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重点从社会保险转向了针对贫困人群的社会救助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不仅为城乡贫困人群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对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各项社会救助制度的迅速推开,这些制度在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开始暴露出来。其中最突出的几个问题包括:贫困人口的瞄准机制;保障标准低与"福利依赖"以及边缘贫困人群问题。为克服这些问题,要积极探索实施适度普惠型福利的可能性,同时要加强对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提供及时的、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     

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兼论其政策意义

贫困研究存在经济视角、能力视角和社会视角,它们分别关注经济贫困、能力贫困与社会排斥,与此相适应,贫困治理也经历了一个范式转变的过程:在治理主体上,从民间慈善为主到以政府救助为主,进而到政府、企业界、民间组织共同治理贫困;在治理方式上,从救助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进而到参与式扶贫;在治理目标上,从强调改善经济贫困,到强调克服能力贫困,进而到强调缓解社会排斥.贫困治理范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制度模式的选择

“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必须发展，要走现代化道路。社会发展必然采取一种基本和基础性的制度模式。人类长期以来的社会发展实践表明，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有效的制度形式，由此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和基础性的制度模式也只能是市场经济制度。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并且从本质上说明“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清除了思想障碍，为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走向社会政策时代:从发展主义到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建设

构建一个相对完备的社会政策体系,是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功能要求和逻辑结果,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的标志.改革开放后,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我国出台经济政策较多而少有社会政策.中共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指导下,我国实现了"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跨越",初步建立起一个"广覆盖、多层次、保基本、低水平"的社会政策体系雏型,但这一体系的应急性、二元化和碎片化特征严重影响了发展的可持续性.根据普遍性、制度统一和系统性原则,加快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是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当前,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的首要目标或主要困难,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对我国城市扶贫政策缺陷的相关分析

伴随着改革的深入、体制的转型,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并由此引发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城市扶贫政策,但从政策的实际效果来看,并未取得很好的效果,其原因值得政府及学术界探究.本文从政策宏观体系、实施效果等二个方面对我国的城市扶贫政策的缺陷作一简要分析,力求从此角度透射我国城市扶贫政策失效的原因.     

贫困和反贫困——对中国贫困类型变迁及反贫困政策的研究

本文考察了中国贫困类型的变迁过程,分析了贫困群体的特征和国家反贫困战略的变化。它以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描述了中国反贫困政策演变的过程,阐释了导致这一进程的制度因素,从而为读者展示中国贫困及反贫困变迁的一般途径。本文也对中国反贫困经验作了评估和总结,从而把贫困问题的研究从经验描述和政策分析层面推进到理论分析的高度。本研究将对理解政策变迁的逻辑,深化对国家反贫困战略制度背景的认识,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社会贫困群体及其社会支持政策

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的贫困群体集经济贫困、知识贫困、素质贫困于一身。贫困群体的存在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 ,制约了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 ,并且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只有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络 ,既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护 ,又能够有效发挥社区组织、民间力量的积极作用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问题 ,促进社会的公正和民主 ,促进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政策下乡与发展中的乡土躁动——对江西农村精准扶贫的田野观察

过去40年来，中国在农村减贫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基于疆域的广大、地理条件的复杂多样性和发展实践中的制度制约与政策实施困境，农村脱贫攻坚和帮助农民发展致富依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自2015年底以来，精准扶贫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十三五”规划发展目标的核心任务。最近的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存在瞄准困难、基层实践效率低下和干群关系不稳定等难题。同时，时间的紧迫又在进一步加快政策实施的力度和强度，这些必将对未来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基于作者近年对江西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田野调查，主要讨论两个核心问题：第一，精准扶贫的政策实施对农民和地方政府（包括基层干部）产生了哪些影响？第二，在中国这种以自上而下为主的集中化政策实施体制下，精准扶贫政策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方面存在哪些限制？这些限制对改善政策实践有何意义？ 基于调研经验资料的分析，论文对我国农村社会政策实施的“过密化”问题进行了讨论。     

走向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2003年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的新发展

2003年以来,我国在社会政策领域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措施与项目,形成了与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极为不同的发展思路.伴随着医疗保障、养老保障领域新项目的开辟与试点,我国社会政策体系正在从一个基于城市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向基于缴费的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转变.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的建立大大扩展了中国公民的社会权利,但也存在着碎片化加剧、阶层分化扩大以及对个体稳定收入有较强依赖等潜在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就业激励和援助:贫困救助制度演进和优化的基本取向

就业援助和激励是政府对弱势群体就业实行专项援助和激发鼓励的社会政策或制度安排.促进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就业历来是贫困救助的基本方案;引入和推进工作福利制是当代贫困救助制度体系改革的重点.在我国现行的贫困救助制度体系中,因就业激励和援助制度缺失,有劳动能力者依靠生活救助的现象突出.面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建立就业援助制度,建立生存保障与就业激励有效衔接机制,为其劳动就业给予必要的手段、机会和能力性援助,应是我国贫困救助制度优化的基本取向.     

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与信任政治--以中国人事档案制度的推行为考察对象

通过"大运动"形式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强制性政策动员方式与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复杂环境、民众心理特点等因素共同构造了当代中国的政策认同.人们之间以及人们与制度之间的信任相当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档案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反过来,这种"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从而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划化的制度信任.     

政策网络:政策科学的理论创新

政策网络是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后现代政策科学的主流话语和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它主要研究政策过程中相互依赖的行动者的稳定社会关系模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政策网络中,行动者在网络中的地位、政策参与者关系的强弱以及网络的开放程度都会影响政策后果.政策网络理论在发达国家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后果与政策变迁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后现代政策分析的新框架,政策网络是对传统政策分析理论的超越,它对中国政策科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中国当前政策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借鉴意义.     

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中的政策空间

凡是存在公共政策的地方,就存在着政策空间和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互动是本文阐述的中心。本文认为政策空间是由“政策企业家”参与其中,通过“溢出效应”等逐步渗入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之中;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的定位则是在一定的规则体系指导下,经过不同的政策价值层面由政策空间的渐进拓展来完成的。     

政策结果的多面向:寻访新政策网络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策网络理论在欧美国家盛行至今.该理论围绕着政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因政策资源相互依赖而形成的不同关系模式来描述、解释或预测政策过程及其后果.本文从结构主义、行为主义视角梳理了该理论关于政策网络对政策结果影响的观点,无论是"结构一后果"逻辑观,还是"行为一后果"逻辑观,片面强调结构或行为的局限性不言而喻.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的偏执,使得学者们在检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能统合结构与行为于一体的新制度主义分析视角,以进一步增强政策网络对政策结果的解释力.     

政策类型与政策执行:基于多案例比较的实证研究

以洛伊(Lowi)的政策分类框架为基础,运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对中国背景下政策执行问题进行的研究表明:分配政策的执行偏差往往是由政策本身的因素造成的;构成性政策执行的关键在于不同执行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规制政策执行难度大,影响其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一是规制对象的特点,二是能否有效控制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建立在权钱交易基础上的合谋;再分配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生产商和公众等利害相关者会围绕其所蕴含的巨大利益空间展开复杂的利益博弈。在现有的制度背景下其必然结果是地方政府、生产商和社会中上阶层在博弈中获胜,共同瓜分再分配政策中所蕴含的巨大利益,导致政策执行失效。     

政策预期与政策认同及其对于社会公正的意义

社会公正问题,既是社会政策的问题,也是人民心理认同的问题。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政策预期和政策认同的问题。如果人们对于正在施行特别是未来将要施行的政策所能给自己的利益带来受益或受损的情况有所准确判断,那么就说明社会具有较高的政策预期值,反之政策预期值就低。而由于政策的调整过程同时也就是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所以任何一项政策的施行都将在实际上导致一些人的受益和另一些人的受损,这就产生了人们对于政策的认同倾向问题。这种政策认同程度的高低与政策预期值的高低一样,都将影响到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体认。     

当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否决现象探析

政策否决指政策过程中政治主体行使否决权,促使决策者放弃或改变议题、决定的现象.政策否决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政治形式,逻辑上构成共识政治过程的一个环节.我国政策否决现象可分为历时性政策否决、共时性政策否决两种基本类型.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否决出现了重大变化,显示了公共政策过程朝向民主化的进步.但是,政策否决的非正式性较为突出,现有制度缺少把体制外否决纳入到体制内否决的机制.     

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关系

文章分别论述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内容、有效性及存在理由.从实施依据、目标、主客体、手段、调节对象、调节特征等方面比较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差异,并且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认为两者之间具有互补性,有互动关系,互为基础.     

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及其趋势

社会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并行不悖共同发展。下一步，社会政策的发展重点在于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公平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也就是向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     

日本企业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关系的变迁

企业合并政策和产业政策是日本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日本仅用20多年的时间便从一个经济落后国变成一个世界经济强国的原因之一,其成功之处是值得借鉴的。本文首先概述了企业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关系的基本理论;接着论述了日本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关系的变迁;最后是日本企业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关系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