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家行为体与社会权——兼议社会基本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国家保护义务要求国家对私人间的侵权承担责任,非国家行为体是履行社会权保护的责任主体,保护义务亦要求国家采取相应措施规范其责任.这既是社会基本权保护须制定社会立法的原因,也是"社会"参与社会权保护的根据,还是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制定法上的体现.惟社会基本权区别于自由权的规范属性和规范结构、国家保护义务权利救济品格的不确定性,及我国尚付阙如的司法审查制度,非国家行为体社会权保护在我国主要依赖社会法的制定与行政机关颁行的措施.     

《奥胡斯公约》中的环境知情权及其启示——兼论我国公民环境知情权的立法与实践

《奥胡斯公约》是迄今为止公民环境知情权保护最完善的国际公约,公约详尽地规定了环境信息的范围、信息公开的程序、豁免事由、救济措施等内容。我国公民环境知情权的立法已经形成一个初步的框架,实践中也采取了多种有利于实现该权利的措施,但目前仍然存在着信息公开的范围过窄、行政主体有限、程序不明确、未能配合公众参与制度的需要、缺乏相应的救济措施等不足,《奥胡斯公约》可为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提供借鉴。     

从"救济权力"到"救济权利"——俄罗斯行政重新审查制度之省思

由于历史背景、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的不同,各国行政复议制度在名称、具体规则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俄罗斯行政重新审查制度(лерсмотр)的权力来源、审查范围、程序规则等与法国的行政救济、英国的行政裁判和日本的不服审查制度比较,有其独特之处.伴随着"人权"宪政原则的确立,俄罗斯行政重新审查的功能也发生了由"救济权力"向"救济权利"的倾斜.     

我国行政听证程序适用范围探析

听证制度被誉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灵魂和核心。为了实现行政听证的立法目的,保证行政效率和公共利益,为现代各国广泛采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将其概括限定在行政机关作出的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之中,并规定了一些排除和例外情况。我国目前已有立法、价格决策、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几种听证程序,但由于我国引入该制度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根据我国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现状,应从以下几方面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向其他行政处罚种类拓宽;向其他非处罚性具体行政行为拓宽;向抽象行政行为拓宽;向行政司法领域拓宽;向事后听证拓展,等等。从法制的统一和完备角度看,我国需要制定一部全国性的行政程序法典,并在这部法律中,对有关行政听证程序方面的问题加以规范,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听证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真正实现当事人的程序民主权利。     

行政执法高科技手段运用与相对方权利保护

行政执法中高科技手段运用,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但如果有关法律制度不完备、技术存在缺陷以及行政相对方和行政执法人员条件不完备等,将会引发行政权力与相对方合法权利冲突,包括与相对方实体权利冲突和程序权利冲突。加强相对方权利保护措施应考虑采取完善技术、依法行政、完善立法等措施。在立法上应采取完善程序权利、不增加相对方费用、与行政利益分离、多渠道通知、及时反馈、强制措施法定、事前预防、及时救济等原则。     

我国执行异议制度的现状及法律完善

执行异议是在执行程序进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独立的实体权利,要求排除人民法院对特定标的的强制执行。设立执行异议制度的目的在于为案外人提供救济和保护,纠正人民法院可能出现的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为。目前,执行异议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过于笼统,造成实际操作中无法可依。执行异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与立法目的矛盾日益凸现,因此执行异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已成为规范执行行为、改革执行机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之一。如何明确执行异议制度的主体和范围;解决执行异议在程序和实体上的救助问题;建立执行抗告裁机关和完善财产担保制度,已成为我国执行异议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     

浅析公务员救济制度

公务员救济制度是我国公务员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这种救济制度亦可称作公务员申诉控告制度.我国仅规定了公务员只能通过行政行为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因特殊身份的合法权益.本文就公务员的救济制度内涵、渠道、条件、程序以及对公务员救济制度的前瞻作了阐述.认为公务员救济制度应该不限于申诉,而应该诉诸司法领域,从更大的程度上来打破公职关系所带来的对公务员救济手段的束缚.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权利属性与保护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包含国家对个人账户资金的筹集权、公民对个人账户资金的所有权、公民基本养老金的申领权.这三项权利共同构成中国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筹集权为公权属性,所有权为私权属性,申领权兼有公权和私权属性.三项权利的属性在现行法律制度中尚未明确,致使中国对三项权利的保护呈现不力状态.在筹集权的保护上,需增设公民未按规定缴纳个人账户资金的法律责任、统一个人账户资金的筹集部门、规范社会保险争议的救济时效;在所有权的保护上,需增强个人账户基金的信息透明度、增设个人账户基金为信托财产;在申领权的保护上,需建立选择性申领基本养老金制度、延长行政给付的请求时效.     

论公共行政的实体公正及其制度建构

行政公正是指行政权力正当地分配权利(义务)的观念、制度和行为,价值在于符合现代民主精神的需要、树立良好政府形象的需要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完整意义上的行政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程序公正体现一种过程价值,实体公正体现一种结果价值,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公共行政的实体公正包括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发展机会的公正、财产分配的公正与社会保障的公正等方面,其相应的制度构建为:公正的权利保障制度;公正的就业、教育制度;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公正的社会保障制度.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以维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依法管理公务员队伍为目的。我国现行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降低了救济的有效性,影响了行政效率。本文通过对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设计目的及其缺陷的分析,从权利救济机构的设立和行政救济程序的设定和司法救济范围的确定方面提出了建议。     

论我国生育权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我国生育权存在诸多的立法缺陷.生育权存在概念界定不清,主体过窄,性质存在争议,生育权的各层级立法存在矛盾以及生育权的法律救济存在缺失等等问题.通过对生育权本质进行探讨,进而阐述生育权的立法缺陷中的主体限制.有些人的生育权被剥夺,有些人的生育权形同虚设,还有些人在享有了生育权的同时,其他权利却受到了侵犯,特别是存在死刑犯的生育权被剥夺,有些已婚男性的生育权形同虚设,有些单身女性享有了生育权婚姻自由权却受到了侵犯等不合理情况.另外,侵犯生育权要件的立法疏空,导致在现实生活中对侵犯生育权难以认定,且现有的对生育权的救济只有离婚.因此,提出立法完善问题的重要性、明确生育权的概念.建议在今后颁布的民法典亲属编中单独设立"生殖权"一章,并通过离婚及损害赔偿等方式对侵犯生育权的行为进行法律救济.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立法技术探析

本文以行政诉讼法修改中更好体现理论成果,完善现有立法技术为初衷,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立法技术为研究对象,认为应当从两方面把握其内涵:宏观上在法律体系中何种效力等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规定受案范围,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的规定区别、衔接以及逻辑起点的选择;微观上法律条文本身逻辑体系(以何为受案范围确立的基本范畴)、表述方式(肯定式还是否定式)的甄别使用。在比较和分析了域外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立法技术的前提下,认为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立法技术应当从两个方面完善:宏观上首先在宪法中明确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权,明确司法是行政争议最终解决途径(最终裁决权),以确认和保障相对人诉权为逻辑前提,在不同效力层级之法律规范性文件中分别确立;微观上应以行政争议为基本范畴,在宪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其他法律中甄别使用肯定式和否定式。     

论行政上的即时强制

本文从总体上对行政上的即时强制进行研究,文章认为行政强制可分为一般强制与即时强制,它们都以基础性行政决定为前提,以是否能够期待相对人自动履行义务(从时间上的允许性和义务类型上的可能性两方面考察)为人权关怀.其中,即时强制以基础决定为前置条件,以出现紧急情况且无法期待相对人自动履行为限度条件,以具体法律明确授权为职权条件.即时强制的方法从实际所达对象的不同,分为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对财物的各种处置、对住宅等场所的进入和依职权所为的其他必要处置四类.文章最后提出,即时强制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救济管道畅通;鉴于合法的即时强制常会带给相对人特别牺牲,所以应建立比较系统的行政补偿制度.     

立法的偏颇及其矫正——以《劳动合同法》为分析考察对象

<劳动合同法>实施两周年来的状况表明,偏颇的立法是导致法律实施效果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对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的回溯性考察可以发现:各方利益博弈的不充分与策略选择的非制度倾向、立法机关权衡利益的偏颇是影响通过立法实现社会整合效用的两个关键因素.为此,必须超越"行政主导立法"的立法模式,完善社会立法中权利配置和作为立法程序正当化装置的公民参与机制.同时,也需要一种全新的"立法者的立法学".     

公民福利权的生成与实施路径

对公民福利权的生成与实施的研究成为近现代公法发展的趋势。从权利的生成角度看,公民福利权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权利实施路径看,法治成为公民福利权保障的主要方式体现在三个层面:宪法为公民福利权提供最高法依据,代议机关以立法形成权将公民福利权内容具体化,司法机关为公民福利权展开适度审查救济。我国公民福利权在权利生成的内在动力与法治实施机制上尚存诸多问题,宪法层面也未确认公民福利权保障理念,立法机关对福利权的回应机制还不健全,健全与完善公民福利权保障制度应加快民主法治进程,从宪法上确立福利权规范,充分发挥人大机关在公民福利权立法与监督上的作用,充分利用人民法院咨询、合作等谨慎而灵活的方法来促进公民福利权的实现。     

论我国行政立法

<正> 目前使用"行政立法"概念的人越来越多,但使用中对这一概念涵义的把握却有很大区别.一种是广义的"行政立法",即"立行政之法",凡国家机关 (包括国家权力机关) 依法制定和发布有关行政管理方面普遍性规范的行为都称之为"行政立法",第二种是狭义的"行政立法",即"行政机关之立法",凡形式上由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制定和发布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即凡有权的国家行政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都属"行政立法";第三种是最狭义的"行政立法",即"行政机关立行政管理之法",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制定和发布有关国家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因为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并非全部属于行政法范畴. 笔者认为,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家     

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分析与建构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与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日臻完善。然而,从整体而言,中国的行政问责制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其制度设计还不完善,存在着诸如行政问责立法滞后、问责内涵界定模糊、问责主体指向单一、问责客体规定不明、问责范围涵盖不广、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明确、问责惩罚标准不统一、问责启动方向单一等问题。因此,中国立法部门应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对行政问责主体、行政问责客体、行政问责范围、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行政问责方式和行政问责程序给予明确规范。     

行政责任立法严格主义评析

严格主义行政责任立法观是希望通过严格的责任设定来实现行政法治化。这是我国目前关于行政违法归责的主流认识,其立法的集中体现是行政处罚法关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规定。这一立法模式造成了我国规范行为过程法律与对行为进行监督救济法律的矛盾、非系统性。虽然我国司法实践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要深入解决必须从法律的系统研究与移植入手,从价值观念上对法律责任、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进行正确的定位。     

房产“限购令”的救济瓶颈及其突破路径

房产"限购令"作为政府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秩序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确保相对人享有完善的救济体系,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现行抽象行政行为的救济途径存在瓶颈,通过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补偿等若干路径,可以有效突破上述瓶颈。     

我国现行听证制度的主要缺陷与完善

由于我国没有建立完善、规范、统一的行政听政制度,有关行政听证制度的规定散见于各个法律法规之中,具体操作规则不统一,产生诸多弊端。因此,应从听证代表的遴选程序、听证代表意见的信息反馈、听证程序、听证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听证笔录的效力、听证权利的救济途径等六个方面积极完善我国现行听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