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崖之研究

宋代文人张文潜曾对自己书斋中的大幅拓片入过迷。那上面的文字犹如龙跳天门,栩栩如生。想到自从文字刻上摩崖后数百年间王朝的兴衰,不胜感慨。那拓片就是颜真卿的大唐中兴颂。它原刻在风景胜地湖南省祁阳县浯溪的崖壁上。此摩崖碑刻使元结的“言简意赅”的名文和刚直不阿的颜真卿的书法魅力得到了充分发挥,深受宋代文人们的仰     

德庆悦城龙母祖庙碑刻考之一

德庆悦城龙母祖庙历代碑刻甚多,对研究岭南历史文化及书法艺术有很高的价值。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碑刻大多佚失,目前仅余清刻《明洪武诏书》碑一块。该碑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刻有《孝通庙尚书省牒》与宋人吴揆《赐额记》二通碑文,但因时间久远而出现剥泐或阙字。根据不同版本文献及散藏民间的拓本,可互参校正碑刻原文,并探究碑刻出处、历史背景、撰写人事迹,从而为研究龙母祖庙的历史沿革及岭南地区古代历史文化、宗教、人物职官等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校勘四法”在唐碑整理中的运用

唐碑有幸留存至今者，多已剥蚀，难以识读。在碑刻文献整理过程中，可借助于前代拓片和释文，辨拓本之优劣，校释文之异同。而陈垣所倡“校勘四法”，即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对唐碑整理同样有效，以此来进行校理，有利于进一步恢复唐碑的原貌，更加准确、更为有效地揭示唐碑文献的真实内容和详尽的内部形体、制度等。四种校法各有优劣，宜综合运用，以复唐碑文献之旧观。     

简介程子箴言碑

１９９８年６月,在邓州市文化馆院内先后发现程子的“视听言动”四箴言碑。“视箴”碑文中的字毁坏较多;“听箴”已成残碑断石,字迹模糊;“言箴”和“动箴”二碑文的字迹尚很清晰。后查知这些石碑原在邓州城区一小校内东廊房的墙内嵌着,７０年代初拆房时运到文化馆内。一小校址原为孔庙,这些石碑是孔庙内的文物当无疑问。后经邓州市文化局领导同意,将碑已移回一小,并和省级文物金、元碑、汉华表、文庙牌坊一起形成邓州市第二个文物中心,展示邓州市这一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关于箴言作者,“视箴”一碑左边有注释,第一句是：“…     

《熹平石经》考

《熹石经》，见于《后汉书，灵帝纪》，嘉平四年（公元175年）始刻，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刻成．刻成后，即树碑文于洛阳太学门前．董卓之乱时，碑文残缺于战火之中；又几经迁徙，碑文复告漫灭；降至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叹．现原碑皆毁，仅存残石、拓片，我们已不能窥其全貌．但是，石经的镌刻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就是现在其影响也还没有消失．因此对石经携刻的原因、意义等作一小考；恐怕也不无意义，一、石经镌刻的原因镌刻石经是统一经学的需要．汉代自武帝以后，学术思想定于一尊，诸子百家之学已难构成与儒学相抗衡的力量，学派之争的…     

明绍兴府“古小学”考

1988年11月,为刻“重修王阳明先生墓碑记事”,在绍兴市区飞来山上发现一块记载明代绍兴教育事业的碑刻。石碑二面凿刻,正面凿刻文字,平底阴文,寸方楷书,碑题是《绍兴府舌小学学记》,通高150厘米,宽84厘米,厚21厘米;碑阴为线条浅刻“古小学”图版,画面刻于石碑的上半截。高74厘米,宽80厘米。现考释如下:     

江苏昆山《仁宪永禁差船扰民碑》探述

在江苏省昆山县周庄镇发现了一块清康熙年间的《仁宪永禁差船扰民碑》。这是研究清代社会政治状况的值得重视的碑刻资料。《仁宪永禁差船扰民碑》原立于昆山县周庄镇北栅桥堍(急水港畔)的永庆庵墙上。此碑为康熙十八年至二十四年(1679—1685)清朝官府的三次晓谕(告示)的汇鐫,距今已三百年了。此碑高1.20米、宽0.58米。碑额有“仁宪永禁”四个大字,     

循化光绪十二年水案的重要史证

我们在研究撒拉族历史中,获知清光绪十二年(1886)循化发生过一次规模较大的水利纠纷,也叫“查加工水案”。文字材料寥寥无几,访问父老语焉不详。下边介绍的碑文,可补此缺,是研究青海地方民族历史的不可忽视的材料。 这块石碑原立于循化城,一九五八年时被迁到化隆县烈土陵园。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九日朱刚同志发现该碑倒卧于烈士纪念碑西侧树丛中,抚摩擦洗,录其碑文。石碑高不到二米,宽不足一米(详细尺寸未量)。碑之右上边缘有磨过刀斧痕迹,不少地方风化剥落,字迹不清。碑文断残,无上下款。所抄碑文,只688字,缺30字(见□),现附于后,并加标点。     

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铭考释

鲜于璜神道碑是一九七三年五月在天津市武清县兰城村发现的。璜于东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六月壬戌卒,碑以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十一月十八日立。碑圭首,高2.42米,宽0.83米。篆额阳文,二行,共计十个大字:“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碑文十六行,行三十五字,共计五百零八字。前为叙,记述璜之先世、生平事迹、卒年及刊石立碑情况。后为铭。碑阴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共计三百十九字。前为诔,后为世系。全部碑文(包括碑阴)为隶书,阴刻,共计八百二十七字。《考古学报》于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刊载了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武清东汉鲜于璜墓》简报(以下称“简报”,引文不再注),并发表了该碑的照片和释文。     

甲午中日战争的一则史料——介绍《大清敕建锦州毅军昭忠祠碑记》

一九七八年,我们在锦州市历史博物馆院内,发现了一块题为《大清敕建锦州毅军昭忠祠碑记》的石碑。这块石碑系清朝总统毅军、四川提督宋庆于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为纪念甲午中日战争殉国的毅军将士而修建的锦州毅军昭忠祠所刻。碑高(不包括底座)227公分、宽87公分、厚27公分,碑文字体为隶书。碑文扼要地记述了甲午中日战争时平壤、九连城、感王寨、大平山、田庄台等历次战役中,毅军的奋勇抗敌和伤亡数字,总结和分析了清军失败的原因,是研究甲午中日战争史一件有相当参考价值的史料。但因年代久远,今昭忠祠已毁,碑石亦因无人管理,风雨剥蚀,字迹脱落,有些字已无法辨认。查阅锦县地方志无碑文记载,仅《锦县志略》卷四第二十页有“在大广济寺东院正殿三楹,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修建,祠中列祀皆毅军将官士卒,殁于王事者,有碑树殿左纪其事”的简短记述,亦无碑文。现将碑     

柳宗元《六逆论》注译

【说明】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后人称他为“柳河东”。因他曾在柳州做过刺史(一州之长官),又有“柳柳州”的别称。他是唐代著名的法家、文学家。 他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正是唐封建王朝国势衰弱、政治腐败,朝廷的统治势力逐渐转移到代表大官僚大地主利益的宦官集团的手中,地方分裂势力的代表藩镇日益     

彩虹簇拥柳州城

从马鞍山顶俯瞰龙城,柳州市区青山环绕,秀峰争奇,江水清澈,盘转迂回。在柳宗元眼中"江流曲似九回肠"的柳江如一条蛟龙腾跃入市,把市区环绕成三面临水的"U"字形半岛,造就了一个美丽的天然盆景。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来柳州考察,登高远眺,见到柳江"自北来,复折北去,南环而宽,北夹而束,有壶之形焉",遂在其游记中写道:"柳郡三面环距江,故日壶城。"从此,龙城柳州又有了"壶城"的别称。     

台湾四库本《重建诸葛武侯祠堂记》补正

<正> 明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李东阳的《重建诸葛武侯祠堂记》一文的碑刻,独存于南阳卧龙岗诸葛武侯祠内。右书: 赐进士第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知制诺经筵国史□会典总裁 长沙李东阳撰文 赐进士第承事郎兵科都给事中 郡人柴升书丹 赐进士第奉政大夫山西提学佥事 郡人王鸿儒篆盖 左书: 弘治十四年秋七月吉旦立石 碑正文有759字。这篇文章也存于近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0册所收《怀麓堂集》中,但集中文仅689字,比碑文少70许字,且所缺之字多见于碑文,有五处之多,除此还有一处谬于碑文。鉴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响学坛广远,笔者在此给予补正。     

鲁迅与碑刻文字

鲁迅对碑刻文字的兴趣,始自其少年时代。很早就读过有关这方面的不少著作,辛亥以后、“五四”之前曾未间断地作了大量的研究。鲁迅对碑刻文字的整理研究是由抄碑开始的。抄碑使鲁迅对中国字体之变迁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也使得他的书法水平大为进步。本文主要以鲁迅对两篇碑文(《(?)肱墓志》和《寰宇贞石图》)的整理研究为例,较详细地分析论述了鲁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就。在鲁迅的学术成果中,这部分虽不占主要地位,但也同样值得后人继承并发扬光大。     

阿穆尔考

五、《崖刻》一文认为“大约天德元年(公元1149年)是汉字碑刊刻年代,承安五年(公元1200年)是女真字碑建立的年代”,并具体推测汉字摩崖是阿台“事后追忆往事”,“而推功于太祖,其实金太祖并未到此。及承安五年阿台之子为追念其父,又立女真字碑,具体叙述了他父亲作战升职立碑的经过”。这里边有两个问题,是无法得到解释的。其一是,照摩崖题字内容,不是一般地“推功于太祖”的颂词,而是非常具体的指明是“大金太祖大破辽军”的“息马”地,这岂不是与历史事实相矛盾吗!金太祖根本没到过这里,这段“推功”文字又从何谈起呢?其二是,既然汉字刻于天德元年(1149年),女真字刻于承安五年(1200年),汉字要较女真字早五十二年,为什么早刻的汉字要刻在摩崖的阴面,而后刻的女真字反要占据明显位置刻于摩崖的正面呢?是刻汉字时有意留待后来续刻女真字吗?这显然是不合于常理的!     

大玄真宫祖碑

大玄真宫祖碑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新民乡排山楼村。在碑北10米处，原有庙宇一座，现已毁。此地北依海棠山，面对尖山，地势高崇，岗峦环抱，风景秀丽。大玄真宫祖碑是一通道教石脾，由碑首、碑身及电跌座三部分组成。碑首两侧分别雕双龙戏珠图案，正面下为天宫，肖面天宫在上，下为云气。碑首镌有盘龙，雕工精细，中刻“大玄真宫祖碑”六个大字。字体苍劲。碑身两面碑文均以寸楷刻成，字体工整，一丝不苟。碑文撰于无中统二年（1261年），碑石立于至顺三年（1332年），从撰文到刻石立碑间隔七十一年，殊属奇事。碑身正、反两面镌到碑…     

民国林业碑刻对当下推进林业发展的价值

民国时期大片森林被毁,各地设立的民国林业碑刻成为了历史记载的印证。碑刻中保存了大量研究民国史的宝贵材料。林业碑刻是指历史时期为促进林业开发与保护而设立的刻石,其内容涉及林业契约、林业纠纷裁决、封山育林、木材运输等。民国林业碑刻的史料内容直观展现了当时的森林资源覆盖状况和林业思想、林业建设的发展状况,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的具体森林资源状况提供直接参考。根据搜集到的78块民国林业碑刻,从碑文的内容看,可分类为护林碑、栽种树木碑、保护鸟兽类碑和案件处理碑。设立护林碑传达了如下思想精神,即明确条例提供赏罚依据、将护林意识内化为民众自发护林行动以及护林基础上的造林鼓励。林业碑刻对当下推进林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其保存了森林覆盖变化的史料佐证,提供落实护林机制参考并有助于推进保护森林教育,对未来林业事业发展和林业科学教育都有着深远影响。     

四川黔江小南海地区的《两河口义渡碑》

1979年4月,重庆历史地震考古调查组在黔江小南海地区重新找到了曾被西南地震队在1969年发现的缺角《两河口义渡碑》,又在当地群众协助下找到了所缺的右上角。经清洗、拼合后,碑文基本清楚可读,但有少数缺字。这是川东地区少见的地震碑刻。碑高126公分,宽67公分,厚5公分;正文17行,每行32字。其中有关咸丰六年(1856)地震的记述如下:     

碑刻中的法律与历史——从执照碑看元代寺观不动产管理制度

执照碑是以执照为主的文书刊刻立石形成的公文碑,多因碑文结尾处"出给执照"字样而得名,执照多表示凭证的含义。执照碑作为凭证类的法律碑刻,内容多涉及契证、寺观归属、田土纠纷等,较之传世文献,执照碑为研究元代的宗教政策以及僧道俗之间的田土纠纷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不同的视角。执照碑刊刻的背景、程序、作用、法律效力的来源等,体现了元代对宗教的一贯统治策略。元代执照碑所体现的古代宗教管理制度并没有完全失去生命力,如寺观本身需要取得官府的承认或授权,官方通过多种途径或者方式确定寺观土地产权归属,并注重发挥宗教界人士的作用,对涉宗教类案件严格依法裁判。     

秦观词《踏莎行·郴州旅舍》原文考辨

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词,在历史上流传着多种版本。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全宋词》收录的版本与湖南郴州苏仙岭“三绝碑”所刻此词存在几处不同,除此之外,地方志和历代评论性诗话的记载也有几处不同。经考证,现有苏仙岭“三绝碑”碑文和人们所熟知的《全宋词》版本均非少游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