刊物顺利度过了危机。     

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出版文化

在印刷时代，出版物是人类获取知识最重要的媒介，出版机构也成为人类创造知识、积累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枢纽。与此同时，出版机构也是一种商业机构，它需要获取足够的利润以维系正常的运作，满足其人员的各种需求。正是这两重属性决定了出版机构必须在商业利益和社会公益之间做出完美的平衡。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机构中最杰出的典范，它为中国的现代启蒙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开创了一个优良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     

1920-1921年商务印书馆的改革

“五四”前后 ,商务印书馆成为新文化人士的攻击对象。在王云五正式就任编译所长、进行全面改革的前两年 ( 1 92 0— 1 92 1 ) ,商务印书馆就已经开始了与学术团体结盟、改革《小说月报》、建立新式会计制度、酝酿改组编译所等一系列变革举措。其中 ,陈承泽、郑贞文、杨端六等中华学艺社的新一代编辑对商务印书馆的现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商务印书馆的全面改革作好了铺垫     

再论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

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有认为其涉嫌侵权。根据1928年《著作权法》等法律规定的条文,1938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只需要得到著作权人的同意即可,不必以收回北新书局等出版机构的鲁迅遗著出版权为前提。李小峰同意由第三方出版《鲁迅全集》且对出版时间未设限。这种正面态度有助于消除王云五对于北新书局“反诉”的疑虑,也有利于《鲁迅全集》尽早出版。《鲁迅全集》出版过程中并未侵犯北新书局的权益,也不存在侵权问题。在民国法律框架下,1938年版《鲁迅全集》一经注册,其著作权（编辑著作权）就应归“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所享有。     

作为选评家的林纾

林纾的成就除了众所周知的古文创作与文学翻译之外,尚有二十余部文史类选本存世,且皆有评注。就编选动因而言,林纾系列选本除了力延古文之一线以外,也有清末出版业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商业考量,以及新式教育下教材热的积极推动;就选本批评而言,独特的文本呈现、古文观念的显化以及评点实践的多元是其主要特征。显然,在清末民初的选本热潮中,林纾凭借大量的编选实践又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选评家的角色。     

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成长的社会生态分析

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起步于文化启蒙与民族诉求的时空大背景中，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的崛起为代表。有别于当时清政府主导的公营出版和教会主办的教会出版，近代民营出版业通过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工具与设备，翻译国外出版物、整理传统文化、出版大型工具书和新课程教材而得到快速成长，成为民族工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功固然与出版企业制度、内部管理、经营者出版理念等内生条件有密切关系，但同样不可忽视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局变化、近代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商业氛围的浓郁、启蒙和新文化运动、新教育改革以及出版法规、同业公会等外在社会生态环境的支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