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国家观的三大理论创新

马克思在国家观上有三大理论创新:在国家起源和本质问题上,马克思实现了冲突论和融合论的统一,认为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平衡社会各阶级不同利益的工具;在国家职能问题上,马克思提出国家具有政治统治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双重基本职能,而在现实社会中,国家的职能往往因为统治阶级追求自身利益而被异化;在未来国家的发展趋势问题上,马克思指出了“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历史性方向,并将之描绘为“自由人联合体”。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是消灭÷切阶级吗？

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我们的许多教材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论述,都是以马克思的“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这一命题为出发点的。笔者认为,把消灭一切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不符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实际。     

人类·阶级·自身--马克思存在论思想的理解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身”的命题是一个存在论命题。其中的“自身”, 以往译成“自己”是不确切的。德语词“Selbst”的汉译词有“自我”、“自己”、“自身”等, 但在马克思存在论意义上, 用“自身”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因为“自己”、“自我”的意义, 主要是在意识层面上呈现的, 而马克思的“自身”则是在存在之活动境域中呈现的, 所谓“阶级自身”也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活动境域中呈现的。     

现代性状况下人的形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研究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是我们反思现代性的重要理论资源.针对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具体剖析了布鲁诺·鲍威尔的政治解放方案,并指出政治解放是抽象的、有局限的解放.现代性状况下人的形象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个性,而是抽象的个性和抽象的普遍性相互分立.布鲁诺·鲍威尔之所以误解政治解放是普遍的解放,其内在的思想逻辑源于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颠倒性理解.马克思主张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犹太人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市民社会批判.犹太精神是市民社会的精神,人的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与现时代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可称之为国家批判理论,它是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国家理想 主义的批判,揭示出了国家的阶级统治本质。在这一 批判中,马克思受到了近代市民社会思想的深刻影响, “市民社会”成为消解国家神话的重要规范性范畴。但 马克思没有运用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赋予社会以 前政治或国家的生命,而是指出市民社会与国家都是 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们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 马克思超越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抽象对立的国家理 论,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巨大的解释力。 一、…     

论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解放政治

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消极性与保守性,变相肯定了作为政治解放成果的资本主义政治国家。要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就必须与为政治解放辩护的旧哲学世界观决裂。资本主义政治国家以虚假普遍性强化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继宗教异化之后发生了政治异化。因此,马克思提出了政治批判的现实任务,解放政治成为超越政治解放的出路。马克思勾勒了解放政治的大致轮廓: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初步确立,申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全体社会成员真实参与公共事务。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的相互联结构成了国家与社会,人民才是国家与社会的真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以人的真正解放为指引,为向共产主义共同体过渡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文明基础。     

国家观: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试图主要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最为集中体现马克思国家观的文本出发 ,探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这一段国家观问题的发展史。本文的探讨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对官僚机构的认识 ;对财产本质的认识 ;国家的消亡。在此基础上 ,本文考察了马克思国家观中对于“普遍等级”、财产、市民社会、“普选权”等问题的思考 ,从而对马克思的国家观做了一个大致的勾勒。     

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指数化

在全球治理中,社会逻辑是显性逻辑,国家逻辑和资本逻辑则是隐性逻辑.社会逻辑在全球治理理论中占有核心位置,而国家逻辑却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处于主导地位.鉴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笔者提出一种共和主义的国家参与全球治理观.指数构建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指数”(SPIGG)项目组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并就这一指数的数据采集、数据标准化、权重设置和计量模型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SPIGG指数的创设可以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助于把中国知识传递到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去.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架构及世界意义——基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映照着中国特色道路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的道路自信,丰富着人类文明理论宝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动态优化过程,是认识逻辑、实践逻辑和辩证逻辑相统一的完整体系。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是历史唯物史观下的对国家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一切观念和原则的凝练表达。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主体是国家治理现代文明,以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视角来讨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架构和世界意义,不仅为全世界各国政党探寻富有自身特色和遵循历史传统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富有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语境的中国方案,彰显深厚的中国文明自信和中国文明创造担当。     

马克思现代国家批判的历史生成及四重维度

现代国家批判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重要主题,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深刻省思。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的视域重建使马克思的现代国家概念具备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内核。马克思从哲学批判出发,联系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副本”来批判现代国家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原本”;在宗教批判层面上,将宗教神学批判和政治现实批判同步推向纵深,揭露现代国家与宗教国家的共通属性;在制度批判层面上,剖析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安排及其结构性矛盾和危机;在实践批判层面上,揭示政治国家走向消亡的历史趋势,为超越现代国家、扬弃政治现代性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路径。马克思现代国家批判的四重维度共同构成一幅内在逻辑嵌合的理论图景,蕴含着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历史命运的洞察。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及其当代启示

在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论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国家存在与国家治理的内在价值。只有在社会为国家治理提供成熟的治理主体与治理场域时,现代国家治理实践与马克思的国家消亡理论才得以达到契合,国家治理才能切实发挥促成国家消亡路向的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指导下,当代国家治理强调的是强国家与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多元主体的培育是国家治理的应然之义,而这些需要在多元复合主体结构中得以生成。     

契约论国家观与阶级论国家观的区别及融合

契约论国家观认为国家源于契约,阶级论国家观认为社会的阶级分裂产生国家;契约论国家观认为设立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阶级论国家观则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在对世界的影响上,契约论国家观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稳定、繁荣和进步,而对阶级论国家观的绝对化理解则使众多社会主义国家走了弯路。融合契约论国家观中的合理成分,引导国家踏上社会契约化之路,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对马克思主义工具国家观的辩护与澄明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工具国家观遭到国内越来越多学者的责难.国内学界先后提出过四种关于国家本质的新论,都声称自己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本来思想,但实际上他们都在一定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工具观作了简单化的理解:停留于国家本质的抽象认识.忽视国家多重属性的研究,割裂国家本质与多重属性的辩证统一.试图用国家的抽象本质对各种纷繁复杂的国家问题作一劳永逸的解释.这也是时马克思主义工具国家观的诠释在当代陷入困境的原因.我们应该从"总体性"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国家观: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社会管理的机关,同时还是平衡阶级利益的仲裁者.国家的阶级本质和多重属性是一块不可分割的完整钢板.     

马克思国家理论视阈下的主体合作治理

社会秩序的建构离不开包括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参与。国家属性职能的调整是基于社会与个体关系变化。阶级性与公共性是国家的基本属性。马克思工具性国家观认为国家是阶级实现统治的重要工具。现代性国家建构在自主性基础上,更加强调与社会的制度化合作关系。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对未来社会人的主体性给予深度关注。他们阐述了互惠性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个体的平等参与,国家的公共性服务职能进一步得到体现。在多元化、复杂性的现代社会系统中,国家治理是通过共同体逐步建立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合作关系。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共同体的优势,吸收和激发社会主体的力量,实现政治秩序建构与社会力量的有效融合。     

现代国家成长中的国家形态问题

国家形态与国家成败具有密切关系.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在批判分析现代国家成长中形成的,其工具主义国家观和国家自主性理论是现代国家理论的"元理论",对于研究现代国家建设具有普适性.比较政治发展的研究发现,工具主义国家和自主性国家及其变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理状况,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国家成功的关键.     

从历史观的探索到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变革逻辑及其发展进路

费尔巴哈在其直观唯物主义哲学中从现实的人出发把国家看作人与人之间在知识和能力上相互补充的产物,仍然停留在唯心史观的领地之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过程中通过“有差别的活动”这一命题而把国家看作人与人之间在利益与活动中相互补足的关系,首次提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史观的命题,发现了形式和物质两个不同层次的国家及其两者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这一命题不是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而是在改造费尔巴哈国家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新的哲学原则。马克思随后通过对市民社会之物质生产劳动的深入研究,把实践活动作为能动的原则从社会历史领域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第一次建立了一种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     

论马克思实践观对道德实践观与生产实践观的超越

20世纪 80年代在我国哲学界开展的实践问题的讨论 ,提出了“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实践超越论”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虽不乏深刻与睿智 ,但也不难看出以往对实践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缺陷与不足 ,因为这些观点基本上还是局限在传统实践观的基础上 ,将马克思的实践观仅仅归结为生产实践 ,而没有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实践观变革的内容 ,没有说明马克思实践观同传统实践观的原则区别。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实践观 ,是对道德实践观与生产实践观的超越。     

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异度探析

阶级观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与马克思的阶级观,在阶级界定的基点上,有＂多元＂与＂一元＂的差异;在社会动力承担者的指向上,有中间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差异。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阶级观差异成因,是资本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和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现实导致的社会阶级内在结构的改变。     

依赖关系的演变与道德人格的发展——马克思“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思想的思维路径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为了寻求人类自身的解放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整体考察,从人的依赖关系的演变为线索,揭示了人类的道德人格的形成与发展规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理论上重新梳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的思维路径,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思想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对理解国家治理属性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结构、内涵、方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与现代西方形成的民主-专制体制论、法治-人治论、威权-民主政府优劣论、公民社会等所谓"普适"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以鲜明的阶级立场,提出了国家政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地位;市场模式中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主体;社会领域以实现人的发展为根本价值等,同时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形式的条件性。马克思国家治理在中国的当代价值在于,国家治理应符合相应的社会性质,要注重甄别国家治理的职能属性,传承自身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