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礼议”事件看黄绾的政治思想

大礼议事件是明嘉靖朝围绕世宗生父兴献王朱祐杭尊号问题而展开的论争,对明代政治史、思想史都有深远的影响.黄绾作为支持议礼的中坚力量之一,在议礼派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仍上疏直言,以“人无二本”、“君位乃天位,非一家之私”等为理论根基支持议礼,随后在议礼新贵或病或辞之时,毅然前往参与《明伦大典》的编纂,既从理论上又在实际中旗帜鲜明地声援议礼派,在议礼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推进作用.     

学理之异与议礼之争:嘉靖朝大礼议新论

"为人后"是大礼议争端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关系到世宗的法权和族属。就此形成了以杨廷和为代表的"为孝宗后"派和以张璁为代表的"继献王嗣,继武宗统"派。"为人后"命题出自《仪礼·丧服》及《春秋》,是两派论争援引的主要依据,但两派基于此命题的取舍与分析又各不相同。杨派重视《仪礼》和《公羊传》的结合,试图以宗法和授受关系限制人主,在天子诸侯是否为宗法方面所论不全,在有无为人后方面得其要旨,在为谁后问题上抓住了授受之义,然"后孝宗"的方案有拘于伦序的牵合,在推尊献王上有教条照搬汉宋儒者倾向,忽视了经典推尊本生父母的宽容度。张派重视《礼记》和《左传》的结合,试图为人主解开宗法的束缚。在天子诸侯为宗法方面见解独到合乎经典,但试图由此推论天子诸侯不为人后则不妥。并将为人后命题斥为汉人陋说,故而独创统嗣分立之论。两派对同样文献的释读有某些共性和区别,也都回避了某些材料,在理解经典原文时各取所需。张派在推尊献王的程度上较于杨派更为合理,然降低孝宗武宗的尊称,其误与杨派降低献王之误如出一辙。由于张派开启了统嗣分立,所以在世宗要祔庙献帝时遭遇了理论上的矛盾。     

张居正效法明世宗新探

“法祖”是张居正政治行为的显著特征。但是,张居正效法的绝非仅仅是明太祖和明成祖。他的法祖特征是远法明太祖和明成祖以及近效明世宗。其中,效法嘉靖前期的明世宗是张居正法祖的核心内容。张居正将嘉靖前期世宗与张璁等人的革新措施奉为“皇祖之制”而加意效法,并因此形成了张居正政治思想的鲜明特色     

嘉靖帝的政绩初探

人们一般认为,明代的嘉靖皇帝是一个极为奢侈、腐朽、残忍而又崇尚道教的昏庸君主。其实,嘉靖帝是洪武、永乐以后明朝最有作为的一个皇帝。他革除前朝鲜政,整饬朝纲、吏治和军备,扭转和挽救了武宗时的颠危之势,重开了“中兴之局”。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武宗朱厚照驾崩,其弟朱厚　继位,是为世宗,第二年改元嘉靖。嘉靖帝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原先武宗不理政事,批答章奏尽归太监①, “事无大小,任意割断”②,于是宦官专权,变乱政局。同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皇庄、王庄尤为民害。皇室繁盛,冗员颇多,需费甚巨③,加之朝廷奢侈无度,财政发生困…     

突变与内生:礼部尚书与嘉靖朝政治

在中国古代的行政体系中,直至明代的嘉靖朝以前,吏部都以掌铨选、权势重而使其尚书在朝中地位尊崇。明世宗嘉靖朝因"大礼议"及其他礼制改革的要求,礼部尚书成为一个备受荣宠的群体,有半数的礼部尚书进入内阁,其中有四人成为首辅。礼部尚书独重是突变的,是嘉靖朝政治发展内生的产物,对嘉靖朝政治格局的演变、官员迁升路线的影响、政治斗争的激化和当时及后世仕风的影响,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也是解读嘉靖朝政治的一个独特视角。     

杨廷和与大礼议——中国历史上人事成功更迭的典型案例

在明代正常的皇位更迭之际,大多数内阁首辅并无特殊表现,亦很难因此而出名,但杨廷和不同,他因皇位更迭而名噪一时,并为后世学者所关注.因为在他担任首辅时,明朝皇位更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明武宗的绝嗣和皇位一时的空缺将他推到一个特殊的位置.对于这一特殊时期的杨廷和,学界的评价很不一致,其中大多数沿袭部分明清学者的说法,一味地放大他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行为,并刻意为其辩护.但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对这一时期杨廷和的一味粉饰显然是有问题的,无助于对明代政治特别是嘉靖政治的客观认知.目前对杨廷和总体研究的水平还不高,缺乏有深度、有见地的高质量成果.大礼议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绝非简单的礼仪问题,那种试图以礼仪为视角来解读大礼议是不可能认清这场争论本质的.本文以有明一代的政治演变为视角,就杨廷和与大礼议的相关问题作一较为系统的论述,进一步阐明自己在此问题上的一些认识.     

晚明士人生活心态与明亡历史的写照——以杨文骢及其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杨文骢是晚明著名的诗人,但因其与马士英有姻亲关系,而马士英又与阉党余孽阮大铖沆瀣一气,时人和后人的评价,多避不开党社是非观,对他多有非议.清军南下江南,杨文骢却以身殉国,以事实表明:对晚明士人节气的判定,不能简单地以党社是非观为标准.     

"隆兴和议"后的宋金"受书仪"之争

"隆兴和议"之后,金宋关系由"君臣之国"变为了"叔侄之国",南宋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南宋皇帝起立接受金方国书的仪式并未改变。在宋孝宗看来,"受书仪"与"叔侄之国"的关系定位不相匹配,因此在"受书仪"问题上与金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受书仪"之争也成为了孝宗朝宋金博弈的主要内容。金强宋弱的现实使得宋方在实际斗争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相对卑微的姿态。同时,南宋改变"受书仪"的努力又与国内的"恢复"之议相呼应,在宋孝宗"恢复"之心最盛、朝臣"恢复"声浪最高的时段,也是宋金在"受书仪"问题上争锋最为激烈的时期。可以说,"受书仪"之争侧面反映着南宋朝臣在"恢复"议题上主流意见的变化。     

杂剧的戏剧形态史意义——兼评廖立、廖奔《朱有燉杂剧集校注》

朱有燉的杂剧创作并刊刻于元刊杂剧与《元曲选》之间,在我国戏剧形态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也为认识宾白不全的元刊杂剧提供了参照。朱剧揭示出"楔子"本指套曲之外的一两支曲牌,可与元人的论述相印证。朱剧不分折,但剧中却常有"××一折了"的提示,与元刊杂剧相同。朱剧中往往在两个套曲之间插有歌舞、弹唱场面的提示,这反映了元末明初北曲杂剧的演出形态。廖立、廖奔的《朱有燉杂剧集校注》,治学态度严谨,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元末明初杂剧的剧本形态,值得称道。     

一篇反映古老历史的神话——关于女娲以石补天的史实

本篇是根据“女娲补天”的神话考证上古历史中一段“共工氏”与“帝颛顼”争夺帝位的历史事实。“共工氏”这个为官称所掩蔽了的历史人物当为虞舜之世的夏禹,帝“颛顼”为帝舜的族称。主水的辅臣共工氏夏禹依靠母系制遗风和旧传统势力跟倡导维新、推行社会大改革的帝舜经过生死搏斗夺取了帝位,而后更命改制、进行分封。这样对“二十八宿”源于中国的考证,作出了新的考定,并确定了它的产生时代的最低年限。     

关于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思考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成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独立董事制度是产生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 ,我国引进该制度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 ,原因在于没有把它与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很好地结合起来。通过借鉴外国的经验 ,对我国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职能进行改革 ,建立起有关独立懂事的激励、约束机制 ,才可以使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真正发挥作用。     

大明郑藩世子朱载堉交游考

<正>黄河流域诞生了无数历史名人,一代代黄河先哲传承着黄河文明、弘扬着黄河文化。沁河作为黄河的一大支流,孕育了怀庆府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为巩固中央政权,明太祖将皇子分封各地以作藩屏。明朝郑藩第五代世子朱载堉（1536—1611）,怀庆府河内县（今河南沁阳）人,系明太祖九世孙,郑恭王朱厚烷之子。他一生交游广泛,著述丰赡,对乐律、历法贡献甚巨。本文梳理其交游情况,以期对河南郑藩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研究。     

明代君臣礼仪冲突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

明太祖朱元璋曾将礼制话语权假之于臣,依靠儒臣议礼,但儒臣纯用礼制的规则并不尽切于时用,也不尽符合皇权的利益,因此朱元璋在礼学知识逐渐充实后毅然夺回礼制话语权,其背后潜藏的规则是皇权优先于礼制。成化朝,随着儒臣群体的壮大,以谏诤为忠的政治风气形成,出现了群臣首次争礼的现象,迫使宪宗遵守现行礼制,礼制话语权再度下移。至世宗以外藩入继大统,儒臣对世宗做出一系列强势礼制安排,这与世宗追伸孝道和提升皇权的礼制需求相悖,由此引发君臣间激烈的礼仪冲突。世宗以皇权为依托,采取一系列行政手段打击持礼力量,最终夺回礼制话语权。这说明在帝制政体下,儒臣捍卫礼制虽有深厚的历史与思想资源可供援用,但礼制并不能超越现实的政治权力格局成为最高的政治准则,而是要为皇权做出调适,成为辅翼皇权的工具。     

对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区别的探讨

我国有些法律学者,往往将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看作是两个独立的法律体系或称两个独立的集团,这种认识是欠妥当的。资产阶级法学家所说的法系跟我们所讲的法律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从字面上把法系理解为法律体系,同时,也不能把法系和法律制度等同起来。因为它们有各自的特定内涵,不容混淆。1一般人往往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看作两个集团或两个体系,以为在每个 体系或集团里的国家的法律制度是一样的。产生这种观念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认为近代大陆法系的主要成分是第6世纪以前的罗马法,其内容与技术和那时的罗马法大同小异,二是认为近代…     

论隆武帝

我国对南明史的研究,从总体上看是比较深入的,但仍有不充分之处。其中对南明第二个皇帝隆武的研究即是如此。而且有关著述对隆武帝的评价尚存不公允之处,甚至认为“从明宗室中产生的南明皇帝,也没有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隆武帝与南明其它腐朽帝王一概而论。本文试图通过对有关具体史实的分析,对隆武帝做出较为公允的评价。     

靖康通宝考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于陈桥兵变,夺取后周的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史称北宋。北宋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微宗、钦宗九帝,共一百六十七年。公元1115年,女真人首领阿骨打,在混同江(今松花江)边称帝,国号曰“金”。定都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白城)。公元1125年灭辽,随即南侵北宋,进行大规模的掠夺战争。公元1127年4月,金兵攻陷东京城,俘掳徽宗、钦宗父子二帝北行。“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     

陆游的史学成就

我国古代文史不分家,著名的史学家,往往也就是文学家;同样,著名的文学家,往往也有史学著作。南宋的爱国诗人陆游,他的《剑南诗稿》、《渭南文集》,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灿的明珠,而他的《南唐书》,在史学领域里也应该算是较为优秀的作品。关于陆游的《南唐书》,目前虽然有人提出怀疑,认为陆游未作《南唐书》。但是这种怀疑毫无道理,我将在本文附论中加以商榷。本文以《南唐书》系陆游的作品为立论根据。在陆游一生甚为坎坷的仕途生活中,曾三度出任史官,参与修撰国史。第一次是在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以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参与《太上皇帝圣政》的编修。这一次时间很短暂,钱大昕《陆放翁先生年谱》说他实未至史院。第二次是在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任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为时约十个月。第三次是在宋宁宗嘉泰     

《武林旧事》非“地理类”论

周密的《武林旧事》资料丰富翔实,长久以来被人们视为了解南宋社会的重要史料。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于"地理类"中。然而,就作品本身而言,作者以较大篇幅礼赞了宋孝宗的仁孝之心,对孝宗的有意恢复、积极备战表示认同,曲折地反映了自己对南宋朝野和战之争的态度;文本描绘了临安人民安乐祥和的生活,及朝廷对人民的恩赏眷顾,表达了对故国的无限眷恋。与此同时,作者也毫不讳言南宋上下的奢靡之风,豪门的夸靡斗富、市井的奢侈放纵,都渗透了周密对南宋亡国的深沉思考。文本不是对风土人情的客观记述,字里行间流露了周密的故国情思和兴亡之感,绝不能简单地作地理资料以观。     

双屿港命运与东西方历史的分野

明嘉靖年间,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海商,在浙东沿海进行国际自由贸易,逐渐形成了当时东亚最大、最繁华的国际自由贸易港——双屿港.但是,双屿港在明政府的剿灭下,最终被“筑塞”.从此,明代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在东海海域结束了.本文从双屿港的背景与兴起、葡萄牙的海外“理想”的拓展以及明政府海禁政策下的双屿港覆灭的认识和分析清晰地看到从那时起,中西方历史开始了分野,这种分野不仅是体现在它们的政策上,更重要地是体现观念这一时期双方的观念上,它们各自的政策和观念也分别代表了同一时期东西国家的政策和观念走向,这种分野最终导致了西方优势地位的形成.     

南宋“浙东学派”研究的一项硕果

潘富恩、徐余庆师生第三度合作的结晶——《吕祖谦评传》(以下略作《评传》),作为匡亚明先生主编的大型学术工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种,前不久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了。这是近年来国内有关宋代思想史研究,更确切地说是南宋“浙东学派”研究所获得的一项重大成果。(一) 吕祖谦是南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又是个造诣颇深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生于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卒于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为别于乃伯祖“大东莱先生”吕本中,又有“小东莱”之号。溢曰:“成”,学者亦多尊之为“吕成公”。吕氏祖籍山西,后世屡迁,北宋时曾居安徽寿春、河南开封等地。靖康之乱,宋室南渡,曾祖吕好问亦携家南徙,至婺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