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韩美关系变化特点及未来展望

冷战结束后 ,韩美关系在军事、外交和经济等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军事安全领域 ,韩国自卫力进一步提高 ;在外交领域 ,韩国由“唯美国是从”转向“重美”、“多元” ;在经济领域 ,韩国对美竞争力增强。今后 ,由于韩美在东北亚和平、安全及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战略问题上仍需要合作 ,将使韩美同盟关系在较长时间里呈现相对稳定的特征。     

冷战后韩国对美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韩美同盟是冷战的产物，韩国是在美国帮助下完成建国的，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极大地依赖于美国。对韩国而言，韩关同盟关系一直是韩国对外政策的基轴和重心。但是冷战后在东北亚地区新秩序的形成中，韩目也不甘平庸，逐渐摆脱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外交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不断增强自己的作用和影响，韩美关系的变化给中国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     

论大平正芳政权时期的对外战略——日本外交理想的原型

亚洲外交与日美同盟之间的矛盾是困扰战后日本外交的核心难题.这种困境既源于日本战败与朝鲜战争后中美对立的亚太国际政治格局,也归结于日本的战略选择.大平内阁处于世界政治从紧张缓和向新冷战过渡的时期.大平正芳从前任福田纠夫推行的“全方位外交”后退,转向强调与自由主义阵营诸国的协调关系,特别是日美协调.同时,他还主张在日美关系的框架内展开对中国以及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其对外战略解决了亚洲外交与对美外交的困境,影响着1980年代以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展开,是日本外交理想的原型.     

浅析冷战后美国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

冷战结束后 ,由于内因 (制度安排 )与外因 (环境变迁 )的交相作用 ,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 ,出现了“私有化”趋势。在“私有化”趋势下 ,总统外交权力相对削弱 ,国会外交影响显著扩大。面对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攻势 ,总统及其下属的行政当局不得不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然而 ,由于自身职能的特点和局限性 ,冷战后国会在外交上的能动性既不意味着国会在外交上的优势地位 ,也未根本改变总统主导外交政策的局面。尽管如此 ,在外交决策过程的“私有化”趋势作用下 ,国会的积极介入还是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国际体系文化背景下韩国国家身份的转换

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国家身份是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它存在于国际关系之中,主要是由外在结构（国际体系文化）建构而成。国际体系文化的变革往往会导致一个国家对于自我身份的再认知。冷战时期美苏主导的冷战体系文化背景下,韩国成为依附美国强权的缓冲国。冷战结束后,关苏主导的两极体制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东北亚国际体系文化处于转型中。在这种背景下,韩国的国家身份开始由东北亚缓冲国向东北亚平衡者（均衡者）身份转换。随着韩国国家身份的转换,其外交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     

冷战后的美国特使外交

“特使外交”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现实。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 ,美国对“特使外交”的娴熟运用是独树一帜的。特别是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中 ,美国特使外交淋漓尽致的表现更让人瞩目。美国特使外交不仅在形式、内容和功能上有自己的独特性和代表性 ,而且它的广泛应用正影响着当代国际外交的发展方向。所以 ,对美国特使外交的研究 ,不仅有助于人们对美国外交思维的深层把握 ,同时有助于对未来外交的预测。“特使外交”是分析当代美国外交的新视角     

韩国朴槿惠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的调整及其影响

朴槿惠执政以来,韩国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出现了显著变化,深化韩美战略同盟关系、探寻韩朝关系"新路径"、推进韩国与中俄战略合作、策略性"制冷"对日外交是其战略调整的突出表现。此项调整主要受国际体系、国家和决策者三个层次性动因的综合影响:东北亚地区权力结构的渐变、信任性国际机制的缺失、韩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现状、国家利益的现实需求、国家行为的舆论驱动、朴槿惠决策集团的外交理念及朴槿惠个人的文化情结等因素共同制约着韩国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的最终指向。总体来看,朴槿惠政府正在探寻韩国东北亚外交的"黄金分割点",以使韩国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利益,其对东北亚地区尤其是中国产生的影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美国早期文化外交机制的构建:过程、动因及启示

反对“官方文化”(officialculture)的传统理想主义思想造成美国官方文化外交起步较晚;以反击德国法西斯对其后院拉美地区发动“文化攻势”为契机,美国政府逐步建构了官方或半官方机制、凸显其在对外文化活动中的主角地位;并藉冷战的现实需要,频繁变更文化外交机构。理想主义思想推动国会立法,以明确政府在文化外交活动中的适当角色以及保障相关项目的拨款。外交决策者现实利益的追逐和教育文化界理想愿望的祈求之间的较量使得机制建构过程复杂,但相对成熟。中国在完善现有的文化外交机制的过程中,可从美国早期经验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冷战遗留视角下的当代朝美关系跟踪分析

朝鲜半岛是冷战的焦点地区之一。两极格局瓦解后,冷战阴影在朝鲜半岛仍然挥之不去。两极格局瓦解后的朝鲜半岛冷战现象更多地具有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体现了美国东北亚外交的主导性。美国继续并强化在朝鲜半岛的冷战外交是美国东北亚战略利益的需要。当代关朝关系发展体现了冷战在亚洲结束的独特性。     

韩国北方外交政策及其对东北亚政治形势的影响

1988年7月7日,韩国新总统卢泰愚发表了《关于民族自尊与统一繁荣特别宣言》,正式提出新政府的北方外交政策,在世界范围受到广泛关注。韩国北方外交政策的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它是韩国为改善朝鲜南北关系而采取的间接外交策略;它不是一种孤立朝鲜北部的政策;以经贸为先导,“政经分离”;北方外交不应视为韩国根本性的外交变革。韩国北方外交政策效果显著,基本达到目的,它对东北亚政治形势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该地区稳定局势的形成,美韩关系新时期随之到来,朝鲜北南关系得到改善,朝鲜民族对自身事务开始拥有更大的独立自主权。     

第一次朝核危机的历史考察——基于美国新近解密档案的实证分析

朝鲜半岛当前的核危机是由第一次朝核危机升级而来。危机爆发后，美朝双方展开了首次公开双边谈判，并发表联合声明：朝鲜同意暂缓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支持南北联合宣言中提出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美国郑重承诺不对朝鲜使用核武器和其他武力，不干涉朝鲜内政。然而，在第二轮会谈结束后，由于美朝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南北对话与特使交流方面无法达成一致，双边关系趋向紧张。朝鲜从反应堆拆除燃料棒，并拒绝国际检查员采集测试样本的举动使危机达到顶峰。由于担心朝鲜可能在被迫情况下采取极端行动，美国在不放弃外交和加强军事准备的前提下策划对朝空袭。此时，美国前总统卡特访朝传递出了朝鲜愿意重返外交谈判的信号，美朝借此契机回到谈判桌上，并达成了解决朝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但协议存在诸多隐忧，主要表现为：美国将对朝政策与整体外交战略挂钩，影响了解决朝核问题的一贯性；美国对朝政策需要兼顾韩国立场；美国对朝政策受到官僚政治制约。框架协议存在的问题也孕育着美朝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重趋紧张的可能性，为朝核问题的再次浮现埋下伏笔。     

1968年朝鲜半岛危机与美韩关系

1968年1月21日,朝鲜袭击韩国总统府邸青瓦台并在随后48小时内捕获美国情报调查船普韦布洛号及其船员。朝鲜此举使美韩关系面临考验。本文考察了美韩处理此次危机的不同态度,揭示美韩分歧深层原因。     

2011年朝韩关系发展趋势

2010年朝鲜半岛是在局势不断紧张中度过的,这是由朝韩双方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质决定的,也是美国推行其东亚战略的结果。局势不时紧张,甚至发生武装冲突,已成朝鲜半岛的常态。朝韩目前的实力都不足以压制、吞并对方,美国也无力发动对朝鲜的战争,中俄是遏制战争的有力因素,斗而不破是朝韩关系的特征,半岛发生大战的可能性极小。2011年初朝韩都发出缓和关系的信号,下半年会进一步缓和。朝韩双方都无法支撑长期紧张局势的压力,美国也需要在缓和中寻求朝核问题的解决途径。2011年下半年朝韩双方可能重启经贸合作,有限恢复韩国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     

“天安号事件”后中国东亚地缘战略的困境与出路

2010年3月的"天安号事件"后,中国东亚地缘战略陷入困境,如何突破这种困境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鉴于韩国经济对中国的高度依赖、中韩两国的文化认同、美日韩三边关系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以及美韩两国对朝鲜半岛未来走向定位的差异性等多维原因,我们可将韩国作为中国东亚地缘战略困境的突破口。在对韩战略上,我们应以"经济外溢"、平等协商、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及增进两国的政治互信为途径,通过中韩关系的改善实现对"围堵链条"的突破,从而为中国走出东亚地缘战略的困境找到出路。     

中韩建交以来朝鲜族跨界迁移与发展研究述评

随着中韩建交和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快速发展,朝鲜族社会开始形成大规模地赴韩打工热潮。许多朝鲜族在寻求更好的生活机会而跨界移动的过程中获得了预期利益,但也由此引发一些负面的社会问题,成为影响朝鲜族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朝鲜族跨界移动群体也被卷入了流入地——韩国社会的排斥与隔离的图景中,他们在工作、居住、社会交往和婚姻情感方面处于严重地被边缘化境地。     

影响日朝关系正常化的美国因素

日本与朝鲜间关系的发展不仅是两国出于各自利益的主观意愿,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度和利益。朝鲜半岛重要的地理位置不仅使其在历史上成为各大国互相争夺的焦点,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工具。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更加重视朝鲜半岛在美国东北亚地区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美国以朝核问题为切入点,制造地区紧张气氛以维持和加强日韩对美国的军事、安全需要,同时将日朝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纳入自己的地区战略和掌控之中,以维持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遏制中国。可以说,日朝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度和利益,也因而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冷战后美俄日韩对朝政策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兼论中国对朝政策的知觉定位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外交决策中的价值导引和知觉定位的作用非但没有完全消减,反而有所增强。美俄日韩对朝鲜的生存与发展的知觉认知形成了三种典型的推断,即美日的"朝鲜威胁论"、俄罗斯的"朝鲜负担论"以及韩国的"朝鲜崩溃论"。固执地坚守以意识形态为引导的冷战思维必然导致对国际环境与国际关系的错误知觉,甚至会产生国家间关系的严重敌视或是对抗。历史传统和地缘现实决定了中国必须理性对待朝鲜,要力避错误知觉,确立起战略思维,并放眼于长远和未来,从和平、发展与合作的角度,稳步构建起中朝之间的正常国家关系。     

联盟转型与《美韩自由贸易协定》

从2006年5月至2007年6月,经过一年多艰苦谈判,美韩终于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文件。与多数学者主要从经济利益角度进行解释不同,本文认为美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深层动因是出于联盟转型的需要。在冷战时期的美韩双边关系中,经济利益仅仅作为附属性因素服务于军事关系,美韩联盟因而只是一个单一性的军事联盟。冷战结束后,东亚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使这一联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美国自2003年起进行的驻韩美军调整,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其试图将联盟转化为地区联盟甚至全球联盟的做法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与韩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所发挥的功能恰恰弥补了这一缺失。     

越南战争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

韩国基于韩美双边关系以及自身的政治经济发展前景等各方面因素,出兵越南。朝鲜支援北越则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以及为朝鲜半岛的统一营造有利环境。围绕着越南战争,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变化：一方面,越南战争使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一度剑拔弩张;另一方面,越南战争又促使东西方冷战得以缓解,进而间接地影响南北关系走向对话。     

美国与朝鲜核问题的历史分析

冷战后,在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因素逐渐让位于地缘政治因素,在不放弃对朝鲜遏制的同时,美国采用了有限的接触政策,诱使朝鲜放弃核计划,开始重点防范那些对其抱有敌意并拥有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十多年来,美国政府以武力相威胁的同时与相关国家进行单方面的合作,或直接与朝鲜谈判,但由于美朝固有矛盾从未消除,均没有达到美国预期的目标,凸现单边合作机制的局限.针对当前朝核问题采取多边合作机制是解决危机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