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国“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策略

法国“新新小说”在叙事中采用了不动声色的策略，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叙事空间和叙事节奏五个层面。在叙事视角上，“新新小说”喜欢运用“外视角”来剥除叙事者的主观情绪，即便在运用“内视角”时，也同样限制人物的情感。就叙事语调而言，作者和人物、叙事者和其叙述之间存在距离感，形成了一种中立、客观、冷峻、反讽、不带情感的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则体现了简化和精确两个特征，一方面叙事者将语言简化到最基本的信息，另一方面给出过度的细节描写，造成失真的效果。叙事者还喜欢描写“非人格化”的叙事空间，包括死寂的空间、迷宫般的空间和抽象空间，将空间与人物隔离开来，不再提供稳定的意义。在叙事节奏上，迫切和收敛形成紧张和平静两种节奏，造成叙事收放并存的效果。“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是对传统小说中意识形态、形式主义、本体论和心理描写的反抗，体现了当代文学的“平面”美学。     

白描手法在《水浒传》中的运用

<正> 白描,是中国文学艺术创作手法的传统特色。对小说创作来说,就是直接描写人物的行动、言语,从人物的行动、言语中体现人物活动的时代、环境,体现人物的心理和外形。除了对人物的行动、言语的直接描摹,不用或少用解释性、评价性的语言,而作者对他所反映的生活的理解、对他所刻画的人物的态度,却已融入有血肉、有生机的艺术形象中。白描手法概括起来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以动写静,一是以形写神。下面,我们试以《水浒传》的人物性格的刻画、心理的揭示、肖像的凸现及景物的描写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纪昀“著书者之笔”说考论

纪昀批评《聊斋志异》时提出的“著书者之笔”说,是在传统小说观念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境与乾嘉学风对小说创作的理论总结,涉及小说创作的宗旨与目的、体例与方法以及小说作者的素养与识见等诸多方面。“著书者之笔”说的提出,强化了以笔记体为正统的小说观念,凸显了笔记体小说知识性与思想性的本质属性;重视“著书者之笔”说,有利于改变当今小说研究总体上重白话体轻文言体、文言体中重传奇体轻笔记体、笔记体中重人物与情节轻知识与思想的格局。此外,纪昀拈出“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将小说文体风格与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审美理想、艺术修养、创作个性等因素相结合,开辟了小说文体风格尤其是作家风格研究的新路径,对当下的古代小说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     

《玉娇梨》与《平山冷燕》“聚焦”叙事艺术探析

《玉娇梨》和《平山冷燕》在“聚焦”叙事艺术上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这两部小说对“聚焦”方式的应用形式多样,而且能够交叉使用,从而达到了叙述场景生动化、人物透视多方位变化以及叙述者与读者的互动。在“聚焦者”与“聚焦对象”关系的处理上,更为注重小说人物的感知,凸显了与其他小说不同的叙事特色,也是这两部小说在明末清初被其他作者模仿并深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聚焦”叙事成果也代表了才子佳人小说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     

“使”字句事件结构的语义分析

“使”字句的事件结构由表致使关系的和表描述结果的两个原子事件组成。前一个事件中的谓词“使”不但决定了该事件的致使性质 ,而且使得“使”字句的整个句式表示的是致使性质的事件结构。“使”字在事件结构中可以有颗粒度或粗或细两种描写方式 ,前者强调对“使”字语义的概括性 ,后者突出“使”字的词汇特征。实际书面语语料中出现的“使”字句可归纳为两种基本句法格式 ,但是这两种格式可以在语义上一致性处理为表致使的事件结构。“使得”句可以看做是“使”字句的变体形式 ,因此 ,“使”字句事件结构的描写方式也适用于“使得”句的情况。运用新戴维森分析法来描写“使”字句的事件结构 ,不仅能够准确、规范地刻画出“使”字语义内容及整个“使”字句的句式语义 ,而且丰富了传统逻辑描写自然语言的手段。     

医学人类学对过程哲学的阐释

通过对过程本体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使阐释人类学的“深度描写”在认识族群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基础上,并结合医学人类学对“过程”理论进行研究,这种以 “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 对中国传统中医文化进行“深度描写”,并从批评的角度度对人类知识进行重新洗礼和审视,使过程哲学思想与医学人类学之间形成契合点,并以此对“过程”研究的范式来构建起医学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医学人类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小说“传情为态”的写人技法

中国古代小说善于将人物内在难以捉摸的"情"传示为有迹可寻的"态",在描写情绪发作时,常添加修饰性的伴声体态语,突显人物情绪爆发状态;其次是夸说因情绪波动而造成的生理性条件反射体态;此外还多依据特定的文化规则,来追摄"七情"波动引发的两极性的"笑"貌和"哭"相,这些表情追摄有助于人物的道德增值、悲剧营造、神情传达,并能绘形绘声地给读者以直观感、画面感。     

基于现代主义绘画的小说叙事模式

20世纪初,文学叙事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研究。现代主义作家常常从现代主义绘画艺术中汲取相似的东西来开展文学试验。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现代主义绘画的影响下开始在小说上探索全新的叙事模式。其代表作《到灯塔去》中体现了现代主义绘画中的“多角度透视”,“非个人化”和“构图”等艺术特征。这些基于现代主义绘画的小说叙事模式加强了叙事领域里的美学价值,打造了文学世界里一种全新的图式文本,发展了现代主义小说艺术。     

论古代通俗小说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

从“双线文学”理论出发,五四先驱的文学革新主张已受到了古代“基层”通俗小说的成功经验的启迪。古代通俗小说首先以“言文合一”的语体特色,为五四先驱提供了作家应该“怎么写”的有益借鉴。其次是推动五四文坛树立了以小说为文学正宗之一的新观念,从而使小说成了改良人生的利器。最后在创作的思想寄托等问题上,也给了五四先驱以作家应该“写什么”的积极影响。     

从小说《拉维尔斯坦》看贝娄犹太性的转变

 贝娄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是他根据同事、好友艾伦·布鲁姆的生平写成的一部传记性小说。小说出版后,在美国批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称赞者认为该小说的出版是“一个惊人的成就,贝娄数年来写的最富有吸引力的一部作品”;质疑者则认为贝娄“暴露”了布鲁姆的隐私,把布鲁姆搞“同性恋”的事情给泄露了。这牵扯到道德问题,即贝娄无权“将其好友布鲁姆的个人隐私公布于众”。然而,纵观已有的评论,其关注的重点无非是围绕着暴露隐私和有关死亡、友谊、爱情等问题,将一部讨论犹太大屠杀和反犹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小说用私人化的方式给消解了。应该说,贝娄在八十四岁高龄创作的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绝不仅仅是单纯地为好友作传,畅谈友谊、爱情和死亡,而且更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的最终定位。从分析小说对大屠杀和反犹主义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贝娄的犹太民族立场,即他的犹太性。     

《诗经》重释与“五四”新文学观的建立

“五四”学人对《诗经》的现代解释,与新文学的设计思路有关：一方面将《诗经》从传统“经学”中独立出来,祛除文学对经学伦理的依附,否定“文以载道”,倡导“文学”是表现人内心情感的艺术;另一方面将白话文学的历史源头追溯至《国风》,为新文学找到强大的历史根据,使“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文学理念获得合法性。这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瓦解传统文学观的尝试,展示了中国本土资源对新文学的促进。 但在重释时存有“尽欲甚解”与“不求甚解”的分歧,表明“五四”学人内部对“文学”的理解也有差异性。      

道家美学之“清静”说释义

就人生美学看，“清”则应该表征一种人生的审美构成域和构成态势。如老庄所倡导的清静无为的审美心理态度，虚心应物、涤除玄览的审美体认方式、超脱尘俗的审美情调等都以“清”为学理依据。作为道家人生美学的重要组成，“清”的审美意识深深烙印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观念和审美趣味中。     

鲁迅“顺自然”的家教伦理观

家庭教育伦理是鲁迅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家庭教育首先任务就是要去除奴性,将儿童当“人”看,使其确立起独立的人格,要从多方面来培育人性“致人性于全”,以此来实现培育“新人”的任务;家庭教育的伦理原则就是“理解孩子”、“指导孩子”、“解放孩子”;家庭教育方法也要注重伦理性,这就是要反对以打骂的方式来虐杀孩子的天性,提倡尊重孩子天性的游戏。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创业史》中的韩培生这一人物凝聚着柳青对“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不同,柳青的《创业史》试图从根本的伦理维度上把握“合作化运动”,并激活“技术话语”的政治语境。从这一视野审视,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叙事呈现出多重维度,并形成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彼此相关的层次。借助这种叙事,柳青展示出“合作化运动”中“伦理”与“技术”的深层张力,也对“国家—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化想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论盛唐边塞诗对“汉文本”的引用与改写

 从特殊的西北地域文化环境角度来探讨盛唐边塞诗“雄浑”“浑厚”美学风格之形成,可以看作一个很好的但绝非是唯一的切入点。盛唐边塞诗风格的形成还可以从技术层面上来考察：诗人通过对“汉文本”的引用和改写,突破边塞诗这一诗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局限,从而把其原本处于封闭状态,即受到“边”与“塞”之束缚的诗歌类型,引入到一个以汉文化为代表的整个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范式之中。盛唐边塞诗的展开空间,是一种与历史贯穿于一体的大文化时空观。盛唐边塞诗的创作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创作。盛唐边塞诗体现出“浑”和“厚”的艺术特质也是必然的。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马克思的“跨越论”：世界史观与唯物史观的统一

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不是“多线论”,而是世界史观图景中的唯物史观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世界史观的辩证统一。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顺序性思想,应该从时代精神的高度、人类历史的长度和世界历史的广度予以理解。我们也可以用马克思“跨越论”来解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古代小说关于坐立姿态描写的修辞阐释

从现代身势学和文化修辞学的视角看,以“坐”与“立”为主的人物姿态是一种角色扮演的生存寓言,中国古代小说关于这些姿态的描写包涵着修辞性的文化规则和讯息编码。首先,它们是“主坐从立”以及“序齿而坐”等伦理规范的演示,是社会角色扮演的秩序化写照。其次,由职业性质决定的“文坐武立”以及由体质状况决定的“体弱多坐”现象,也形成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园地里的道道景观,尤其是《三国志演义》关于诸葛亮的坐态以及关羽的立姿等造型性描写颇耐寻味。说到底,中国古代小说关于坐态立姿的描写是人物“生存寓言”的投射,特别是种种坐态描写更包含着哲理化的政治修辞和宗教修辞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