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表述的意义与解释系统的转换——梁漱溟对东方失语的认识

梁漱溟曾提出东方(中国)文化"早熟"之说,亦即一种在西方对比下的非常规发展。这一说法的核心,是要展现一个已经难以自我表述的文化比它不得不借以表述的文化还更高明。而东方能被这样认识,是因为近代形成了从西方眼光看中国的倾向。外来的视角揭示出许多过去视而不见的面相,却也转换了观察者的"解释系统",造成了李文森所说的"语言转变",导致东方从学术到文化都不能自我表述,更出现"相互失语"式的表述障碍。由于深入体认到表述对文化的重要意义,梁漱溟对东方的失语不仅有现象的观察,更从"解释系统"的归属去认识,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看法,晚年更有突破西方"解释系统"的尝试。     

从“整理国故”到“活的生命整体”——略论近年来中国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从什么角度、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之中是否还有内在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一直是近代以来受到多方关注而又见仁见智的焦点问题。西化派专注于文化的时代性来看待中西文化,将中西文化的差别归结为时代性的不同,从而得出了中国文化早就已经死亡的结论。文化保守主义者注重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坚心要为中国文化的现代生命力做见证,但也存在着根本不承认中国现代文化是整体的"中国文化"之组成部分的问题。"马魂中体西用"论指明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文化生命整体",明确肯定这一"文化生命整体"在今天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从一个侧面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晚清上海文化:一组短论

近代的上海文化,属于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的侧面.它是中国的若干城市率先突破中世纪文化范式的一个表征.在近代历史的任何时期,它都不具有普适性,因为它总是超越同时期的整体意义的中国文化,但它又具有典范性,因为它总在预示中国文化的某种取向.倘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近代上海的文化史,那末我们的陈述或者评估,也许更能恰如其分一些.就是说,我们用不着渲染它的普适性,也毋需否认它的典范性.     

关于消费文化视野下的工艺美术诸问题

当代中国的工艺美术,既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产业,其规模可以说前所未有;又是一个文化事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代表,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承载着数千年中国人民的文化精神和艺术智慧。从现实的层面上看,当代工艺美术生存在一个消费文化主导的社会中,它已不同于几十年前的生存状态,更迥异于上百年前的传统农业社会。当代工艺美术的存在,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一个变动着的存在,也是一个有待发展更有待认识的存在。     

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及得失

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接纳 ,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演化的重要内容。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接纳 ,经过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局部到整体、由外象到内质的发展历程。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人对中国社会和外部世界的认识 ,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本文从史论结合的角度 ,探讨了近代中国学习和接纳西方文化的历程及其得失。     

论20年代醒狮派的文化保守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思想界"东方文化救世论"的流行,是促使醒狮派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原因;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是刺激醒狮派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直接原因。在醒狮派看来,"传统"并不是一个绝对同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西化论全盘反传统的观点是不可理解的。醒狮派虽然接受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接受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融合。醒狮派指出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内在缺陷,并据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意义做出了合理的阐释,西化论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被动承受是不能赞同的。总的来说,醒狮派对西方现代性持一种欲迎还拒的复杂心态。这种复杂心态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普遍具有的。     

徐复观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评论

分析20世纪中国儒家学者徐复观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并将徐复观的批判言论放在20世纪东亚思想史的视域加以衡量.首先归纳徐复观对近代西方文化与思想的评论,他认为西方近代文化缺乏人类爱,而且充满反理性主义倾向;接着将徐复观对西方文化的评论与中日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意见互作比较,以观其异同;然后将徐复观对西方文化的意见,与他同时代的钱穆与唐君毅加以对比,以显示所谓"当代新儒家"这个学术社群的同调与异趣;最后综合全文各节论述提出结论:徐复观既通过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价值而批判西方近代文化,又经由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而完成更深刻的"自我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反思与理性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在对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和现实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得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反思近代中国上百年的文化发展道路,要尽快改变我国在文化建设上"西强我弱"的状况,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固守原来的作法,而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从理性角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仅反映了中国文化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也是遵循文化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按照文化发展逻辑不断开辟和创建出来的符合人民根本利益、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道路。     

"骊姬之难"的文化内涵和悲剧意味

"骊姬之难"是<左传>、<国语>、<史记>等中国古代叙事散文详尽叙述的一个具有文化模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卷入矛盾冲突中的诸多人物身上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丰富而生动,而事件本身浓烈的悲剧意味让人低回叹惋.从"骊姬之难"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反思民族的文化传统,也许可以让我们对民族文化有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有益于民族文化的更新与重建.     

文化颠覆与社会倒退

宗教及其文化以人类特有的精神性符号表达了社会的本真.社会进步本质上表现为文化思想模式传承与变革.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变动的诸多复杂因素中,唯有与传统相关的精神文化因素是最稳定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以毁弃传统为目标的"新思想"却无法摆脱自身内在的逻辑悖论而给社会带来可怕的灾难.传统伦理精神和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关系和国家政治、法律等几乎所有制度的基础.近代以来,摧毁自身传统导致社会历史倒退的教训远大于传统对社会变革的制约.     

大数据时代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路径选择

大数据时代,更加凸显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营造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的关键。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和知识产权保护路径选择缺乏科学性两大方面。通过法律途径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是所有保护途径中的最佳选择。我国文化创意企业应当根据其自身具体实际情况,综合运用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反不正当竞争等多种保护手段所提供的全方位综合保护,选择最合适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促进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评析

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并断言未来世界文化的复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然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未来的世界文化不仅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甚至也不是人类文明总和的复兴,而只能是在人类以往文明的基础上,对全部传统和现代文明进行整体的改造与重建。     

论“中与西”的现代学术意识性

中西矛盾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和文化历史演进的线索 ,也建构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在学术上 ,中与西加强了我们的文化身份认同 ,并且突显了我们的学术自我意识。中与西 ,不论是从社会文化本身来说还从我们对于社会文化的研究与认识来说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将是我们的一大症结和困惑。     

北京文化现代形态的发生和论域研究——清末民初(1898～1936年)的文化史意义

完整的20世纪北京现代文化发展历史,应该把晚清十年新政和民国历史与共和国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梳理北京文化的整体特点.清末至民国初年、远至1936年,北京文化在政治、历史、经济和文化巨变的背景下发生的现代性转变,直接影响20世纪的北京文化的现代形态,是从1900年代开始的;1949年10月接续的北京文化现代性的前提,并非1900年之前的晚清宫廷文化,而是崭新社会政治内容（民主共和政治基础）、思想内涵（爱国、民主、进步、科学）、具有现代形态（新文化形式）和生活实践（趋向西方生活方式）的北京文化,正是这一现代形态成为连接新中国与封建专制文化的桥梁.     

民国晚期成都地区律师制度概述

民国晚期是中国现代律师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时期。经过民国初年的创建,律师制度在中国已经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大致认可和接受,传统法律文化对律师的偏见正在逐步减弱;但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负面东西,以及来自政府对律师的不信任和控制,又在促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律师制度悄然地发生着质变。本文以成都地区的原始档案为依据,通过实证的方法,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中共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是中共文化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探讨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既能深化中共文化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能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与先进文化的关系提供历史的论证和学理的依据。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主要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探讨作为政治团体的政党组织对促进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和发展的作用;二是党的部分群体和个体成员的学术思想与中国现代学术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与其他学术流派之间的关系。     

20世纪初中国文化通史中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建构

民族的融合始终伴随着文化的建构。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通史性著作中,颇为重视对民族融合与文化建构关系的讨论。在民族与文化的构成上,强调中国民族与文化构成的复杂性,主张“文化不以种族而分”。在民族融合与文化建构上,肯定中原汉族文化的向心力和同化力,强调民族融合对于文化建构的重要性,而且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有机体,不因民族冲突和政权更迭而发生变异。同时十分重视以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观点既是传统史学近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新认知,同时也是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重要体现。     

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圆融——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

考察当下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就是考察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就是进一步从历史进步的维度考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化和商品经济公共文化是当代中国的两种现代文化形式，二者具有共生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它可以扩大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并与社会主义文化构成当下中国整体性的“德性道德”为商品经济公共文化构筑内在的精神家园；它亦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误读，同时作为自然经济文化，它对商品经济公共文化中的“规则性道德”具有负面作用。     

论近代中国船政创新与中国文化转型

中国近代船政文化的开拓者们曾经造就亚洲最先进的近代造船基地和近代海军,培养出许多近代新型人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然而,由于清朝政府未能及时进行全面深刻的体制改革,中国近代船政创新惨遭失败;由于许多中国人深受君主专制主义观念的束缚,中国文化转型之路曲折漫长。认真吸取中国近代船政文化历史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尽快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当代中国的文化实践正从文化工业向人民的大众的文化转向,相应地,如何使不同的发展机制协调工作,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就成为当前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日常生活方式、文化主体、现代教育等的相互作用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发展机制,生产生活方式、科学技术、社会组织结构等的相互作用构成文化的外在发展机制,两方面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的、动态的、开放的系统,促进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和健康发展,进而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