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

从“不为古人所欺，不为世法所挠”、“我物我格，我理我穷”，以及“除心奴”，反“依傍”三个层次论述了梁启超与西方启蒙主义相通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从理性精神的角度对众所周知的梁启超一生“多变”作了新的阐释。并认为，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样，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永远不屈的铁血之魂”——吴浊流与其长篇小说《亚西亚的孤儿》

吴浊流(1900——1976)是跨越两个时代(日据时代和台湾光复后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台湾老一辈著名的爱国作家。从他所走过的充满悲愤而艰辛的生活道路和对人生的态度,从他丰厚的创作实绩和贯穿于他全部作品的强烈的爱国亲民之情,执着地反抗日帝侵略以及一切邪恶势力的战斗精神,完全可以论定:吴浊流是“铁与血铸成的男儿”(钟肇治语)。     

国魂与国民精神试析——纪念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

二十世纪初年,在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的诗文中,常有如此诚挚而又深沉的呼唤:“国魂乎！盍归来乎！”“吾中国国民之魂安在乎?”“中国之魂安在乎?”所谓国魂,亦称国民精神,即以后人们所热心讨论的国民性。当年梁启超曾对此词加以诠释:“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新民说》)     

林语堂的“家”与“国”

林语堂,一个曾经被遮蔽与误读的“话题”,一个正逐渐被理解与重新解读的“话题”。通过对其“家”的特点、其家庭观,以及其一生的经历,尤其是抗战中在国外的爱国言行的了解,可以说林语堂对“家”对“国”都是一往情深的。在他旅居国外期间,一直是心忧国家前途,情系民族命运,以他的方式表达着他的爱国情怀。     

论“五四”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所凝炼出的“五四”精神包括“爱国、科学、民主、进步”。“五四”精神在当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精忠自许 白首不衰——稼轩词爱国思想浅议

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的辛弃疾，在其词作中始终贯穿着爱国思想，深刻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表现出了一种以豪放为基调而又不失婉约的独特风格，从而使词的创作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     

论陈寅恪“续命河汾”的学术理想

历史上有隋末王通讲学河汾，传道解惑，培育人才，卒开唐代贞观之治的说法。“续命河汾”是陈寅恪一生的学术理想。他所认定的“续命河汾”的学术路径有二：一是守先哲之遗范，文化续命；二是托末契于后生，开启来学。这种守先待后的学术理想，不管在炮火连天逃亡办学的困厄中，还是在双目失明个体生命的逆境下，陈寅恪都有很好的坚持坚守。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实践者与播种人，陈寅恪着意将“续命河汾”理想与“学术独立”的观念转化为大学和社会的共识。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过程中，升华前贤，救赎自我，鼓励新读书人，超越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走出前辈学者憔悴忧伤的遗民情感自设，赤地新立，做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学人。这种自度度人的情感救赎，使陈寅恪“续命河汾”的学术理想，更臻圆满。     

水落石出

此语出自宋·苏轼《后赤壁赋》苏轼，号东坡，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他学识渊博，生性豪放，为官一生屡遭贬谪，在他被贬至黄州时，曾两次赴黄州城外的赤壁游览，写下了两篇传世佳作《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水落石出”就是《后赤壁赋》，中描写江水和山石的一句。     

略论中国古代官箴的政治智慧

中国古代官箴是以一种劝诫文体表达出来的“为官之道”。官箴文化所传播的政治智慧着眼于官吏修齐治平的内省自觉,特别重视对官僚自身道德素质的培养和业务才干的锻炼,凸显了亲民爱民的人文关怀。它们以一种独特的政治话语诠释着古代社会的治理图谱,承载着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也给当代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民族精神之史曜——梁越《陆荣廷评传》之超越

文章从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深层角度,探讨梁越的《陆荣廷评传》一书在还原一个爱国、亲民、恋土的英雄形象方面,在对传主的性格、行为、命运及其内在动力的评述或解释方面,在寻求民族精神的价值与释放方面,在展示民族的、历史的风情画面方面所付出的心力和所达到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