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学视野下的高力士

从秘书学视野对历史人物高力士的工作性质进行重新审视.基于现存的有关高力士的史料及其担任的官职、对朝野的影响力、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超强的执行力,证明高力士不仅是一个典型的秘书而且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秘书,同时,揭示了高力士成为杰出秘书的三个主要原因,即高度的政治智慧、高超的政治才干和高尚的政治品格.     

杨贵妃、高力士与荔枝的情结

唐代著名大宦官高力士出身于岭南大族冯氏,其家族势力很大,最盛时曾控制岭南二十余州.其祖父、父亲长期任潘州刺史,武则天统治时期,冯氏家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十岁的高力士与父母分离,十五岁时被送到长安,入宫当了宦官.唐玄宗时,高力士得到重用,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要人物.     

论唐代小说家的历史意识——以唐代小说中的高力士为例

唐代小说中出现了很多有关高力士的作品。在《高力士外传》中,高力士是一个见识深远、直言进谏的忠臣;在《松窗杂录》等一些杂事小说中,高力士却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奸佞小人。其形象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不但反映出作者对帝王的批判及对宦官专权的痛斥,也反映出唐代小说家关注现实政治、寻求治乱之道的历史意识。唐代小说家这一历史意识,集中表现在唐代出现大量以历史为题材的传奇作品和＂补史之阙＂的杂事小说集上,使唐代小说具有了鲜明的＂史才＂特征。     

高力士与唐玄宗——兼论开元、天宝年间执政得失

高力士是颇具争议的人物。《中国历史百科全书》这样评论这位宦官:“力士平素谨慎,又善观察时势,所以久受宠任,于朝廷内外亦无大恶名。但他对玄宗晚年用人行政有颇大影响,对天宝时政治腐败有一定责任。”     

古代图文碑述要

图碑是碑刻文献中的特殊类别。其形式图文相配,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城坊、建筑、水利、医药等方面,对于研究我国通史及文化史、科技史等专门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图碑产生时代、现存状况,举例介绍了天文碑、地理碑、水利碑、谱系碑、典礼碑等各类图碑,为研究图碑文献提供了重要资料,并提示研究门径。     

金完颜希尹碑史事考辨

金完颜希尹碑,全称为“大金故尚书左丞相金源郡贞宪王完颜公神道碑”。它是吉林省境内的三大金碑(大金得胜陀碑、完颜娄室碑与完颜希尹碑)之一,历来被中外学者所注目,但对完颜希尹碑的研究,远不如前二碑之盛。完颜希尹碑不仅是研究其家族的重要资料,而且对考订金朝史事亦有重要价值。     

高力士研究四题——以高力士及其后嗣的碑志为中心

关于高力士及其后嗣家族的生平事迹,传统的唐代史料虽有所提及,惜多语焉不详,某些重要史实依然缺载.幸好解放后新出土的数方高氏碑志,为此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文以高氏碑志为中心,再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试考察与高力士相关的几个问题.     

“力士脱靴”的文化解读

关于李白有许多传奇，“力士脱靴”是其中著名的一例，它负载着“道尊于势”的先秦士人传统和“重义轻利”的儒学价值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力士脱靴”传奇契合了士人的儒文化心理，并因其叛逆性为受到专制压迫的士人提供了发泄心理能量的出口，同时也因其对权贵的嘲弄和蔑视满足了普通民众反抗压迫的心理渴求。“力士脱靴”传奇也因而长盛不衰并被后世不断丰富和演绎，最终成为李白特立独行精神气质的生动写照乃至自由人格的象征。     

《堕泪碑》考

《堕泪碑》原为襄阳百姓为纪念西晋开国元勋羊祜所立的纪念碑,梁大同十年重立时时人合此碑与羊祜的学生为其所立《羊祜碑》为一,《堕泪碑》碑文在碑阴,《羊祜碑》碑文在碑阳。此后,晚唐、北宋、元、明又四次重立或修复,清中叶以后废而不存。《堕泪碑》在历史上颇负盛名,影响深远,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考证《堕泪碑》及其碑文的历史,厘清人们的混乱认识,无论是对襄阳的地域文化研究还是对湖北的历史文化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拉萨的纪念碑

拉萨作为一个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多次成为全藏的首府,经历了许多政治事件,自然有不少值得纪念的事。历代统治者总喜欢为自己树碑立传,但作为历史资料,作为永久纪念,倒是很有价值的。拉萨的纪念碑为数不少,光是大昭寺门前便有石碑二块。古的,从吐蕃时期赞普所立的著名的甥舅和盟碑;近的,是清朝政府驻藏大臣立的劝人种牛痘碑。其次,在布达拉宫前面有达扎陆贡记功碑,布达拉山下无字碑;在龙王潭有康熙碑与乾隆碑。而离拉萨稍远的墨竹工卡东北拉萨河旁的协拉康碑和拉萨河南岸、与拉萨河隔河相望的噶回寺碑等等。这些碑是研究西藏历史和藏汉民族关系的可贵资料。对于这些石碑,自有科学研究工作者进行专门考证和论著,本文只是列举有重大意义的甥舅和盟碑、拉萨雪碑,以及康熙碑和乾隆碑,作简单的介绍。     

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张澍发现了西夏碑，但其《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序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载互异。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作于嘉庆十五年（1810），离他发现西夏碑的时间仅相隔六年，故其时他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得非常清楚，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及《诗序》并非作于嘉庆十五年，而是作于他晚年编辑《养素堂诗集》之时，由于事隔太久，故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忆模糊，以致二者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载出现了矛盾。张澍发现西夏碑是对西夏学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激起了他对西夏历史和文化探索和研究的热情，对西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表彰抑或利用:唐代德政碑刻立的政治意图

唐代德政碑的刻立,里面夹杂着各种复杂动机。对于申奏刻碑的百姓而言,他们有的是发自内心为良吏奏立德政碑,有的则是受地方官员驱使。由于朝廷重视基层百姓对地方官的评价,因此,耆老、百姓等记录官员治绩的"状",以及耆老对地方官的评价也就成为申奏刻碑的重要依据,这成为他们被地方官利用的价值所在。对属下官吏而言,他们为州刺史、县令或藩镇主帅立碑,带有巴结逢迎的目的,因为地方长官手中握有辟署权、荐举权等,双方之间有着一定的利益关系;有的属下官员则借助德政碑来表达对碑主的知遇之恩;此外,在为长官申奏刻立德政碑的同时,碑阴题名也能间接为他们自身带来政治声誉。对碑主而言,德政碑可以为他们带来良好的政治声誉,从而为考课带来好处。中晚唐时期的节度使还可以借朝廷的德政碑,获取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对唐朝天子而言,刻立德政碑,可以为天下官员树立良吏典范,从而达到巩固政权、维护秩序的目的;当中央势弱之时,天子又借助德政碑来笼络强藩。可见,唐代德政碑刻立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政治动机,而不仅仅是出于表彰美政或善政这样简单的理由。     

三百余年前日本发现的多贺城碑

多贺城碑又称“壶碑”或“靺鞨碑”多贸城碑是因发现于日本仙台平原上的多贺市多贸城遗址而得名.因为碑文内容刻记有“去靺鞨国三千里”的字样,故中国学者往往称之为“靺鞨碑”.     

回銮碑

回銮碑座落在河南省濮阳县城内新华街(原名御井街)路西。一九六三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碑下部的文字剥蚀全没,仅上部有二十八个字还清晰可识。依此,可看出碑文字大如拳,秀丽流畅,系草书阴刻,额题:“契丹出境”。一九七九年对此碑进行了修葺复制,现碑高2.3、宽0.84、厚0.26。碑前有一水井。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于此立一碑上书正体“御井甘泉”四字。一九三六年,伪专员兼濮阳县县长丁树本也曾立碑将全诗重刻于上,并撰题记。今三碑紧依林立,并在碑外建楼予以保护。     

兰州白塔山“禹王碑”考补并试析

兰州白塔山有古篆文“禹王碑”,原树于“禹王庙”。“文革”中,封存得以保护。今改树于白塔禅院,露天置放。因石质粗劣,保护失当,风剥雨烛,碑面文字缺损较多,游人至此,咸为叹惋。今不揣浅陋,聊为补释,以为助读。 兰之“禹王碑”为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三月十五日酒泉郡侯建劝(升庵)所摹刻。因“禹王碑”(又称“峋嵝碑”)原碑失传,所以传世者,皆拓自长沙岳麓书院之“禹王碑”,该碑为宋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何致字子一者,摹自衡山原碑。其后,传世渐广,浙江、山东、安徽、湖北、四川、云南、南京楼霞山、西安碑林等地,均有摹刻。兰碑摹刻自何处,侯氏之跋尾未作说明。     

蔡邕碑颂对《尚书》典故、体式的运用及其风格特征——汉代文学与经学之关联管窥

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经学色彩,其与《尚书》更是有着密切关联。蔡邕本人不仅谙熟《尚书》,还与《尚书》传人有直接交往。其碑颂则大量运用《尚书》典故,且主要取自虞书。他在取典时遵循如下原则:典故与碑颂所言事象相契,所涉《尚书》政治角色与碑颂主人的官职相契,典故的取舍多与碑颂主人所治经典相契。对《尚书》典故的密集运用及体式因袭,使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尚书》风格。这正反映出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     

乙瑛碑

<正>《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又名《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东汉永兴元年(153年)刻,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该碑刻隶书十八行,行四十字。其内容为记鲁相乙瑛请求为孔庙设置百石卒史,以掌管礼器庙祀之事。碑文"骨肉匀适,情文流畅",为汉碑中不可多得的珍品,与《礼器碑》、《史晨碑》并称"孔庙三碑",为历代书家所重。     

李义山《韩碑》诗事实考辨

“韩碑”,指韩愈的《平淮西碑》。《韩碑》诗是李义山咏史诗中的名篇巨制。“谗之天子言其私”是诗中十分重要的一句,它不仅点明了推“韩碑”的原因,也表示了诗人对推碑一事的愤愤不平之情。但是,诸家注释这句话时,把“谗之天子”的谗者解释为李愬的妻子,唐安公主的女儿,或者为李愬部下的武士石孝忠,把推碑的根本原因说成是平叛功臣之间的功劳大小之争。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我们认为“谗者”应是牛党成员李逢吉、皇甫镈等,“韩碑”的树立和推翻、重撰文的实质是割据和反割据的路线之争。     

读《张迁碑》辨疑——与程章灿先生商榷

东汉官宦多为单名,但平民阶层的"双名"也相当普遍。《张迁碑》碑阴题名存在着"双名"现象,与东汉民间社会的习俗相一致,足证其为东汉的"乡里刻碑"。碑文写入非张迁直系先祖的张氏名人,符合汉碑常例;对张迁官职的记载也符合汉代官制;至于用典中的错漏之处,恰恰证明其为东汉乡里俗儒所做之"乡里刻碑";明代赵均、都穆等金石名家对此碑也多有著录;可见其为真正的东汉碑绝无可疑。程章灿先生《读〈张迁碑〉志疑》将该碑断为伪碑的新说不能成立。     

乾隆十四年《澳门约束章程》碑新探

《澳门约束章程》碑是清代澳门政制发展史的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虽然当今澳门史论著和工具书述及本碑甚多,但是所代拟之碑名众说不一,对本碑的撰定批准者以及时间介绍也有不少异说误解,对本碑的产生过程及内容之论述仍然较为粗疏而有错漏,本文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