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与公共治理:以杭州为个案的研究

在公共治理领域,现代传媒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规范性特征在于民主责任承担与民生事业关注两个层面.杭州民主民生的传媒行动,以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建构传媒的场域效应、社会交往效应与治理效应.公共治理的现代传媒功能建构,关键在于建构合作治理的社会行动网络；其路径在于:导引社会行动,吸纳公众参与,促成制度规则体系的互动衔接.     

网络舆情对公共决策的双重影响

网络舆情的主体多元、内容丰富、传播迅捷等特点,正重塑传统公共决策的信息生态,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进公共决策的民主进程,提高公共决策的有效性、交互性与公信力。然而虚拟开放的网络空间信息庞杂,难以验证的舆情信息可能误导公共决策偏离科学轨道,数字鸿沟与网络信息结构失衡会对公共决策公正性造成影响,群体极化和网络暴力不利于公共决策的有效治理。在公共事务网络舆情倍增条件下应高度重视对网络舆情的疏导与管控:要推进信息基础建设,改进网络舆情的民意代表性;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提高网民公共事务参与理性;促进政务信息公开,建立网络舆情长效回应机制;完善网络监管机制,为公共决策营造良好环境;优化公共决策机制,切实提升政府治理实效。     

协商民主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浙江省常山县“民情沟通日”制度调查与分析

浙江省常山县的"民情沟通日"制度是一项以民主协商为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其构建的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平等性和广泛性、商议性和互动性等重要特点.这种制度将沟通与协商引入民主决策过程,创新了村民公共参与的方式;将沟通与协商嵌入利益协调和整合过程,促进了村民参与的理性;将程序和规范引入沟通、协商过程,提升了村民公共参与的制度化.多元化利益需求、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以及地方政府和精英的主动推动是决定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两面性及网络秩序的合理构建——兼谈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启示

中国的网络公共领域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迥异于西方国家的两面性特征,即一方面为广大网民提供了自由言说的平台,通过公共舆论监督政府等公共权力机关的运作;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为网络暴力等侵权行为及不实或过激言论的滋长提供了温床和土壤。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参照,我们可以勘定造成中国网络公共领域之两面性的根源:它的积极向面源于公众、高效沟通媒介与公共舆论的基本形成;而消极向面则源于理性反思、深度交流和批判性建言的相对缺乏。要处理好这种两面性,建构国家、社会和个人间良性互动的网络公共领域,应做到:进一步完善作为网络公共领域培育基础的经济政治生态环境;切实加强政府对公共舆论的引导和管理;不断提高公众素质,树立积极理性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建立健全政府和网民的长效沟通机制,彰显网络公共领域批判功能的建设性维度。     

网络问政——公共管理的创新形式

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经历了"孤岛化"、政府内部互联互通、网络系统面向公众服务,现已进入网络问政新阶段.网络问政是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产生的创新形式,指通过网络进行党政机关和民间的平等对话,在网络中显现公民民主需求的政治手段和行为.网络问政对公共管理改革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一是提高政府效能,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三是培育政治文化环境,逐步走向市民社会.在实施网络问政时,应注意如下几点:一是注意实施开始时存在的问题;二是注意问政和施政的结合;三是进行网络问政的制度建设;四是探索网络问政发展的前景.网络问政是我国实行直接民主的一种新形式,需要我们共同呵护,推动其发展和完善.     

论网络协商民主的实践路径

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公众和网络媒体三方共同努力。对于政府而言,要重视网络协商民主,强化主体地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推广电子政务;缩小数字鸿沟,实现"全民上网";建立网络互动平台,坚持依法治网。对于网民而言,要提高自身的网络媒介素养,提升网络协商质量;遵守法律法规,保护网络表达自由;重视协商伦理,提高道德修养;培育政治理性和公共精神,提高网络政治责任感。对于网络媒体而言,要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开展技术管理创新,强化网络行业自律。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的理想与现实之思

网络公共论坛的发展,给公共领域的重建提供了契机。很多学者认为网络虚拟空间可以代替现实的公共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的重建。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自觉地满足公共领域的重建条件。不管是人性"本我"的非理性狂欢,还是政治参与的同情与伪善,都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提出了挑战。因此,建构网络公共领域,需要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国家公权与私权的分离;完善民主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程序化路径,约束网民的非理性狂热;加强网络素养与道德规范教育,提高上网的文明程度。     

协商民主背景的公共决策质量提升

用注重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强调决策过程中公开性、协商性、论辩性的协商民主理论,审视我国的公共决策,问题主要在于: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非平衡性;论辩交流的不足和缺失;信息的非公开性和非完备性;责任感以及社会信任资本的缺失。协商民主对于提高公共决策的合法性、民主性和执行效能具有重大的意义。具体的提升方式和路径可以采用"协商日"、网络论坛、听证会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主恳谈会。     

论政府在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凝聚作用

长期单中心治理模式使得政府公共安全治理面临力不从心和能力不足的问题，融合多元主体和资源参与，形成协作共治的公共安全治理新格局，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或者说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政府与社会合作共同治理的最终目的，但共同目标支持下的集体行动不可避免会陷入目标分散和行动分歧的集体行动困境之中，需要政府强而有力的引导和凝聚作用。政府要在尊重多元主体平等地位的基础上，促进参与主体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培育和维护充满公共理性和责任感的公共精神。     

公共价值观与公民道德教育

公共价值观是公民在公共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理性的是非善恶观念,其以对社会公共价值的认可和承认为前提.公共价值观的要义在于公民能够从公民价值立场出发,理性而公正地参与公共道德生活实践.公共价值观的公共维度是公民道德教育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公民道德教育要引导公民对公共价值的认同、在公共生活中正确地行动.在现代型社会,公民道德教育承担着塑造公民公共价值观、培养公民美德、推动社会道德建设的任务.     

公案的司法公正评判维度及其法治价值

公案是蕴含着公共性主题元素,为各界广泛参与,其处理结果具有社会导向性的案件。公案的审理受到了民意的影响。为了实现公案的司法公正必须确立相应的评判标准。公案的司法公正评判维度有理论层面、程序层面、历史层面和域外司法实践等四个方面。公案的司法公正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演进及进路探析

在当前公共行政领域,“治理”一词可谓广受欢迎,对“治理”的研究也风生水起。从治理的定义、概念,或是从治理的外延和具体内涵,对治理的研究和应用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首先,我们将论证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其次,我们将求助于公共行政思想史对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三个范式之间的演进逻辑进行分析,即对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的演进进行一个深入的挖掘,从而对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盛行的新公共治理理论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最后,我们将对新公共治理理论能否解决当前的公共行政困境进行一个必要的探索。     

公共事业转型趋向

公共事业意指以谋求公共利益为目的,由公共事业组织为社会全体或大多数成员提供社会公共事务及部分经济公共事务类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公共服务。我国目前存在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公共事业法制不健全。公共事业的主体转型面向多元化,其内容转型需更精确地定位于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其方式的转型则包含了民营化等多种方式,但需防止过度市场化以损及公益本质。公共事业的健康转型有赖于政府与事业组织关系的更新。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研究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制度的建设是地方公共财政框架的核心 ,它包括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三个方面 ,即地方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的界定、公共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创新和必不可少的配套改革     

微博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初探——以拜登访华为例

摘要：公共外交与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结合催生了网络公共外交,这一有别于传统外交的新的外交形式,需要的是更多的民众参与到外事中去。微博作为一个新生的信息交流平台,有着大众性、发布信息门槛低、“核裂变”式传播、“先声夺人“的时效性等特点,成为实现网络公共外交的重要途径。     

论民法上的公共政策——兼论民法规范配置的政策导向

公共政策是为了实现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或社会目标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准则,是一个开放的不确定性概念。公共政策与公序良俗的核心内容是基本一致的,但公共政策的外延要比公序良俗广。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公共政策类型化研究极为必要。为了贯彻和体现民法中不同类型的公共政策,民法设置了不同的规范类型。公共政策的关键要点在于,绝大多数的公共政策都是"有旨向的"。     

浙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探讨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确保城乡居民生存和发展的起点平等、机会均等的基本要求.浙江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呈现出制度保障不均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受益程度不均等的非均衡态势.推动浙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建立健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动力机制、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的财政资金投入结构、基本公共服务管理体制以及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工作机制.     

网络环境下公共危机中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探析

公共危机,是指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生活和人民利益的突发事件以及与此相关的特定状态。公共危机因其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可扩散性、危害性和巨大的矛盾冲突,一旦发生,就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因此,公共危机中能否做好信息公开,对于政府而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本文以黄岩岛事件为例,探讨我国政府在公共危机中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公开信息的对策。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及未来进路

当今时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失去了追求公共价值与美德的意愿和能力,从而陷入德性困境的泥淖。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方公共行政的德性困境源于价值和经验的二元纠缠。而西方公共行政的现实困境正是这一二元纠缠的产物,无论是民主制行政还是官僚制行政都没有摆脱西方政治思想中由来已久的二元对立传统。西方公共行政要以追寻公共价值为目的,并真正地提高公民参与,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为解决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找到可能的未来进路。     

公德与私德辨正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与私德这对概念来讨论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的先河,此后该主题引起了学界普遍而持久的探讨。梁启超、梁漱溟和李泽厚这三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公德私德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公德的理解分歧颇大,梁启超的公德论侧重国家伦理,梁漱溟的公德论侧重团体生活,李泽厚的公德论强则调个体权利的优先性。当今学界尤其关注公德私德之划分的标准问题,在诸多划分标准中,引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区分作为划分公德与私德的标准最为根本,它有助于澄清公德与私德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它的施及范围,有助于论定儒学是否缺乏公德和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亦有助于现代社会公德观念的型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