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在庭前会议中的排除方式研究

2013年1月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庭前会议程序,其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内容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广泛关注,对庭前会议司法实践的实证研究表明庭前会议程序本身还存在法规模糊、制度欠缺等问题,其中对于非法证据的处理更是争议的焦点。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中有关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条款,考察了司法实践情况以及法学理论界的不同观点,从我国当前刑事司法体系发展阶段及特点出发,提出除控辩双方争议较大的情况以外,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原则上应当在庭前会议中解决,同时法律法规应明确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决定的效力。     

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研究——兼评《广东省人民法院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庭前交换证据暂行规则》

我国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的改革 ,必须首先解决相应的理论问题 ,包括对庭前准备程序充分与否、证据应否限期提出、法院在庭前准备中的地位和作为等问题的选择和确定。在此基础上 ,我国立法应当合理设置庭前交换证据的程序 ,并应当考虑设置审前会议程序     

论庭前审查程序中权力配置与制约机制的完善--以公诉程序效力与庭前审查的关系为切入点

庭前审查程序普遍承载着决定是否启动审判及纠正程序性错误,保全、展示、检验证据及排除非法证据,整理和明确讼争要点,提前处理和分流部分案件等诸多功能,对于保证庭审的公正、有序和高效运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庭前审查程序权力配置不尽合理、制约机制不够完善,功能定位尚欠准确.建议再次修正刑事诉讼法时理顺公诉效力与庭前审查的关系,建立起控审平衡的充分完善的庭前审查程序.     

我国庭前审查中案卷移送制度研究——以本次刑诉法修正案为切入点

2012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得到了通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修改幅度较大,亮点较多.然而,修正案对于庭前审查的案卷移送制度的规定,废除了起诉复印件主义,改回到了1996年之前的全卷移送主义.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是最佳选择,是对司法实践中法官过分依赖卷宗的一种妥协,其弊端显而易见.本文就庭前审查中案卷移送制度展开研究,剖析法官庭前阅卷现象的弊端,阐述了完善中国庭前预审制度的必要性,对现行案卷移送制度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于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几点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庭前证据交换作出了一些具体层面上的规定,改善了我国民事审判中有关问题长期无章可循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客观上有助于法院公正、高效地审理民事案件,对提高诉讼效率、增进程序正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该规定只是司法解释而非证据立法,这种“先天不足”使庭前证据交换在民事诉讼中的运行出现了许多问题。就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固有功能和作用进行论述,进而对完善我国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提出切实的见解。     

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合议庭评议程序的评析

一、立法现状目前我国有关合议庭评议的立法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规定:“合议庭进行评议的时候,如果意见分歧,应当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但是少数人的意见应当写入笔录。评议笔录由合议庭的组成人员签名。”“合议庭开庭审理并且评议后,应当作出判决。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开庭审理和评议案件,必须由同一合议庭进行。合议庭成员在评议案件的时候,应当…     

论审判中心背景下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重塑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当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基点,其核心要义为发挥审判活动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关键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程序性庭前审查程序存在诸多弊端:实践中难以发挥过滤不当起诉、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制度功能。应当抓住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一历史契机,重塑庭前审查程序,将目前的程序性审查改革为实体性审查,同时在审查主体、审查内容、审查方式与程序、审查后的处理等方面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充分发挥庭前审查程序的第一道把关制约作用,进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完善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思考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统一的简易程序,这对于促进案件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有重大意义。然而,简易程序在被告人自愿性保障、量刑优惠、程序的转化、公诉人出庭的规定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应当进一步完善被告人自愿性的保障机制,明确选择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具体规定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情形,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作用,有效衔接简易案件的开庭审理。     

起诉状主义下庭前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起诉方式、公诉审查与庭前准备程序作为庭前程序系统三要素密切相关,其中任何要素的变革都将对其它要素产生深刻的影响。由于我国刑事公诉方式存在的严重缺陷,在未来的修法过程中,起诉状主义理应成为我们的合理选择。以系统论为指导,考察中外法治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重视起诉状主义对公诉审查程序及庭前准备程序的影响,构建起诉状主义下庭前程序协调运行的机制。     

《公司法》第十六条作为强制性规范的效力研究

《公司法》第十六条不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强制性规定",其只具有拘束公司内部行为的效力,而不具有拘束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的效力。根据利益衡量原则,公司违反了该条规定对外担保,担保合同应为有效;但为了保护公司中小股东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公司相关人员应当依据公司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符合条件的情形下,公司其他债权人还可以行使撤销权。     

论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之构建

许多国家的民诉法中都设置了审前准备程序,而我国现行民诉法中没有设置一个专门的审前准备程序,笔者主张在我国民诉法中能设立一个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合理互动,既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的专门的审前准备程序。     

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模式——对中国法院“司法行政化”现象的重新考察

经过近十年的司法改革,中国法院始终没有摒弃那种通过行政审批来进行司法决策的惯常作法。这既造成审理权与裁判权的分离,也使得合议制度变得难以实施。这种司法裁判的行政审批机制之所以盛行不衰,首先是因为法院普遍存在着司法裁判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混淆问题,使得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司法官员难以与普通法官平等地行使司法裁判权。另一个原因则是在现行司法程序中没有建立一种"通过诉权来制约司法裁判权"的机制,使得控辩双方无法对法官的裁判权产生有效的制约。     

我国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以国外庭前审查程序为参照 ,从分析我国刑事庭前审查程序改革的内容和特点入手 ,指出庭前程序在司法运行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未达目标的原因 ,并为我国庭前程序的改革提出了具体而合理的制度设计     

审前阶段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我国检察机关具有权能多元化和刑事诉讼全程参与的独特属性,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适用过程中应该而且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检察机关在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探讨,应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重点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启动与证明和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     

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价值分析和重构

我国民事审前程序仍处于改革的探索阶段,应重新界定民事审前程序的概念,通过应然的价值分析,并结合国情,借鉴德、日、法、英、美等域外国家民事审前程序改革的有益经验,重构我国民事审前程序。     

司法效益的方法论思考——以审判资源的成本配置为视角

司法活动受到成本与效益原则支配,降低个案处理的公共成本,促使法院审理更多的案件,才更为符合司法正义精神。应合理配置司法职权,而不是根据案件数量增加司法资源的总量。在理念层面,成本效益原则要求改变对司法公正与司法成本关系的认识;诉讼制度的设计应当更加便利当事人提起诉讼;要通过程序机制解决纠纷,保障诉讼效率。在审判管理层面,要建立纠纷解决分流和案件繁简分流机制,通过精细化管理,促进案件规模化处理,从而节约诉讼资源,实现司法效益的最优化。     

论对公诉转自诉制度的改造——兼谈对遭遇不起诉之被害人的救济问题

为了实现公诉转自诉制度的理想功能,必须对其进行改造.建立审前程序性裁判机制,将重大、复杂案件的起诉决定权交给法官,由法官作出起诉与否的裁定;加强对自诉人取证的支持;建立、完善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完善、扩大适用人民监督员制度.同时,赋予被害人选择适用程序的权利,或者申请程序裁判;或者直接提起自诉.二者只能选择其一,由被害人衡量.     

司法审判中的直觉运用——以“张辉、张高平”案为例

司法裁判的过程,原本应该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但是,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直觉对人的思维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自然也会影响着司法活动.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凭借内心的直觉,判断分析某一证据或事实的真伪.由于直觉存在主观性和臆断性,容易导致法官的审判出现偏差,这也是造成冤案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将直觉引入一个正确的轨道,避免法官在司法审判中出现主观臆断,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基于地方规定的调解与诉讼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纠纷因行政机关管理行为而起,行政机关有义务先行处理行政纠纷,而不应当将自己引发的纠纷全部甩手给法院,应充分利用行政调解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优势,减轻人民法院的负担。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定,行政调解制度虽在我国遍地开花却五花八门,但无论如何都不应否定行政调解独立纠纷解决渠道的地位。另外,出于对相对人诉权的保护,调解与诉讼的衔接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可从受案范围与效力衔接两方面切入。以合理性、合法性作为行政调解与诉讼受案范围的区分标准不符合实践,而应以裁量行政行为作为调解、诉讼受案范围衔接的纽带。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在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具有确定力,法院应对其所涉的有效事项不再处理,巩固行政调解的成果,避免行政与司法的资源浪费。     

论征信体系的构建

我国的未决羁押制度存在着逮捕未与羁押实行分离、羁押场所侦查化、超期羁押、羁押适用率高等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与完善。文章从我国当前未决羁押制度的现状出发,对存在的弊端及其原因进行剖析,并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为标准,在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未决羁押制度的一些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