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包容性增长吗?

包容性增长是经济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利用科技创新优势促进包容性增长，对中国社会更平衡、更充分发展至关重要。基于熵权法构建了中国30个省份的包容性增长总指数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分指数，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包容性增长现状，并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角度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包容性增长水平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趋势，东部地区水平高、增速慢，中西部地区水平低但增速快，各地区包容性增长之间虽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一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呈现缩小趋势。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中国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是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促进包容性增长，在中西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提高人力资本来促进包容性增长。研究有助于正确把握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内在变化规律，科学认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传导路径，对制定高质量的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     

数字金融、创新创业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规模与质量视角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1—2021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规模和质量的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了创新效应、创业效应、创新创业效应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差异,对经济规模型增长的作用程度大于经济质量型增长,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政策和区位的异质性;创新效应、创业效应和创新创业效应在数字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对经济规模型增长的影响呈边际效用递增的双门槛效应,对经济质量型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的三门槛效应。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根据2005-2014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Panel-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中国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两个方面,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经济增长自身的贡献率较低;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的贡献率相对金融发展本身较低.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机会获得和经济成果共享三个维度构建了测度经济包容性增长指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11—2021年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度量,进一步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但空间分布不均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邻近地区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短期和长期效应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促进效应。     

科技金融、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05—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科技金融与技术创新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影响。研究表明,科技金融提升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技术创新也发挥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技术创新与科技金融的深度协同也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科技金融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可以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与市场运行效率、社会福利水平与共享经济成果、自然资源利用率与生态环境污染三个维度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通过作用于经济结构与市场体系、国民经济素质与人力资本两个维度抑制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对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影响并不显著。分区域观察,科技金融与技术创新的互动融合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却抑制了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

文章从实证角度研究了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两个主要结论:一是安徽省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是单方向的,即金融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没有促进金融的发展;二是资本市场还不规范,它不构成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因素。通过对安徽省经济运行特点的分析,对产生结论的原因给出了合理解释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市网络视角下金融中心性与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基于当前城市网络和金融地理研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城市金融中心性指标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并运用中国2006—2016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和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网络视角下的金融发展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城市金融中心性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将上升0.024～0.039个百分点。城市金融中心性的增强主要通过推动区域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生产资本形成来提升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其中产业升级效应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此外,研究还发现,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表现较强,而其他地区较弱。金融危机前后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质量的影响明显不同,危机后的作用效果下降明显。在经济新常态时期,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从而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VAR模型的分析框架,在控制了政府支出、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研究了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发展规模和股票市场发展抑制了经济增长,而金融发展效率和债券市场发展则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金融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只存在金融发展规模和股票市场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单向短期格兰杰原因.另外,短期的经济增长还得益于政府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干预经济的痕迹明显.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的耦合机制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文章首先在戴蒙德模型的基础之上,从理论上证明了金融发展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源机制,然后对这一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收集中国28个省份1985~201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这一模型进行估计。实证结果既支持了理论模型的观点,即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的联合效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又表明我国的金融发展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金融扭曲现象,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扭曲的程度正在有所下降。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金融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指数测度经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实证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扩张；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效应，存在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基于内外源分解的R&D驱动型经济增长协同因素研究

依据研发投入到经济增长的两阶段性,在综合性实证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添加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际性资本溢出因素,且将数据结构面板化,深入挖掘R&D驱动型经济增长协同因素的作用机制.同时,将影响因子依据空间距离衰减原则进行内外源分解,分别考虑其对经济增长的本土直接推动效应和跨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内源性和外源性的研发投入均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影响创新系统的诸要素对于R&D驱动型经济增长作用明显;内源性FDI正向促进经济增长,但外源性FDI未能发挥显著作用;邻近城市的外源性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会阻碍本地城市经济增长.     

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国外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选取了FDI及影响FDI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8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单因素和多因素PSTR模型。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着平滑转换机制效应;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FDI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协整理论和ECM模型在我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的应用

文章运用协整理论,建立了排除伪回归的长期均衡方程以及ECM模型,对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因素、劳动因素、制度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进行分析,从定量角度探寻长期和短期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区域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

利用1991—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对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金融规模在中、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却表现出负方向的作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仅在东部地区呈现出显著为正的影响。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VAR模型探讨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需求跟随"模式发生在东部地区,"供给导向"模式在西部地区产生,而中部地区没有出现明显的金融发展模式。     

Unspanned Macroeconomic Factors in the Yield Curve

In this article, we extract common factors from a cross-section of U.S. macro-variables and Treasury zero-coupon yields. We find that two macroeconomic factors have an important predictive content for government bond yields and excess returns. These factors are not spanned by the cross-section of yields and are well proxied by economic growth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泛珠三角区域多层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及应用研究——基于社会嵌入性视角的分析

通过有效整合经济增长、社会嵌入性和多层统计模型三个方面的理论,构建了基于嵌入视角的多层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解决了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问题以及社会嵌入性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精确性问题。利用泛珠三角区域1996—2013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嵌入视角下泛珠三角区域的经济增长。结果表明: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整体差异中,60.34%的份额是由经济增长的社会嵌入性造成的。资本存量为正向显著直接影响因素,产值结构为负向显著直接影响因素;经济增长百度指数、外资依存度和财政支出规模既能显著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又能调节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市场化率对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经济增长百度指数、外资依存度还能调节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提高经济增长要同时考虑经济增长基本因素与社会嵌入性因素。     

中国经济总量及要素增长的基本趋势分析

研究的目的在于回答中国经济增长及生产要素的趋势到底是什么样的？其结论对中国经济的长期预测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所研究的与现有的收敛性分析及影响因素分析不同，但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长及生产要素有着自身的时间特性，各种影响因素是经济增长短期波动的原因。通过分析发现：中国经济（GDP）增长、资本存量服从指数时间模型，而劳动力增长则服从增长曲线时间模型。据此，并对中国GDP、资本存量及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进行了区间估计。     

韩国的金融政策与金融危机及对我国的警示

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是巨大的,受这次金融风暴直接冲击的国家,其经济实力普遍倒退７至１０年。其中韩国因货币贬值五成,其经济规模已由世界排名第１２位降至第１７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１９９６年的１０５４８美元降至目前的６６６４美元,经济实力倒退了...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追溯及阶段性演化特征

基于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运用Bai-Perron多重结构突变模型找出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突变点,Prais-Winsten AR(1)和OLS对突变点前后不同增长阶段进行回归,并解析结构变化、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追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阶段性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因素是资本、劳动、对外开放和城镇化,阻碍经济增长表现为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不断增多增强;科技进步、结构优化、制度创新将成为增长新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分析——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BMA）方法的实证研究

采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ayesian Model Averaging）方法,使用1990-2007年省际数据,对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的有效性和稳健性进行了识别和检验。研究结论表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工业化推进速度、对外开放程度、东部区位优势、消费能力和对内开放水平等6个解释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持续和稳健的影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决定因素。城市规模、中部区位优势和初始经济条件等3个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此外,从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边际影响的程度来看,工业化推进速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最强,其次是消费能力变量和对外开放程度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