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网与生态正义

人类生命与所有非人类生命物种组成的生命共同体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和正义共同体。在生命共同体中,人类存在着公正地对待非人类生命及其生存环境的生态正义之责任。由所有生物共生形成的生命之网则是产生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环境利益的根源。在生命之网因人类各种活动的破坏而面临瓦解的危机情势下,人类如何与非人类生命实现共生,是维护生命之网的完整,从而保障生命共同体整体利益的一种首要的和最根本的生态正义。以共生为基础的生态正义对人类环境正义的实现也具有根本的制约作用。     

休谟的正义理论与马克思的批判性超越

在政治哲学史上，休谟和马克思都曾致力于正义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二者在正义问题上的异同对把握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根本特质具有重要启示。休谟与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分属两个根本异质的理论范式，它们在正义的环境、基础、目的、性质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总体而言，休谟的正义理论是奠基于市民社会的补救性正义理论，通过构建财产权的正义规则弥补市民社会的内在缺陷，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是奠基于人类社会的超越性正义理论，其目的是致力于每一个人的自我实现。马克思的超越性正义理论既批判又涵盖了休谟的补救性正义理论，但它不是要越过后者，而是在后者合理性基础上的一种根本推进。     

作为公平的正义与作为自由的发展——罗尔斯与阿马蒂亚·森的相互影响

正义和发展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作为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何更快地发展和更好地实现正义,都是我们现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比较罗尔斯的正义观和阿马蒂亚·森的发展观--它们分别被称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目的是揭示正义与发展这两种基本价值之间的一致性."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是罗尔斯和森在长期的学术对话中相互借鉴和吸收对方思想的产物.正义观和发展观都必须回答什么是人们的真实利益所在,什么代表了人们的根本利益."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恰恰是在基本的利益观上达成了默契.正义和发展都建立在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信念和尊重之上,都服从和服务于人的本质力量.     

论布莱恩·巴利作为公道的正义的中立性——兼析麦金太尔的“偏私”论

布莱恩·巴利在其核心论著《作为公道的正义》一书中,在深入阐述作为公道的正义的基本内涵与理论实质的基础上,深刻论证了作为公道的正义的中立性。他主要通过对自由个人主义的三种观点的分析,驳斥了麦金太尔把作为公道的正义看作是一种蕴含自由个人主义特殊类型的"偏私"论断;通过对两种中立类型的区分,揭示了作为公道的正义的中立性的实质,即诉诸公平而不是善;通过平等无偏的制度设计证明了作为公道的正义的中立性的正当性。可以说,巴利关于作为公道的正义的中立性的论证,不仅对深化当代社会正义理论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而且对现实社会正义实践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差别生态责任初探

人类作为地球生命共同体,负有保护地球环境家园的共同生态责任。然而,生态环境区域间差别和同类主体区域内差别的存在,导致同类主体在环境利益分配和环境风险分担上的不公平。环境正义的实现不仅要求同类主体承担共同的生态责任,而且要求它们承担有差别的生态责任,这是普遍正义和个别正义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延伸和体现。     

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福斯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

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符合生态学需要的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前提,提出了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联盟的方案.他认为,阶级斗争的角度是当前寻求生态正义的革命主体的正确思路,无产阶级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意义.福斯特关于生态正义理论的理论努力对于我们当前思考带有全球性质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环境正义:缘由、目标与实质

生态问题直接引发了人、自然、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多层次矛盾,这些矛盾又直接推动了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二者作为现实缘由共同促发了环境正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可环境正义应当建立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之上,其价值准则又应当如何确立?我们通过回溯西方正义思想史考察典型的正义诸理论后发现:西方正义诸理论在统合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双重难题方面存在着诸多先天不足,从而都不可能为环境正义提供充分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应当重新探究环境正义的理论实质。环境正义作为类正义是立足于类性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全面关系,以人、自然、社会本质统一的人的存在方式确立正义准则,以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正义模型。     

社会正义——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维度

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回答生态危机问题最强有力的声音,虽其运动和理论诞生未久,理论体系较为松散,但主要代表人物都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一个共同的维度:社会正义。它们都从分析生态危机的原因和现实表现入手,最终强调社会正义在对抗生态危机中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未来的绿色生态社会的建构。可以说,社会正义是贯穿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最重要维度。     

从生态正义到社会正义——现代文明生态转向的伦理学视域

承继现代文明对社会正义的理解方式,可以从社会形态发展的意义上重新诠释社会正义的现代性意义。现代社会正义不仅具有以往社会正义的利益平等原则,更加入了生态的原则,体现为一种以生态正义为核心内涵的现代社会正义伦理学观点。在这种观点的照应下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与实践意义。从生态正义到社会正义体现的不仅是社会形态形式的进步,更加是社会形态实质的丰富。生态正义将人类整体性的思考方式纳入社会正义的构建之中,表达了生态转向意义上的文明建设的伦理价值,富有时代精神。     

制度公正与政府责任

利益及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而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对利益进行社会性的分配。因此,实现社会正义,需要政治正义。就此而言,政府既可能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关键力量,也可能是导致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公共行政的根本目标在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不应当有单独的利益,而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唯一目标,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民主是政治正义的实现形式,也是构建正义社会的政治保障。民主作为实现政治正义的制度安排,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将权力体系平等地向公民开放,使每个公民都有了获得权力的机会,从而使公民能够通过理性思考和自主选择来建立一个对公众负责任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社会正义的生命和保障。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     

从《新青年》的忧患意识看五四爱国主义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五四爱国主义在继承传统士大夫济世拯民、爱国报国精神的同时，更赋之以全新的内涵。它摒弃了传统士大夫对于君主权威的依附人格，代之以生机勃勃、个性独立自主的民主气息；它饱含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又充满着源于开放意识的信心与乐观；它不是盲目的“忠君报国”，而是立足于“科学”、“民主”之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爱国。     

试论抵押人之专有抗辩权 --从第三人为抵押人出发

从第三人为抵押人出发,抵押人凭借专有抗辩权不仅可以对抗抵押权人的抵押权,而且可以暂时或永久地摆脱担保责任的束缚,保全自己的财产利益.我国相关法律对于抵押人专有抗辩权的规定十分模糊,应从担保法原理及相关法律规范出发,对抵押人之专有抗辩权进行分析与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