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贸易、异质性劳动力与台湾工资差距——基于21个制造业面板数据的考察

主要关注台湾制造业内异质性劳动力的工资差距。研究发现两岸贸易对岛内异质性劳动力工资差距具有显著影响,即两岸贸易对岛内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有扩大作用,但扩大的速度在减小,这也表明两岸贸易对岛内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型形状。此外,还验证了岛内工资差距存在自我扩大的作用机制,并且这种自我扩大作用的趋势较为强烈。研究结论为两岸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关于两岸贸易与岛内工资差距的争论提供了参考,也对如何促使岛内工资差距趋于合理化水平以重要启示。     

出口退税、贸易方式与企业出口行为

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若出口退税率降低,出口市场中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的企业数量和出口数量均会较少,而且一般贸易减少得更多.将2004年1月1日我国下调部分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这一事件作为外生政策冲击,使用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降低出口退税率显著地减少了产品的出口数量,这种抑制作用对一般贸易影响更大,而对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贸易的影响较小;出口退税对出口的调控作用主要通过对一般贸易集约边际的影响来实现;降低出口退税率对私营企业、贸易中间商以及低效率企业一般贸易的影响更加明显;降低出口退税率将使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出口金额下降.应有步骤、合理地确定出口退税的产品范围和退税率,对不同贸易方式的企业采取不同的退税政策,并实施更加中性的出口退税政策.     

对外贸易对福建省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VECM模型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在短期内滞后一期的进出口贸易加大福建省城乡收入差距,即进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0.289个百分点。对外贸易加大福建城乡收入的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影响收入分配。福建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优势,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较大。二是工资收入影响收入分配。进城务工农民大多依靠单纯的出卖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收益也比较低。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收入差距。随着对外贸易发展,对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增多,将导致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导致进城打工的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为减小福建省城乡收入差距,要增加农民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加快外贸结构转型升级、强化培育新型务工农民、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贸易自由化、财政分权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

我国财政分权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财政分权程度的扩大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迅猛增长,虽然财政分权本身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但是财政分权促进自由贸易发展的机制则会极大地影响收入分配的状况。因此,探讨贸易自由化和财政分权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对收入差距发挥了显著的恶化作用,而财政分权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贸易开放与工资残差不平等——基于城镇不同学历-经验组别的分析

采用CHIP（2002、2007、2013）城镇数据，基于“学历-经验”不同组别，考察我国加入WTO和受华尔街金融危机冲击背景下，贸易开放和贸易结构变化对工资残差不平等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导致工资不平等扩大，尤其“高学历低经验”和“低学历高经验”组别在上半（90-50）分位数的工资差距扩大更快，而“高学历高经验”组别的工资差距扩大则主要体现在下半（50-10）分位数。贸易开放在显著提高城镇居民工资的同时对工资残差也有显著提升作用，其中，在2002-2007年，贸易开放缩小了低经验组别的学历间工资差距，但加深了工资残差不平等；在2007-2013年，贸易开放拉大了学历间的工资差距（控制住工作经验），也加深了工资残差不平等。进一步对工资残差不平等进行的DFL反事实分解发现，导致工资残差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价格效应。     

服务贸易、技术进步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是密不可分。而伴随着服务贸易的发展，技术的模仿、技术的引入以及技术外溢，也使得我国服务业的技术进步水平与服务贸易产生了紧密的联系。服务贸易的发展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其途径包括：（1）服务贸易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使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高，人均收入也随之提高；（2）服务贸易带来的技术进步并非是完全中性的，有可能出现偏向性的技术进步，这会使不同部门对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导致高人力资本劳动力和低人力资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差距拉大。可见，贸易开放能够通过非中性的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及适用性分析

自古典贸易理论以来,技术差距、要素禀赋差异、人力资本差异以及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相继被认为是影响贸易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会因市场结构、产业部门、产品生命周期的差异而不同.贸易结构的变化,可依赖国内要素积累,由低级向高级结构成长,也可通过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来优化.     

中日韩贸易结构的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通过测算1962—2010年中日韩三大类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得出:中日韩三国的贸易结构升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赶超",贸易竞争力按初级产品→一般产品→机械类产品的路径变化。韩国和中国的贸易结构升级较快,呈现向日本贸易结构收敛的明显趋势,这表明日韩、日中的贸易竞争性在增强,但日本"头雁"的领先地位并未改变。三国贸易结构的演变受内部和外部因素影响,其中,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在国家间技术和资金传递上有重要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冲击——基于贸易方式视角的实证研究

从贸易方式的视角为我国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进口、出口总额建立动态因子模型,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冲击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本次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总体情况存在巨大的负面冲击影响,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较为强烈,但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面对金融危机冲击的反应存在差异,一般贸易对外需的变动较为敏感,加工贸易对汇率的变动较为敏感。     

中国绿色贸易发展区域差异及空间不平衡性研究

绿色发展已成为新时代主题,正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而绿色发展与绿色贸易相辅相成。本文从环境产品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31省市间绿色贸易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性以及各省市绿色贸易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差异影响。结果表明:首先,中国绿色贸易发展在沿海省市和内陆省市存在不平衡,沿海高于内陆且各省市在绿色贸易进出口总额方面相差较大。其次,从贸易方式看,各省市绿色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存在不平衡;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发展不平衡。最后,绿色贸易对中国31省市GDP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特点,且同一经济区的省市之间也存在不同。据此,考虑不同省市、不同经济区影响绿色发展的因素,采取差异化的措施,缓解中国各省市绿色贸易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贸易模式与国家贸易政策差异

国家总体福利最大化作为最优贸易政策的理论标准,在现实中被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等具体目标所取代.不同的贸易模式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使得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根据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的产业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产品的差异性和产品内垂直分工弱化了自由贸易对贸易国家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冲击,从而有助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产业和国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     

欧盟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输欧产品的影响研究——兼论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特点

欧盟技术性贸易措施(以下简称技贸措施)是其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对盟内生产者、进口来源国生产者的指导、约束、保护或者抑制，对所有消费者的保护，以及国家安全、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等政策目标，欧盟技贸措施对不同类别的中国输欧产品具有明显差异化影响。文章兼顾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特点，以及欧盟政策目标，多视角分析欧盟技贸措施对中国输欧产品相关企业或行业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有关欧盟比较优势非常明显或者中欧比较优势相当、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的产品，以及与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农产品和化工产品，欧盟技贸措施数量较多，短期内对中国出口阻碍作用较大，中长期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倒逼作用明显；有关欧盟具有比较劣势、进口依赖度很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污染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欧盟技贸措施数量较少，合规、达标难度较小，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较小。     

产业内贸易及其在广东的实践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广东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程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由广东利用外资的特点和收入分配的特点所决定的。广东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与制造业本身的发展是一个双向强化系统。坚持双向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在与先进国家 (地区 )的产业内贸易中坚持“以点带面”的演进思路 ,正确处理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关系 ,是广东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之路     

要素流动程度、贸易利益分配与贸易政策决定

文章通过建立要素流动模型和贸易政策决定的一般均衡模型,揭示了要素流动程度、贸易利益分配和贸易政策决定之间的逻辑关系--要素流动程度影响贸易利益分配,进而影响贸易政策的决定.要素流动的程度越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贸易利益分配上的冲突就越明显,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就越活跃,贸易政策对"帕累托条件"的偏离也就越明显;反之则反然.由于要素流动程度的变化、国家战略的调整、不同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的改变、贸易伙伴的政策变更以及外部制度约束的改变,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下的国家贸易政策也就呈现出总体上的不稳定性.     

云南省要素禀赋、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基于1995～201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5～2011年云南省内不同要素禀赋、贸易开放度、收入分配状况等各方面的面板数据,研究各要素对我省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程度,建立了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对各要素进行实证检验,对比分析单纯考虑要素禀赋和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引入要素禀赋与对外贸易的交互效应及控制变量等因素,研究这些因素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我们认为,要素禀赋差异对云南省收入分配差距有显著的影响,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外贸易对云南省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它与不同的要素禀赋结合对于收入分配差距所产生的联合效应是显著的,且不同效应之间存在差异。最后提出了改善我省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应对策建议。     

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产品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要素禀赋、竞争力、技术等因素常常被用来诠释贸易发展的重要缘由,而文化作为影响经济、贸易发展的因素之一,其作用一直没有被量化且被人们所忽视。利用毕达哥拉斯理论合成方法对中国与41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文化距离进行测度,然后以1992—2009年间中国与41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文化贸易数据为样本,通过扩展的引力模型,检验文化距离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的流量产生影响,结果表明：文化距离对文化产品的贸易流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与贸易对象国之间较大的文化距离会阻碍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属地和属权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与贸易收益

作为世界最大的双边贸易流,中美贸易发展影响着全球经济走势。现行的基于属地增加值的全球价值链收益核算框架,没有考虑跨国公司在中美贸易中的作用,会严重影响中美贸易收益测度的真实性,扭曲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为此,利用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中美属地和属权增加值贸易,以及中美经贸收入平衡的变化。研究发现：当前基于属地原则的增加值测算高估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收益,同时低估了美国的收益。在属权原则下,中国增加值贸易顺差和美国增加值贸易逆差都大幅下降,中美双边属权增加值贸易顺差仅为属地增加值统计口径下的65.7%。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应积极推行基于属权原则的增加值核算体系,这为我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改善收入分配和对外投资结构,以及双边贸易谈判提供了支撑。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抑制了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

利用2003-2016年中国对31个贸易伙伴国(地区)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数据,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大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市场份额的提高起到抑制作用,这一抑制作用主要表现为高技术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的下降,即出口种类和数量的下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价格边际的负向影响并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对高收入国家(地区)的出口种类和出口数量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国际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种类和数量的负向影响.应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稳定国内政策以及优化营商环境.     

要素收入、补偿需求与贸易政策抉择——建立贸易开放补偿机制的理论探讨

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能够使得所有参与者获利,但在对要素流动做出更符合实际的假定之后,通过分析基于要素收入的贸易分配效应理论,论证在贸易中有人获益有人受损。贸易的分配效应通过内外两种渠道影响一国内部分配并由之引发补偿需求,贸易补偿机制正是基于这样的补偿需求建立的。相较于贸易保护,贸易补偿机制更符合贸易开放帕累托改进效应。文章从理论上论证了我国建立贸易补偿机制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中俄贸易相关性研究

在回顾和分析中俄贸易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借助贸易结合度、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和贸易专门化指数分析等对中俄贸易相关性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中俄贸易联系较为紧密，中国对俄罗斯的贸易升势明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产品竞争力较强，而俄罗斯的贸易结构改变不大。二是两国产品处于不同的竞争优势区间，基本不存在相似的出口产品，互补性明显。三是中俄贸易结构呈产业间互补状态，这种互补是双方贸易发展的重要推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