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中间品进口作为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途径,对促进一国生产及出口结构升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基于进口产品种类变化的利得视角,考察了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企业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效应。研究显示:企业从国外进口更多种类的中间品有助于促进其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更换核心指标测度方法等多种检验后,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从影响机理上看,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主要通过“产品创新”的直接途径和“生产率提升”的间接途径来推动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此外,受进口来源国类别、企业所有制形式以及行业技术特征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程度存在不同。本文从经验上证明了“以进口强出口”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对评估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扩大进口”政策的经济效益,以及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劳动力成本上升、加工贸易转移与企业出口附加值率攀升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持续攀升,伴随其上升的是用工成本的明显提高和加工贸易占比的显著下降,中国DVAR的提升究竟源于已有研究所指出的,投资自由化所带来的国内中间品对国外中间品的替代,即“主动”的提升？还是成本上升引致加工贸易不断退出市场的一个客观结果,即“被动”的提升？本文基于2000--2006年的微观数据,测算了企业层面的DVAR,从加工贸易退出的角度刻画了企业DVAR的动态演进过程,并进一步考察了最低工资所代理的劳动力成本、加工贸易与企业出口DVAR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所代理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中国企业DVAR的攀升,这一结果在多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中均是高度稳健的。最低工资上升对中国企业DVAR的促进作用通过引致加工贸易退出这一机制来实现。拓展性的研究还表明,最低工资上升对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和资本相对密集企业DVAR的正面促进作用更强。我们的发现意味着,中国DVAR的上升至少部分是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结果,鼓励进口,同时促进国内中间品质量提升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重要政策方向。     

进口投入品与中国企业的就业变动

基于中国微观工业企业数据,本文统计分析了中国企业参与进口贸易的基本情况,并实证分析了进口投入品对中国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贸易企业、纯出口企业和纯进口企业相比,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的就业规模最大、就业增长最快、就业创造最多、就业破坏最少,就业增长稳定性也最好;进口强度、进口产品数、来自低收入国家进口、资本品进口、异质产品进口对企业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对企业就业增长效果更为显著;进口投入品仅对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就业增长影响显著,而对纯进口企业没有显著影响。今后,我国扩大进口贸易的相关政策应该进一步的战略性细化,针对不同类型商品进口、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制定有差异的政策,并高度重视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在就业方面的贡献。     

加工贸易的正效应与负效应

一、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正效应 (一)加工贸易对我国外贸进出口的推动效应 加工贸易是企业从国外进口原材料或零部件,在国内进行加工装配,制成品出口的一种"两头在外"的贸易方式,主要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加工贸易成为我国的第一大贸易方式,它极大的推动了我国外贸进出口的增长.     

进口自由化、网络位置与加成率——基于上下游行业关联视角

进口自由化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从行业关联视角入手,发现上游进口自由化通过中间品采购成本与产品质量两方面作用于企业加成率,且作用效果随下游行业网络位置不同而存在差异。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投入产出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研究给出了上游进口自由化、网络位置和加成率的衡量指标与测算方法,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倾向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上游进口自由化显著提升了下游企业加成率,且提升效果在网络位置优越的下游行业中更为明显,这些结论对深化进口自由化改革、实施差异化行业管理措施提供了启示。     

服务贸易进口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研究

本文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出发,阐述了服务贸易进口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传导机制,运用中国和OECD国家的数据研究了服务贸易进口对TFP增长的影响,并且计算出TFP增长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结果表明:①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无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则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即使考虑了知识产权保护因素,这一结果依然不变;②中国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低于国内R&D投入、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所需要的最适强度,但OECD国家已经超过了最适强度;③中国国内R&D投入所需要的最适强度低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所需要的最适强度.     

中美贸易摩擦、美国进口冲击与中国企业创新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基于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从整体上来看，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优化了企业的专利申请结构，对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企业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无显著影响。②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内资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总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创新总产出增加是由于高质量创新（发明专利）与低质量创新（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同时显著提升导致的；外资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总产出下降是由于低质量创新显著下降、高质量创新变化不显著导致的，对低生产率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高生产率企业。③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增加了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为了应对美国进口冲击，中国企业积极应对，增加研发投入支出、优化就业结构、扩大就业规模，加快高质量创新，从而产生了“逃离竞争效应”。     

出口退税率差异化的资源误置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动态分解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在量化制造业行业内企业间出口退税率差异化和对生产率进行动态分解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出口退税率差异化对制造业行业资源误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出口退税率差异化是导致中国制造业资源误置的重要原因,并且在考虑了不同资源误置衡量方法等因素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出口退税率差异化对中国制造业资源误置的影响,因行业要素密集度、行业出口退税强度、所在地区以及行业加工贸易比例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的渠道检验显示,相比于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企业间效应是出口退税率差异化影响行业资源再配置效应的主要途径.上述结论意味着,逐步取消制造业行业出口退税率的差异,对于缓解我国出口部门内部的资源误置、实现出口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降低了全球技术溢出强度:基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对比分析

本文采用20个国家及地区细分类型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边数据,对比研究不同贸易类型技术溢出对进口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出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降低技术溢出的作用强度。结果显示:一方面,货物及服务进口贸易引致的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母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服务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作用强度为0.0432,比货物进口贸易高77.8%,且两者作用强度经检验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技术溢出更为重要的载体;另一方面,加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后发现,各类贸易溢出仍能显著促进进口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技术溢出作用的强度,服务进口的贸易技术溢出作用强度所受影响比货物进口高95.5%。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适当对进口贸易结构进行纠偏,挑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出口伙伴国是强化我国进口技术溢出吸收的关键。     

绿色技术创新、股权结构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重污染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同时将股权结构分为股权制衡度和股权集中度,检验其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基准回归下,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通过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可以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而股权集中则会弱化这一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无环保投入及规模较大类型的重污染企业中,绿色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以及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均表现得更为显著。     

研发效率、要素禀赋及国际贸易与技术偏向程度

本文从产品质量提高型创新的视角构建了技术偏向程度的数理模型,并逐个将中间品贸易、创新产品贸易和技术溢出分别纳入模型以分析各自对技术偏向程度的影响.然后,基于理论框架构建了分析技术偏向程度的计量模型,使用1990-2010年我国工业的数据进行估计和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价格对技术偏向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要素禀赋影响显著,进口与出口影响显著且创新产品贸易的作用占主导地位,但远不及要素禀赋的影响大.总的来看,国内因素仍然对我国工业技术偏向程度起着决定作用.     

知识产权贸易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样本的内生性检验

选择跨国样本数据,采用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检验了知识产权贸易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整体样本中知识产权出口显著促进了贸易国环境结构效应改善,知识产权进口显著促进了贸易国环境技术进步。分组检验发现知识产权进口和出口均显著促进了知识竞争力强国的环境技术进步,知识产权进口显著促进了知识竞争力弱国的环境结构效应改善。     

进口产品质量与中国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0-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通过对已有企业层面进口产品质量测算方法的改进,从进口产品质量角度研究了我国进口促进政策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从一般贸易的进口来看,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进口资本品质量的提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技术溢出和市场扩大是企业进口产品质量促进创新的两个显著性路径,但是,降低生产成本路径不是影响企业创新的显著性路径;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显著增加了企业持续创新的时间.本文的政策启示是:中国实施进口促进政策具有合理性,实施积极的进口贸易政策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与地区生产率差距研究

 本文在融入企业异质性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检验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与产业集聚效应对地区(企业)生产率差距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异质性企业的定位选择行为在中国显著存在,并且是影响地区（企业）生产率差距的另一重要的微观机制;（2）在中国,地区产业集聚并没有对本地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即集聚效应并不明显。     

环保政策对“中国制造”生产效率的影响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38个产业的数据,分析了环保政策对“中国制造”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较严格的环保规范会刺激厂商提升生产效率;环保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环保政策对高污染企业产生的生产率效应比低污染企业更为显著;此外,环保政策的生产率效应存在滞后效应.因此,政府对污染企业实施更严厉的环保政策可达到环境改善和效率提升的双重效果,但环保政策应考虑产业差异,并应制定配套措施协助厂商进行环保改造.     

数字化与对外直接投资新优势——基于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已成为企业发展的新优势。本文基于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并匹配具有代表性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研究数字化优势对我国企业OFDI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能够显著且稳健地提高我国企业OFDI的可能性、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进而提升我国OFDI的活力和韧性,并且解释力度高达企业OFDI传统优势研发密度的48.3%～53.8%。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海外经营成本降低是数字化优势促进企业OFDI的两条潜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优势的OFDI促进效应在绿地投资、传统行业和高竞争性行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此外,我国OFDI“走进东道国”过程中,跨国公司数字化优势与东道国数字化优势间的竞争效应大于互补效应,因而数字化优势对我国企业OFDI的正向作用在高数字化水平东道国的样本中受到抑制。本文研究结论对新形势下我国如何利用数字化优势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启示意义。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2000-2007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出发，给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商品出口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出口，但促进作用在异质性视角下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①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中间品和消费品出口,对资本品出口的影响不确定；②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强于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出口的促进作用；③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间品和消费品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资本品出口的影响不确定，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间品、消费品和资本品出口的影响均不确定；④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的影响不确定；⑤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一定程度抑制了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作用。     

数字化转型、劳动力技能结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考虑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技能结构互动现象,基于互补理论构建了劳动力技能结构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微观机制。同时,基于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等技能劳动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互补效应,能够显著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大规模企业、年轻企业和中西部地区高等技能劳动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互补效应更强。     

FTAs对成员国贸易流量和贸易模式的影响研究

文章通过对CEPII数据库中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CAFTA成员国进口的相关贸易数据的整理,选定1995-2013年的微观产品数据,基于拓展的引力模型,运用混合OLS、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法等,分别从一般产品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两个层面来分析研究CAFTA成立对成员国贸易流量和贸易模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