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国家——从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谈起

中华民族作为我国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自在民族实体,"鸦片战争"后人们在接受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中经历了一个变化且不断调整的过程。学界对于如何系统理解和分析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发展史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也提出了认识和理解的理论框架。其中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构成的有力工具和钥匙,也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维护国家的统一作出了贡献。但随着近年来我国接连发生的爆恐事件,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关系则再度引起人们的思考。文章从费孝通之认识开始探讨,结合文化生态学及中国文化大小传统来重新梳理、思考当下中国民族及其民族内部关系问题。     

关于辽金的“正统性”问题——以元明清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讨论为中心

辽宋金对峙时期,宋人自称"中国"、自称"正统",辽人和金人也自称"中国"、自称"正统"。元人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就围绕着纂修义例问题,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激烈争辩,绝非仅仅是史书编纂体例问题,而是有关辽宋金"正统性"的大问题。直至元朝末年,由脱脱拍板,最终确立了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明清时期,有人反对辽金的"正统性",也是围绕着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展开。明朝确实有人试图通过颠覆辽宋金三史"各与正统"的"正统体系",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但并非是"普遍否认辽金正统",这从明朝官方未支持有关重修宋史的建议、并由国子监主持刊行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一史"就能看出来。清朝统治者无论是在坚持北方民族王朝立场阶段还是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都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这从乾隆皇帝并没有"抑辽金",允许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以及钦定了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等方面也能看出来。民国以后对辽金"正统性"的认识曾有所反复,但很快就转到承认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的立场上来。说明逐渐强化"华夷之辨",并按照"尊夏贱夷"思想区分正统和非正统,并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而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体",主张华夷互相吸收,逐渐否定单一的汉文化选择而强调多元文化选择,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华夷一家"与新"大一统"

一、<大义觉迷录>:"华"、"夷"新辨 顺治、康熙两朝,虽对满、汉冲突多有调节,却终究难以消弭传统"华夷畛域"的文化与心理区隔."华夷之辨"观念下,汉族民众反清复明运动的涌动,成为危及清初统治的重要隐患,康熙帝晚年就曾担忧王朝的统治"若有变动,或在中国(指中原内地--引者注),蒙古断无此虑"[1].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数年后发生于雍正六年(1728)的曾静案,就为此作了极好的注解.不过,这次事件也为清朝统治者对传统"华夷"观念进行新的审视与自我表达,创造了契机.     

华夷一体与元代纪行诗的繁荣

华夷一体是元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特色。元代文坛,蒙古、色目文士大量涌现,他们有着四海为家的民族性格,所作纪行诗,多为亲自游历,有感而发。纪行诗在西北、东南的地域表现上,都有所开拓,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且诗风多质朴自然、清丽喜人。在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民族文化传统作用下,少数民族诗人喜爱山水,善用拟人笔法,与山水风物深相契合。在混同华夷的文化环境下,上京纪行诗、奉使诗、奉祀诗也大量出现。从元代华夷一体的历史现象、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贡献等维度探析元代纪行诗繁荣的原因,庶几可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提供有益的思考。     

多尔衮的华夷思想及其统治政策

多尔衮是清初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也是满族历史上作出巨大贡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扶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自为摄政王,1644年率领清兵入关,定鼎中原,成为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多尔衮的华夷思想主要分为四部分,即处处从满族的利益出发,对汉族进行军事征讨的民族征服和大一统思想,剃发易服的民族同化思想,经济掠夺、政治压迫的首崇满洲思想以及满汉一体思想。这些思想决定了多尔衮在清入关后的统治政策。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内涵、形成及历史演变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它是在"和而不同"文化机制的作用下由中华诸族在特定时空下共同创造的以各种承载历史记忆和集体意识的文化符号为表征,以各种蕴含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等的文化基因为内核的具有中华精神气质的共同体.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文化生成机制、 文化竞争与调适机制以及结构化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鸦片战争以前,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始终深蕴着一种执著的本位精神,虽然曾经多次受到游牧文化、 海洋—工商业文化的冲击,但是并未造成双向性的优化组合.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逐步走上民族的、 科学的、 大众的轨道,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蜕变和新生.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政治法律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心理基础。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境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多方面挑战。因此,针对性地增强各民族群众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政治法律共同体意识,是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     

兼蓄存异的文化交流与中华文化自我的生成

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当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更是中华文化自我的当代生成。中华文化在历史发展与生成中兼包并蓄、求同存异的文化交流,不断为中华文化自我的生成注入了源头活水和不竭生命。中华文化"各美其美"的文化思维建构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主体与凝聚民族精神的精神内核",美人之美"的文化融合造就了中化文化不断更新、发展的文化生命",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生成了中华文化独特的个性和世界性的情怀",天下大同"的文化意境为世界与人类贡献了文化智慧,展示了中华文化自我的独特的文化魅力。     

唐代社会的开放风气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唐朝统治者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大量任用国内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做官,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在唐朝政府中任职。唐朝与国内各少数民族以及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积极引进国内各少数民族和世界各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吸收外来文化。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东方大国,完全有能力向其它国家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唐朝在社会习俗、思想观念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开放的现象。 一、华夷一体,一视同仁 唐朝统治者改变了前代封建帝王“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民族观念…     

论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

经济全球化必定推动文化全球化的到来。全球文化是在全球范围内流传广泛和深远的、先进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观念。全球文化不是同质和一元文化 ,而是由各民族的先进文化所组成的多元的和异质文化。文化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文化扩张 ,从而 ,全球文化和民族文化会发生冲突。要建立全球文化新秩序 ,西方发达国家必须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世界各民族文化 ,同时 ,发展中国家必须不断创新本民族文化 ,把本民族文化融入全球文化之中     

文化的全球化与多元发展——兼论儒学在全球文化对话中的作用

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必然是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联系、交流和互动的强化 ,文化的全球化与多元发展是相互促动、辩证统一的。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从多元起源走向愈来愈广、愈高层次的“多元一体”。在现阶段首先要强调全世界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 ,在对话中产生“重叠共识” ,从日益增多的共识中逐渐走向全人类文化的“多元一体”。儒家文化的仁爱精神、实践理性与“和而不同”的思想将在人类文化达成“重叠共识”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多元文化课程体系构建的模式探究

在当前世界文化和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时代,民族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基本构成已经成为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的意义。保护、传承、弘扬和发展该地区的民族文化,不断探索和创新和该地区民族特点的多元文化民族教育模式,使民族教育和现代教育相结合,推动西北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民族教育之＂根＂须植于民族文化之＂土壤＂中,要充分包容各民族文化优秀部分和文化特性,塑造具有多元品格和充分包容品格的文化精神。为此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在课程构建中秉承多元文化、本土化等多重理念,多元文化课程应具有多源于整合互补的价值追求。     

略论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辩证关系

民族文化孕育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体现民族文化。两者在紧密相连中形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华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互动正是这种辩证统一关系的最好证明。     

民族文化的互融共生与跨域传承——丝路文明视角下的砖雕文化变迁史

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艺术文化的共享特质可以穿越文化间的壁垒,使多元的文化传统在地域和族际间交流,成为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砖雕文化在地域、族群间漂移和传承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的西部地区是以丝路文明的传播为线索,由多元的文明形态、文化关系构成的文化共生场域,其持续的文化变迁和突出的多元文化特质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刻内涵。     

清前期的满族民族意识与满汉文化交融

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对汉文化的态度与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完全不同,它既不是渤海式的吸收,也不是金式的掳掠,更不是元式的破坏,而是融合后的君临。面对汪洋大海般的汉文化,他们不是被迫地同化,而是积极主动地学习接受汉文化,同时还自觉地、清醒地抵拒汉文化的包融和侵蚀,极力保持满族本色,利用本民族的政治优势,按照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将满族文化的影响渗透到汉文化之中,在汉文化厚重的画布上涂抹本民族的色彩,使满汉文化的交流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上达到最终的融合。     

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是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角度,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格局与统一心理上的一致性,是我们理解民族共同体意识何以生成的历史前提;在现实基础上,共同的文化取向、政治认同和经济基础是我们理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标的;在未来愿景上,追求民族团结、繁荣、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层次体现。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个角度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进行理解,揭示了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使命作用,以期发挥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正作用,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发展轨迹。     

华学: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新释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元素,随之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热潮。如今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对儒家思想的总结、概括和发展,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总结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构建思想体系与价值系统,因此,赋予其"华学"的名称能更正确、科学地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同时,学习华学,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国际关系的文化因素及其价值约束--兼论文化的认识功能

文化的核心特质是作为观念系统的存在,是潜藏在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下的共同的观念系统,即概念性设计和共同的意义系统。它作为各民族既得的思维传统,以一种潜在的惯性力量制约着人的思维过程,形成该民族特定的认识背景以及信息的选择、加工和理解系统,形成该民族特定的理解力和行为方式。文化是各民族自我认识、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的基础。     

开放的本土意识与民族文化融合——黑龙江三小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研究

黑龙江三小民族在各种文化形态上的创造,都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态发生互动、双向以及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在这种不断接触、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它们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在开放的本土意识下的碰撞与融合.它确立了属于三小民族自己的富于民族特点的文化坚守.中华文化则提供了一种普遍的文化价值理念,对三小民族的思想和行为发生重大影响,成为确保当代中华民族整体和谐发展的精神支柱.     

Nation,Buzu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Huaxia Nation

民族可以划分为“古代民族”与“近代民族”两种类型,古代华夏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从“自在民族”到“自觉民族”两个发展阶段。夏、商、西周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自在民族”,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自觉民族”。作为“自在民族”的华夏族之所以能够在夏商时期出现,是因为夏商王朝具有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王朝国家框架内能够容纳众多部族。夏代之前的五帝时代,则属于华夏民族的滥觞期,这一时期经过族邦联盟,众多的部族国家最后走向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