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漂移生态风险的法学解析与治理路径——以转基因作物为例

转基因作物的扩大种植正加剧着基因漂移产生的外部性生态风险；在该基础风险之上，制度设计缺失、监管力度不够、社会信任危机还将这一风险不断放大，而其根本症结在于基因漂移导致的污染产权界定不清。文章采用侵权理论，提出将基因漂移产生的污染产权分配给传统作物种植者，并提出从宏观立法建构、微观责任建构以及局部规则补充三个方面进行基因漂移侵权体系的整体搭建，以期能为基因漂移的外部性治理提供一些有效的私益救济路径。     

全球转基因作物发展趋势与中国产业化风险管理

近年来,一些国家采取不断扩大转基因作物品种和种植面积的方式来解决粮食危机。目前,全球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进口转基因作物,依照种植面积大小,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等转基因作物位居全球种植前列。中国批准进口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玉米、油菜等5种作物,且均作为加工使用,不用做粮食。发展中国家种植面积现已超过发达国家,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呈现增加趋势,而且转基因作物更加多样化是全球转基因作物发展趋势。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过程中主要存在技术、转让和市场等7种风险,美国、巴西、印度等国家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风险管理各有特色。构建规范的转基因领域法律体系,促进部门沟通协作,建立全过程追溯管理体系,实行风险分类管理和鼓励公众参与风险管理,是中国应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风险的可行之策。     

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加,我国农业面临着众多的严峻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我国的科学家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其内容概括为“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而近年来兴起的转基因技术将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实现起到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转基因作物自1996年开始在全球大规模地商品化种植以来,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转基因抗虫棉花已经在我国大面积种植,2008年我国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380万公顷,占我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66％。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对于我国的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支撑作用。此外,在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的同时,还应制定严格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规则和制度,在让转基因作物的技术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避免其潜在的风险。     

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共存法律制度研究述评

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现状引发的健康风险、生态风险以及贸易风险等问题对现代基因工程技术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国内外学者对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的法律制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采用文献法、比较法对国内外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共存制度的现有研究从法律制度环境和法律制度约束两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出了现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以及我国应有选择地借鉴国外共存立法实践及其制度运行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法律制度。     

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潜在风险及其管控

作为新的制度优化举措,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存在制度绩效损失的风险,而产权治理结构是引发制度风险的关键因素。基于产权治理结构的视角,从产权安排、外部环境与主体因素方面构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风险生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改革实践中,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存在"弱市场+自保障""弱市场+强保障""强市场+自保障"和"强市场+强保障"等差异化产权治理结构,但由于产权治理结构存在内在运行机制和环境适配性缺陷的不确定性,导致实践过程中产生宅基地权益难以充分实现、宅基地再配置与再利用效益不足等潜在风险损失。为防范和管控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风险,应从健全交易体系,完善配套措施,提升宅基地产权治理结构效率;强化农民主体地位,因地制宜推进改革,改善产权治理结构适配性等方面制订风险管控的具体措施。     

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争论综述

科学家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转基因作物不比传统农作物具有更多的环境风险;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转基因作物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潜在的环境风险。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在转基因作物是否会产生超级杂草,是否会产生超级害虫,是否会影响生物多样性,是否会产生二次生态影响等环境风险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看法。由于科学知识的有限性、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以及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科学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问题上还没有定论。而加强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完善评价转基因技术环境风险的理论与方法,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环境风险应对措施,就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基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公众风险认知研究

为了全面客观地了解转基因食品争论是否会对公众风险认知产生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根源,利用我国6个城市较大规模的随机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认知主要集中在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上,转基因争论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差异存在显著的影响;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对转基因食品争论、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其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而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缺乏沟通的程度、转基因食品本身的不确定性、食品问题的敏感性仅显著影响其健康方面的风险认知。据此,提出了从加大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力度、搭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平台以及建立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的建议。     

认知的生态研究模式述评

在认知心理学领域里存在着三种研究取向,即符号加工取向、联结主义取向和生态主义取向。对心理学生态主义研究取向的界定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梳理广义生态学取向下的认知实证研究,可知认知生态学取向的研究模式有三种:情绪与认知、任务情境与认知、社会文化因素与认知。认知生态学应注重狭义生态学取向的认知研究,在动态系统研究中加入社会文化因素,并结合认知风格、个性特征等因素来探讨社会文化对认知的影响机制,加大生态学方法如生态瞬时评估法(EMA)的应用。     

试论“类主体”生态价值观的内涵与路径

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人的困境"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在马克思"类主体"哲学理论谱系下的价值观,理性审视和反思工业社会以来的"占有性个人主体性"的价值取向,在理论层面阐述类主体的生态价值观的内涵与意义,并在实践层面上从整体性、本土化和实践性三个维度剖析践行类主体的生态价值观的基本路径,对建设生态文明和实现"类本性"的主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     

海洋生态文化的认知与实践体系

梳理海洋生态文化零散的、多学科的内涵与相关实践,以多元主体及其互动为主线的综合视角诠释海洋生态文化的形成、体系和实践模式。研究认为:（1）海洋生态文化认知经历了“观念萌发感性认识理性响应理性-感性交融”过程,且认知逻辑上实现了海洋生态系统的资本逻辑向保护逻辑,继而向服务逻辑的转变;（2）海洋生态文化涵盖物质、行为、体制三层面,不同空间尺度下起主导功能的主体不同,不同主体在建设海洋生态文化过程中扮演不同角色且相互掣肘;（3）海洋生态文化实践体系包括以政府主导的规划编研及其实施、企业及其他组织的法人管理文化、公众的海洋意识与生活行为等,且中国海洋生态文化实践过程存在政府强势推动,法人组织与公民海洋意识淡薄且缺乏行动指引,海洋生态文化实践亟待提升科学普及与媒介引导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