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及国际社会法律对策

网络犯罪是指行为人在网络空间内 ,以计算机网络为犯罪工具或者攻击对象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它具有犯罪现场和空间的虚拟性、犯罪行为的隐蔽性、犯罪手段的智能性和犯罪危害的扩散性等特点。各国在与网络犯罪作斗争的过程中 ,由于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管辖权等问题 ,因此应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取得共识 ,进而达成一项国际协议以应对挑战。《网络犯罪公约》是国际社会第一个控制网络犯罪以及其它形式的计算机滥用行为的国际刑法公约 ,其旨在通过敦促缔约国进行适当的立法和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 ,以达成一种共同刑事政策来加强社会保护 ,从而打击严重的网络犯罪。《网络犯罪公约》在国际刑法控制数字化犯罪方面开创了先河 ,对我国运用刑法手段控制网络犯罪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惩治贪污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已在我国正式生效。我国《刑法》就贪污犯罪的规定与《公约》的基本要求大致协调,但二者在犯罪的主体范围和对象范围、相关条件限制以及刑罚规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这就需要扩大贪污类犯罪的犯罪主体范围;扩大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对象范围,取消挪用公款罪的条件限制;废除腐败犯罪的死刑等,以期在《公约》框架下完善我国惩治贪污类犯罪的刑事立法。     

全球网络安全与犯罪公约制定的基本问题

网络的开放性、跨国性决定了网络安全是全球性的难题。制定网络安全与犯罪公约，在全球范围内采取统一行动打击网络犯罪，不仅可以阻止网络威胁和网络攻击事件的发生，而且还能为国家及国际解决方案的形成提供必要的体系结构。全球网络安全与犯罪公约的内容应包括打击网络犯罪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网络安全文化建设、提高执法人员执法能力以及打击网络犯罪的合作机制等具体制度。各国应建立终身的、系统化的网络安全教育机制。公约应涵盖网络钓鱼、垃圾邮件、身份盗窃以及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进行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网络攻击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执法机关在收集往来数据时，要履行严格的保密义务。在强化各国合作、追查网络犯罪的过程中，应尊重各国的主权。     

暗网犯罪国际法规制的问题与进路

暗网的匿名性、加密性和跨国性特征,使暗网犯罪较一般网络犯罪更具特殊性。一般性国际刑事规则和网络犯罪国际刑事规则存在的局限性,国际软法法律拘束力的缺失,影响暗网犯罪国际法规制的效能。解决暗网犯罪国际法规制问题对技术治理、顶层设计和执法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应确立技术和法治相结合的原则,以法律促进和保障技术发展,以技术拓展法律的规制范式;并建构和完善暗网犯罪国际治理的顶层设计,推动网络犯罪国际刑事规则中增加规定“暗网犯罪”条款和暗网犯罪国内法规制的具体化;且继续强化打击暗网犯罪国际执法合作,并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     

关于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思考

在网络犯罪案件中如何适用刑事管辖仍然是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网络犯罪可分为网络侵害犯和网络工具犯,网络犯罪的无区域性和虚拟性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传统刑事管辖的基础。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应当由国家来行使,以犯罪行为在现实空间中的归属而不是以网络空间作为划分刑事管辖权的依据。确定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应以传统刑事管辖理论为基础,以“侵害关联性”原则来限制犯罪地。在解决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的冲突方面,应确立实际控制和先理为优原则,各国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多边国际公约以及司法协助的双边条约。     

论网络犯罪治理现代化的立法实践

国家治理现代化聚焦于网络犯罪领域可概称为“网络犯罪治理现代化”。网络犯罪治理现代化囊括了网络刑法规范体系的现代化和网络刑事司法体系的现代化,网络刑法规范体系的现代化是网络刑事司法体系的现代化的前提。网络犯罪治理现代化的立法实践经历了迷失、兴起以及完善的演变历程,这实则是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和网络空间犯罪因应变化治理过程的体现。网络犯罪治理现代化的立法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历程中蕴含了维护秩序、保护法益以及保障人权三大功能。网络犯罪治理现代化在立法过程中存在着立法理念滞后、罪质存在缺陷以及罪量存在失衡等诸多现实问题。新时代网络犯罪治理现代化的治理方案应从两个维度展开：既包括转变网络犯罪立法理念,适度扩张网络犯罪圈层;又包括修改现行网络犯罪条款,使罪质与罪量的规定得以规范。     

外国公司经济犯罪刑事治理体系的完善

我国现行应对外国公司犯罪的刑事治理体系存在着刑事政策宽纵化、罪刑失衡以及自我废弃司法主权等诸多问题,与在华外国公司的犯罪高企态势不相适应。为此,应按照"内外一视同仁"的刑事政策加强监管惩处,同时借鉴域外经验完善相关立法,如扩张相关犯罪如行贿罪等的范围,明确"贿赂"等相关概念的边界,使对外国公司经济犯罪的刑事治理体系化、制度化。在此基础上重置司法管辖权,改变以往司法权的消极态度,通过参与跨国合作,特别是预防打击腐败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主动介入到我国有管辖权的各类外国公司犯罪中,藉此提升我国应对外国公司犯罪刑事治理体系的实效性。     

从国际引渡制度谈我国反腐败工作机制的新发展

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国际法中的一项极其重要制度.随着跨国犯罪因素的不断增多,引渡作为一种国家间制裁国内外犯罪的司法合作制度,越来越来受到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并在国际社会受到普遍认同后,引渡制度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更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在运用引渡打击腐败犯罪的上还存在着制度和实践上的许多缺陷和困境,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利用引渡这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有效机制,从而全面遏制腐败.     

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规制困境与优化路径

涉数据网络犯罪以数据侵害为核心，主要类罪包括计算机犯罪、个人信息犯罪、著作权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大数据时代下，数据作为信息化社会建设和数字化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已上升至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高度。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蔓延与异变，使个人法益、经济秩序和国家安全遭受严重危害。目前，涉数据网络犯罪刑事规制存在治理思路滞后、保护法益狭窄、规制效果欠佳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网络治理思路下适当拓展刑法谦抑性，调整法益保护类型与范围，实现刑法规制前置化与功能化，完善涉数据范围犯罪的刑罚措施与跨域合作机制。     

网暴犯罪刑事程序法治理的特征、缺陷及其完善

《惩治网暴犯罪指导意见》引入了网暴犯罪治理的刑事程序法视角。通过协助取证的案前延伸,扩大解释公诉条件,优先使用公诉程序,该规范凸显网暴犯罪治理中的职权主导特征。然而,网暴犯罪的职权治理并不完备,可能不当限制被害人的诉权,也未兼顾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利益。因此,在职权治理方面,应明确协助取证的程序要件,降低自诉立案的门槛;在诉权治理方面,应保障被害人前、中、后三个阶段的程序选择权;在平台治理方面,应加强国家机关与第三方网络平台的合作,积极推进网暴合规业务。     

协调与原则：洗钱犯罪治理模式之构造

洗钱犯罪活动日益猖獗,严重危及到金融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和司法独立原则的前提下,协调各反洗钱主体的关系,通过严密治理洗钱犯罪法网、健全金融制度、建设高素质的反洗钱队伍、加强反洗钱的国际合作以及建立国家反恐融资网络等路径,构造切实可行的洗钱犯罪治理模式。     

网络犯罪刑法走向、反思与路径选择

网络犯罪经历网络对象型犯罪、网络利用型犯罪、网络智能型犯罪三个不同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代际特征。传统刑法规范在应对网络犯罪时显示“窘迫”,“力有不逮”,积极刑法又导致网络刑法犯罪化、重刑化。积极刑法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宗旨“貌合神离”,并与传统刑法最后保障法的定位渐行渐远。网络犯罪刑事治理应当注重技术与法律相互支撑、良性互动、深度融合，注重刑事规范的明确性、系统性和罪刑均衡，注重象征性刑法限缩以坚守刑法功能。这既有助于维护网络安全秩序，又有益于防止国家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的法律阻碍因素

从国际范围看,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的效果仍不尽如人意,成功率较低.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所面临着主要阻碍因素仍集中在法律方面,这不仅体现在公约某些条款存在一定不足,体现在各国证据制度等方面差异较大,还体现在管辖权冲突和权利竞索等方面.提高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的实效性,需要进一步协调公约与国内法的关系,持续提供法律技术援助和加强国际法律合作.     

健全与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论纲--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如何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理念和措施,创新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机制,是我国法学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应明确建立健全预防犯罪、注重实效、加强国际间合作的反腐败法律制度的总体指导思想,并从完善刑事立法方面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通过健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等相关措施,构建立体反腐败法律体系。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洗钱法制建设的完善

洗钱与各种腐败相勾结,二者形成恶性循环并迅速蔓延至全球,应势而生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犯罪所得的洗钱行为明确规定为可定罪的腐败行为。我国现行的反洗钱法制建设存在诸多缺陷,严重制约了反洗钱行动的成效。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和批准国,我国应按照该《公约》规定完善反洗钱法制建设,切实推进《反洗钱法》的具体实施,完善相关的刑事立法和金融立法,并加强反洗钱领域的国际合作。     

浅论网络犯罪案件的刑事管辖权

网络犯罪与其具有的辐射性、虚拟性、全球性等特点已经动摇了现有的刑事管辖权的基础,传统理论不仅无法统领各国网络犯罪管辖权的司法实践,而且不利于打击网络犯罪.对传统刑事管辖理论进行全方位的反思,探讨和寻找网络犯罪案件的管辖以惩罚和防控日趋蔓延的网络犯罪已刻不容缓.     

网络犯罪刑事立法探析

防范网络犯罪的立法是近年来立法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但对网络犯罪如何进行系统、完整立法的研究 ,专论并不多见。本文从网络犯罪概念的分析入手 ,重点探讨了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调整范围和立法形式 ,并在此基础上对网络犯罪主体、罪过形式、刑事诉讼等重点问题也进行了比较深入地探讨 ,以期对该问题的最终专门立法起推动作用     

烟草控制视野下中国处理人权与国家主权关系的立场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公约,提供了一个被各缔约方认同的在烟草流行背景下实施烟草控制措施的全球治理框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负责任的大国,在烟草控制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应坚持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的辩证统一,充分发挥主权国家的核心作用并妥善处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行等相关工作.     

论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立法之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商业贿赂犯罪是目前各国关注的重点,2003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我国《刑法》中有较多内容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相协调甚至存在立法空白,今后应从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体例、罪名体系、构成要件等方面予以完善,如设立独立的商业贿赂犯罪,在《刑法》中增加规定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影响力交易犯罪、法人犯罪等,使许诺给予、提议给予与实际给予在刑法上受到同一评价等.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反腐败追赃的国际合作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腐败犯罪呈现出新动向,赃款流转渐趋通过网络方式实现,虚拟货币也被用于腐败犯罪赃款洗白。传统反腐败追赃国际合作机制面临的障碍,在国际层面表现为网络信息平台尚未构建、洗钱防控机制不够完善以及缺少涉网资产分享规则;国内层面则表现为缺少专门追赃机制、信息管理体系以及专门人才队伍。中国应加强反腐败追赃国际合作,通过打造网络信息平台、推动国际立法出台和协调资产分享,推进国际合作的兼容化;通过建设专门合作机制、信息管理体系和追赃人才队伍,推进国内实践的专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