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特殊防卫权

1997年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确立赋予正当防卫制度以崭新的内容。但是,诸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特殊防卫权不存在必要限度,有的学者认为,特殊防卫权存在必要限度,根本原因在于立法者对于正当防卫的条款排列不当。笔者对刑法第20条3个条款作了重新排列,既解决了诸学者的不同意见分歧,也进一步说明特殊防卫权存在的合理性,并对特殊防卫的犯罪含义作了具体分析。     

对正当防卫限度与"无限防卫权"的理性思考

新<刑法>出台后,理论界关于正当防卫的限度问题的探讨焦点主要集中在该法第20条第3款之规定方面.绝大多数观点认为该款规定的就是无限防卫权,也有部分观点对此表示反对.要正确把握新<刑法>关于正当防卫权的防卫限度规定,需对新<刑法>第20条所含3款之间的关系、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以及"无限防卫权"的提法可能产生的后果等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有关机构应及早对该款作出立法或司法解释,以统一司法实践中对该款的适用.     

论正当防卫的限度

正当防卫的限度是在法学理论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均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主要以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来研究正当防卫的限度及特殊防卫权。这对如何认定特殊防卫权具有重要意义。     

特殊防卫权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 2 0条第 3款确立了特殊防卫权 ,对此要从法条内部的关系和立法精神来理解。其实质是一个提示性规定 ,其内容属于刑法第 2 0条第 1款的一部分 ,并受第 2款的限制 ;它并不是多余的法条 ,蕴涵着深刻的立法精神。一方面它鼓励公民勇敢地同犯罪作斗争 ,这并不会导致防卫权滥用 ,因为特殊防卫权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它提示司法人员调整执法观念 :不要再轻易地把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案件定为防卫过当 ,也不应要求防卫人承担行使特殊防卫权的举证责任     

特殊防卫权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20条第3款确立了特殊防卫权,对此要从法条内部的关系和立法精神来理解.其实质是一个提示性规定,其内容属于刑法第20条第1款的一部分,并受第2款的限制;它并不是多余的法条,蕴涵着深刻的立法精神.一方面它鼓励公民勇敢地同犯罪作斗争,这并不会导致防卫权滥用,因为特殊防卫权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它提示司法人员调整执法观念不要再轻易地把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案件定为防卫过当,也不应要求防卫人承担行使特殊防卫权的举证责任.     

论刑法中的特殊防卫

针对目前刑法理论界对我国新刑法第 2 0条第 3款之规定的不同观点 ,在对正当防卫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以刑法基本理论和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为根据 ,明确提出新刑法第 2 0条第 3款之规定 ,是我国新刑法在原有的普通防卫制度的基础上所确立的一种新的防卫制度特殊防卫。通过对特殊防卫概念的分析和对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的论述 ,力求统一对我国新刑法第 2 0条第 3款之规定的理解和认识 ,以利于实践中正确把握和适用     

对无限防卫权的质疑

在新刑法第20条对正当防卫增加规定第3款后,我国刑法理论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此款规定表明,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实施防卫在防卫手段和限度上没有要求,此规定为无限防卫权。笔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此款规定并非无限防卫权,而应为特殊或特别防卫权。     

我国刑法中不存在无限防卫权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对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的正当防卫作了特别的规定。学者们普遍认为这在我国确立了无限防卫权 ,并对其是否具有正当性进行了争论。本文作者认为 ,首先应当澄清的是 ,本款规定是否确立了无限防卫权。进而从防卫权的起源与本质、影响防卫权范围的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 ,认为我国刑法的规定并不是“无限防卫权”,也同样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它与一般正当防卫的区别在于对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不同。     

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理解与执行

重点研究和探讨了对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理解和司法适用;认为限度条件不完全等同于“必要限度”。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应当理解为防卫行为足以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没有明显超出必要限度,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并对刑法第２０ 条第３款是否为“无限防卫”进行了探讨,认为我国刑法中并不存在所谓“无限防卫”的规定。此外,对“行凶”、“暴力犯罪”等规定进行了较深入的研讨     

浅谈新刑法中的无限防卫权

无限防卫权是我国刑法关于对正在进行的,严重地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的防卫行为不受强度限制,并对防卫产生的结果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无限防卫权是相对于有限防卫权而言的,我国新刑法第20条2款是关于正当防卫中有限防卫权的规定。即:“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国新刑法第20条3款对无限防卫权作了规定:“对正在进     

“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的反思与纠偏

根据“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仅当防卫行为造成重伤、死亡结果时,方有可能构成防卫过当。此规则虽可给正当防卫权松绑,却无充分理据。其一,“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的基础,即“重大损害=重大人身损害”之解释无法成立。其二,“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和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相割裂,其无法从相关论者所认同的“二元论”“主观权利说”和“不法侵害人丧失法益需保护性说”中推导出来。其三,“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在刑事政策上会导致私人暴力滥用等负面效果。鉴于以上问题,应重新解释“重大损害”要件：就其范围而言,防卫行为所引起的任何个人法益损害都属“重大损害”中的“损害”;就其程度而言,防卫行为所引起的损害若为刑法所禁止,便是“重大”的。     

对正当防卫不法侵害的理解

正当防卫是法律确认的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一种法律手段,是公民的一种特殊权利。公民要有效地运用这一法律手段,正确地行使这一特殊权利,必须准确地掌握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     

配偶权侵害的赔偿责任及正当性基础

以忠实义务为基础的配偶权属于受侵权法保护的民事利益。当该利益被侵害时,婚姻中无过错方有权向过错方主张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并由法院依据利益权衡规则决定其是否有权向违反注意义务的过错第三者主张侵权法上的赔偿责任。过错方与第三者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之间的关系,依据数人侵权场合中的意思联络情形区分为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由无过错方选择主张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责任人,并由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无过错方对过错方主张损害赔偿不受普通诉讼时效限制,应依据婚姻法确定时效限制规则。这种将精神损害纳入可赔损害范畴、强化过错方与第三者的连带责任以及限制普通诉讼时效适用的方式,实质上反映了我国历史上一直以来否定并制裁危害婚姻家庭之行为的传统法制观念对当代法律实践的影响。     

关于我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的新思考

票据抗辩与票据抗辩限制作为票据法中的重要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法律为了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力求使各方利益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程度,以求社会关系的稳定和发挥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的作用。两项制度的法条依据正是我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文章通过剖析两项制度的内涵,坚持票据的无因性理论,对我国《票据法》第十三条进行了解读与思考,并最终提出了对第十三条的立法修改建议。     

目的解释路径下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的效力认定

《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2条认定的是违法合同的效力问题。受“重公权,轻私权”立法思想的影响,我国最初立法时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原则性地规定违反法律的合同无效。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尊重私权自治,随后通过立法完善和司法解释进行修正,逐步缩小了法律对合同的限制,最终形成《〈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所确定的“二分法”。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争议。《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不应理解为“二分法”的延续,而是为确定合同效力提供了一个具有弹性空间的目的保留条款。认定合同效力时,应当对强制性规定进行目的解释,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按照不同情形进行具体认定。     

对律师伪证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通过对现行《刑法》第306条关键词的法理分析,以求明确律师伪证罪的定义和适用标准,限制其使用的范围,防止该法条成为行使刑事辩护权的障碍,促进刑事诉讼目的充分实现。     

我国民法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

民法也是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的统一体,其中的特别规定就包括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在适用条件、认定结论和法条解释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区别,在认定其究竟属于法律拟制还是注意规定时更需小心地求证和谨慎地判定。     

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行为的特性

《刑法》第20条对正当防卫作了明确规定,相对于1979年刑法对正当防卫的规定更为具体,对有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起了积极作用。但对正当防卫的条件———不法侵害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因此有必要从不法侵害的含义及特征入手,对可以实施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行为作一个科学的界定。     

我国民法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

民法也是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的统一体,其中的特别规定就包括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在适用条件、认定结论和法条解释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区别,所以,我们必须正确确认民法中的一些特别规定的性质,尤其对于若干很容易引起争议的特别法条,在认定其究竟属于法律拟制还是注意规定时更需小心地求证和谨慎地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