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颠覆与重构——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叙事策略

乌托邦小说与诗意是密不可分的,反乌托邦小说恰好采用了非诗意化的叙事策略以达到反乌托邦的目的。非诗意化叙事手段,包括内容的日常生活化和异化、叙事的客观冷漠化以及对情与爱的异化等。从哲学层面看,非诗意化是对人赖以存在的时空进行解构,从而展示出未来非人化世界的恐怖和绝望。但反乌托邦小说的非诗意化背后,同样存在着作者强烈的诗意冲动,它在颠覆诗意的同时又重构诗意的理想图景。     

2001年小说创作述评

2001年的中国小说除极少数作品表现出作家别致的想象和独特的叙事方式外,多数小说延续着上个世纪末的创作趋势,但创作状态从弥散走向清明;现实叙事在直面社会热点与关注普通人生的两端展开,“反腐”小说更有意挖掘复杂人性、关注普通人生的叙事透出诗意的追寻;历史叙事有着文学把握历史的个性特性;爱情婚姻的母题表现出与实际生活的贴近,但此岸的表达却淡化了灵魂、精神的向往。     

名词、意象和诗意生成——略论红柯小说的叙事策略

红柯的诗化小说采用让名词不断重复以及对意象进行连缀聚合等方式,完成情感的抒发和思想的表达,他创造性地使用＂直流意象＂和＂漩流意象＂两种连缀聚合形式来增强小说的诗意节奏之美。其小说叙事时空是由多个被分割的时空组成,它们通过叙事中流动的气势和连续不断的情感之流缝合而成统一的时空整体。红柯通过这些叙事策略不断还原并彰显了人与物的主体性,使人与自然在诗意的抒写中和谐融通,小说的诗意也因此而产生。     

论唐人融诗入小说

在叙事中融入大量的诗歌是唐代小说诗意美最直观、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小说中融入诗歌,一方面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诗的体式,有了诗的体式之美,另一方面又使小说叙事抒情化、内在特质诗意化,从而造就了唐代小说独具时代特色的抒情特性并对后世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聊斋志异》空间叙事艺术论析

<聊斋志异>创设并利用形态丰富的拟实空间、虚幻空间的空间叙事手段,借此贯彻叙事意图,推进情节的发展,凸显人物性格,实现诗意叙事,使空间要素成为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增强了文言小说延伸事件的功能,反映了作家对文言小说艺术表现力的发掘与拓展.     

诗思交融:陈映真创作文本的叙事策略与语言风格

在鲁迅、契诃夫等作家的影响之下,陈映真的创作文本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中历久承传的经典叙事模式,选取了诗思交融的叙事策略,即淡化甚至消解故事情节,消弱矛盾冲突,诗意地描摩人物角色的心态情绪和置身的氛围情境,并以之熔铸知性思想,表现特定主题意旨。同时,在这种诗思交融的叙事策略的运作下,其叙述语言也诗思并举承载其批判和审美内涵,进而使小说文本溢满知性与诗意。     

历史叙事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

在中国传统叙事中 ,历史叙事无疑占有统治地位。历史叙事中的“杂述” ,使其逐渐偏离正史叙事 ,在与小说叙事相沟通的叙事发展内在规律支配下 ,一旦有外来的成熟叙事因素作为催化剂的加入 ,小说叙事就从历史叙事中脱颖而出了。发生于唐代的小说的兴起 ,也是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     

史传叙事体例对汉唐小说结构之影响

历史叙事是最早形成的叙事范式,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能力源自先秦两汉的历史著作。汉魏六朝小说、唐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因借鉴史传叙事体例有所不同,文体结构也存有差异。相较于汉魏六朝小说,唐代小说的叙事体例更接近于史传的叙事体例。不仅如此,唐代小说模仿史传叙事体例,结构上呈现出阶段性演进特征。历史叙事的形式,为小说提供了固定的框架结构。历史叙事的本质,为小说提供了区别于历史而获得相对独立地位的参照系统。     

戴厚英小说的叙事特征

本文以戴厚英小说为研究视域,以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为依据,从戴厚英小说的话语特征、叙事模式和叙事视角等三个方面阐释戴厚英小说的叙事特征.笔者认为:焦灼的叙事话语、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和多样的叙事视角构成了戴厚英小说的叙事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形成又与她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及自身的文化因素相关联,因而既呈现出历史的共性,又颇具戴厚英的个性.     

新历史主义视阈下的莫里森小说诗学

在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关照下,以“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为阐释维度,从文本建构的历史前文本、叙事的历史语境和历史书写与文学想象的诗意结合三个方面来看,莫里森小说诗学的目的是颠覆被白人扭曲的黑人历史,重构黑人历史,恢复本真的黑人历史,言说“不能言说的东西”,思考黑人民族的生存困境,探索本民族的出路和发展.     

从《坠落的人》看唐·德里罗的反叙事政治寓意

德里罗小说《坠落的人》以美国9.11事件作为历史背景,运用人物变形、历史事件并置、文本嵌套等后现代叙事技巧,将真实历史与虚构事件融合起来,表明作者通过小说叙事重述历史的反叙事批判立场.德里罗在小说中使用反叙事策略重新书写历史,赋予沉默的大多数人以言说的权利,重塑了恐怖分子的刻板形象,激活了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揭露了美国的极权政治,展现了作家对历史题材寄予的反叙事的政治寓意.     

论新时期贾平凹乡土小说的诗性伦理——兼及当代乡土叙事的审美变异问题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一直不乏自我转变与超越,而诗性意识似乎构成了风格流变的某种源起.围绕乡土诗意的认同与游离,叙事的演进包含着城、乡理想的持续蜕减,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失范与困顿.在这一过程中,乡土叙事的张力被不断触探与审视,社会与文化承担渐趋颓杂与迷乱;深厚的乡土情结导致了乡土立场上的"藕断丝连",理智上的走向城市又非全身心投入,失衡的文化结构与艺术心理酝酿出乡土诗意的深度消解,难以在理想主义层面获得重构.这场由诗性精神演化而至的文学困局,不仅昭示出贾平凹小说乃至新时期乡土小说在思想资源、审美逻辑上的某些特征与局限,也表明了当代乡土叙事的历史性变异.     

杨朔诗化散文的内核:小说化叙事

杨朔诗化散文多由人物和故事组成,叙述时一波三折,很注重细节的精细描述,并对内容和叙述方式作虚构性处理,是小说化的叙事话语;其结构形式也与内容的话语叙事相适应,成为情节性发展散文结构,成为形式化的内容,具有独立的形式审美性。这一切表明杨朔诗化散文的内核是小说化的叙事,它的单位意象也揭示了这一点。同时,杨朔散文"诗意"的产生也与其小说化叙事以及单位意象的指称意义转换有关。要说明的是,杨朔散文的小说化叙事,正是对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散文文体的继承和发展。     

从小说界革命看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指向

近代"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及其彰显的小说文体个性,一再标示着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缘起与走向,不断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成之际新旧夹缠的复杂情形。困扰中国传统小说的问题在"小说界革命"之际并未真正消退,而且以改换问题的方式继续发生或隐或显的影响。近代"新小说"理论带来的文学重构首先在于重建政治理想、呼唤历史转型,而非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历史语境中确立文学自身的话语本性。按照"新小说"理论家们的设计,获得解放后的小说并非成为了一种自足参与意义重建活动的独立叙事形式,其叙事对象、叙事题旨、叙事策略以及叙事功能实际上都要受到特定的规约,而规约的主要原则便是小说功能与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之间的直接对应。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要离传奇的文本考察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的要离传奇在文本上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痕迹。从文本分析上看,《韩诗外传》在情节上多想像、虚构成分,影响着《吴越春秋》中的情节,使之表面合理而实荒幻,最终有别于史而成其为小说;在叙事结构上,《韩诗外传》的故事时序为早期的初具形态的历史演义小说所接纳,并在叙事时序上有所超越;在叙事情境上,《韩诗外传》的作者叙事情境为后来的讲史话本、历史演义小说所采纳,《吴越春秋》则在局部情节中以人物叙事情境之名而行作者叙事情境之实,开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全知全能型人物叙事情境的风气之先。《韩诗外传》的文学性,对早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新论

中国小说叙事与史传叙事有着相当密切的渊源关系,过去人们从文学虚构论出发,局限于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藩篱,看不到两者间真正的互文性优长。事实上,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对中国小说的文体形成与叙事建构是有相当贡献的,它并没有阻碍中国小说的发展,应该说后世的小说叙事者对史传的追慕,恰恰促使了中国小说的壮大与成熟。所以,当我们把小说叙事与史传叙事统一在纪实的语境中来探讨时,就会对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进行较为公正的评判,而不是如诸多照搬西方文学话语的论者那样进行过多的否定。也就是说,中国的小说叙事只有继承了史传叙事传统的精髓,才能真正彰显其现代性文体价值。     

解构历史:新历史小说与穿越小说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历史小说在我国文坛出现后,历史的叙事开始由重实写嬗变为模糊化。穿越小说是21世纪初继玄幻小说、轻松历史读物、盗墓小说之后又一种文学样式。新历史小说和穿越小说的出现。使旧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变成平民叙事,由以前历史小说努力再现和还原历史变为解构历史。但在解构历史的过程中,它们在对历史真实性的态度、叙事角度、时空观念等方面又有差异。     

乡村体验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谈长篇小说《笨花》中的现代性问题

《笨花》是一部有关乡土中国现代性发生的隐喻性文本.小说摈弃了过去的乡村历史宏大叙事模式,通过乡村日常生活体验的诗意书写,分别从物质文明的引入、精神文明的探求两个方面揭示中国乡村现代性发生的独特性,在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现代变革中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从真实观看中西小说的差异

小说的真实不必拘泥于真实的历史,但又必须表现历史的真实,这一悖论构成了小说的真实观,成了小说创作中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在中西小说发展过程中,对于小说真实观的理解有不同的经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而直接影响到中西小说在叙事内容与叙事形态上的差异。本文试图从真实观这一点出发,联系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中西小说作一比较。一、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对小说真实性的见解广义地说,小说与历史均是叙事的文章,而对叙事之作的衡量,真实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将小说与历史作区别,关键又在于对真实性作出不同解释。从中西小说理论发展情况看,在对小说真实性这一点的理解上,表现出了不同的见解。陈独秀在《红楼梦新叙》一文中说:“中土小说出于稗官,意在善述故事;西洋小说起于神     

诗化叙事与人生救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审美现代性

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传统中一直有一个"呼唤现代文明"式的历史主题,而在对现代小说的研究中也相应地存在一个中心价值——文学对历史进步主题的呼应。这一表现与评价模式同样规范着现代小说的体式。现代作家的诗化叙事正是逸出这种规范后的小说实践,其中也正蕴含着小说文体解放和生命自由的可能。"诗化小说"接续的更多的是王国维曾经实践过的现代性理路,既强调小说的审美特性,又不忘与人生"救赎"关联;而这种小说的拯救功能与强调"小说救世"的社会历史意义的不同在于,诗化小说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时不再需要经由"小说救世论"的认定方可获得自身的价值依据。诗化叙事有效地克服了心灵单一化、粗俗化所带来的叙事局限,在文体形式和文化理念上使小说叙事获得了双重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