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环境正义——全球运动与政治理论的视角

最近,对环境正义的呼吁虽然有所增加,却很少有人关注环境正义之正义究竟指涉什么的问题,尤其以有关社会运动的诉求方面为甚。环境正义的理解大多涉及公平问题,即环境危害和利益的分配问题。但是,将环境正义定义为公平是不完整的,因为行动中的人士、社区以及非政府组织所诉求者绝不止于分配。全球环境正义所诉求之正义实际上有三个方面:公平地分配环境风险,承认受制社区参与和经验的多样性,以及参与环境政策制定和管理的政治进程。在这一运动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正义观念,它们共同证明了多元而统一的正义理论和实践的合理性。     

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构建有序和谐社会的启示

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视野中,分配正义是关于社会是否公平和公正地对待每一个成员的权利与需要的理论问题,也是涉及社会的主要制度和政治、经济的安排能否促进社会的有序和谐发展的政治议题.人类社会是一个分配的体系,各种社会物品,如权力、财富、机会、收入、职位等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公平地分配,如何使人们的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更有利于社会公正秩序的建立,构成了所谓的分配正义问题.而一个社会秩序的良好和有序与否,从其基础条件来看,就在于人们能否按照某种公正的程序平等地获得其社会生活必需的那些社会物品.就此意义而言,分配正义的问题是稳定与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一个建立起良好秩序的社会就是一个形成了公正秩序的社会.探讨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将使我们对分配正义问题对构建和谐有序社会的意义产生更为理性和全面的认识.     

我国公共教育的政府责任与制度安排

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社会阶层易于流动与社会结构开放的社会,公平合理的教育制度安排是实现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政府必须视教育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只是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责任、政策选择及制度安排有所不同.对于社会公共需要性质的教育,政府应为学龄儿童免费提供基础教育,还应保证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对于非社会公共需要性质的教育,政府的政策选择与制度安排包括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同时还应建立以人力资本预期的教育信贷机制以及教育监督机制.     

体制内外群体对政府绩效的评价比较——以北方某市为例

课题组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论和公共物品两大理论假设的基础上,以北方某市为例,对体制内外群体在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中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体制内群体对政府施政方式的评价显著高于体制外群体;在必须共同消费的公共物品领域,体制内外群体的评价无显著差异;而在可以隔离开来并由公民独自消费的私人物品和准公共物品领域,体制内群体的评价显著高于体制外群体.进而提出了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要关注的两大问题:其一,提高政府服务能力是惠及所有市民的事情;其二,今后政府应该着力向体制外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实行政策倾斜,促进社会公平.     

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石

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有助于实现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当前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存在参与体制不完善、参与渠道不畅通、参与法制不完备、参与主体不成熟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质量,需不断完善和发展。健全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的机制需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速政治转型,不断拓宽公民参与决策的新渠道;完善法律,实现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法制化;提高公民素质,增强参与意识。     

反思平衡的环境正义论——彼得·温茨的《环境正义论》述评

环境正义理论的根本任务是为环境保护实践提供伦理基础和政策依据。在环境保护实践面临的现实问题中,由于权利和义务不对等引起的环境不公问题最引人注目,这促使环境正义理论的研究成为时代的主题。温茨的《环境正义论》以分配正义为主题,运用反思平衡的方法论原则,对当代西方正义诸理论与环境事务的关系做了系统而全面的表述,其反思平衡的环境正义论思想——同心圆理论,为解决环境保护实践的需要与社会正义的要求之间存在的张力问题提供了理性的富有成效的思考,对中国环境正义理论的研究与环境保护实践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改善农民民生的基本制度设计:多中心理论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多元化

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为全能政府,追求经济效率的政府过度关注的是私人物品,结果造成公共物品短缺,尤其是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职能严重缺失。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有限政府,是改善民生的保证,在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必须打破政府单中心垄断性供给的局面,更多地用非政府力量来改进和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我国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存在着严重失衡,从根本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意味着对农村而言,政府要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物品,优先解决广大农民生存、发展面临着的最直接、最现实、最基本的问题。依据农村公共物品的层次和特性,构建一个由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和公民等参与者组成的多中心的合作网络,营造一种有益于实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制度环境,以确定各个供给主体的功能边界,实现责任对接。     

中国农民的环境公正意识与行动取向——以小溪村为例

不同民族和文化对环境公正及运动的地方化理解,有别于西方主流含义,构成全球环境公正和环境治理的前提。本文以一个中国基层农村社区的居民反对当地钨矿开采而进行的上访为例,试图揭示在独特的产权结构下中国农民的环境公正意识及行动取向。在这一个案中,少数钨矿老板一方面通过垄断并无偿使用公共资源获得暴利,另一方面却将严重的生态问题以环境零成本的方式转嫁给当地。这种“私人赢利,集体买单”的现象,是村民感到环境不公的根源。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公众在“环境公正”问题上强调“公平分配”环境利益与环境危害立法的政治参与诉求不同,当前中国农民在环境公正问题上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政府与企业在无偿获得公共利益的同时是否承担相应的集体或社会责任方面。     

试论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建设

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是一种从根本上实现政治和行政的公正、公平、正义的道德要求.公共管理运行过程中如果职业伦理缺失,公共管理秩序就无法创造,公共管理亦终究不能持久.可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是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的根本要求.     

碳排放视角下我国城市群环境公平状况及关键要素分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城市的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碳减排责任的差异，城市间的碳排放评估可以定量解释城市群环境公平的差距。基于泰尔指数和LMDI指数分解法，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考察了2011—2020年碳排放视角下我国城市群环境公平的差异，并对造成环境公平差距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不公平差距正逐步缩小，环境不公平状况逐步改善；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省份碳排放不公平的差距也逐步缩小，但省份间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不公平的关键因素存在异质性，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和工业产业结构优化降低了长三角城市群总体碳排放不公平差距，但城市间的人均收入差异仍然是碳排放不公平差距缩小的重要阻碍因素。当前，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不公平差距虽然呈逐渐缩小的趋势，但是在制定碳减排政策时仍应考虑城市层面的碳排放不平等状况，制定差异化的城市群碳减排政策和明确城市间碳责任分配方式，以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及城市群内部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教育公平实现中弱势群体利益补偿机制的政策分析

“探讨弱势群体的教育利益补偿,促进教育公平”是当前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这是基于我国社会现实的强烈吁求、教育公平的理性诉求和公共政府的责任使然。教育政策作为政府对社会全体成员的教育权益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方案,在教育公平实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已成为教育领域弱势群体利益分配和补偿的主要手段。转变理念,民主决策,合理表达弱势群体的教育利益;明确教育政策补偿的构件,加强弱势群体补偿的针对性;加强教育政策补偿的执行力度,积极促成教育公平的实现,成为教育领域弱势群体利益补偿机制的建构策略。     

公平发展与减少贫困——分配正义如何可能?

公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贫困问题严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公平不仅仅具有宗教、道德和哲学上的意义,还具有深刻的人性基础。不公平和不平等陷阱增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本,公平的法律哲学意义在于强调分配正义而不是结果正义,英国的公共制度建设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构建中国的公正社会秩序,减少贫困,需要包括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分配上的平等以及司法服务上的平等在内的法律制度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解析宏观经济政策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环境影响的微观经济学模型、时间序列模型揭示了宏观经济政策是影响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宏观经济主要调控工具之一的汇率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影响主要取决于一国国内供给和外部需求弹性;贸易自由化政策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则集中表现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低利率和低贴现率通常对环境可持续发展有利;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起关键性作用的税收政策直接和间接地对环境可持续发展产生着正、负面影响。因此,环境因素应当成为我国宏观经济决策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社会正义与政府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要求政府承担起社会正义的责任,但却不知道怎样才是对政府责任的证成;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批评政府作为不当或不作为的事情并不少见。本文在论述政府对社会正义责任的证成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正义的维度,以及社会正义实现的决策方法。尤其给出了社会公正度的函数和数学模型,这一量化标准,对于推动社会公正的决策提供了可行的途径,有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的关键是权利与公平的角逐.罗尔斯坚持作为公平的正义,认为正义即平等,分配正义是扩张政府权力勾销社会差别,实现普遍原则.诺齐克强调正义理论的个人权利基础,坚持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分配正义是持有正义.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考察诺齐克与罗尔斯关于正义的角逐,正确理解分配正义理论,解决分配领域的矛盾具有重大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权利和公平并非绝对和唯一的正义原则,尊重权利,坚持公平是影响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在最大限度尊重以劳动和其他合法形式为取向的收入公正的同时,也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和补偿功能,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分配原则的内在规定性.     

网络环境下的公共政策:政治参与的视角

政治参与是确保政策符合民意及政策合法化的根本途径,网络的发展为地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拓展了收集民意的渠道,降低了参与主体的参与成本。网络环境对公共政策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扩大了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推进了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又导致公共政策中的公民有效参与不足,妨碍了公共政策的科学化。     

罗尔斯公共理性的启示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达成民主社会的共同政治认同时拥有公共的政治理性.推理原则及其方法是得到公民认可的.理性的公共性确保了正义原则的合理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为具有共同政治理想规范的、合理而理性的公民在涉及根本政治问题时,具备自觉诉诸公共理性的义务,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每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自觉履行的义务,失去公共理性的公共政治辩谈很难就根本政治问题达成共识,甚至社会将可能面临分裂和动荡的威胁.     

企业环境责任探析

企业环境责任要求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企业环境责任以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形式存在.我国企业环境责任承担还存在不少问题,其直接原因在于法律约束的乏力,但背后更有立法理念、政策导向和道德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原因.企业环境责任实现机制的完善途径主要包括:完善法律机制、发挥政府的作用、重视市场引导与社会监督.     

农民需求导向型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的建构——黑龙江省农村公共物品农民需求状况调查

由于我国现行的"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没有反映农民的真实需求,导致供给与需求错位.一方面造成不符合农民利益偏好的公共物品供给过剩,公共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导致符合农民需求偏好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如何从农民自身的需求状况出发,建立科学的表达农村居民需求偏好的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成为当前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构建农民需求导向型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应做到:建立反映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状况的民主表达机制;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立足农民对公共物品需求状况,明确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决策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和完善农民合作组织,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公民社会是一个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责任社会,重点强调的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30年的改革开放为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成长提供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重要条件。当下中国的公民社会,不仅具有公民社会的一般特征,而且具有中国式的个性特征：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官民双重性特征;特殊的制度环境特征;某些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民间组织发展的不规范性、不平衡性特征等。对于未来30年的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完善公民社会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建设相伴随的并且是必须自觉推动和加强的紧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