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域社会资本、家庭亲和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对全国五省90个村庄的实地调查数据,考察了村域社会资本、家庭亲和对我国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和家庭亲和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个体社会资本存量越高,老人生活满意度越高,但组织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家庭代际关系越和谐、子女间的关系越和睦,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越积极.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并就如何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基于断点回归法的“新农保”主观福利效应检验

在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的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却日益严重,而如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幸福老龄化社会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已有文献主要研究的是养老金对老年人收入、消费、家庭代际转移等客观经济福利的影响,较少关注"新农保"的主观福利效应以及政策效果的异质性问题。利用CHARLS项目发布的2011-2012年全国调研数据,采用断点回归法研究"新农保"的主观福利效应,结果发现"新农保"不但能显著提高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健康状况、不同收入水平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且存在群体异质性,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效果更为明显。     

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研究——基于河南省的实例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河南省14个地市的1 400位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进行调查,运用序列logit回归模型对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主要受居住满意度、身体健康状况、日常医疗费用承担能力和就医便捷度等变量的正向显著影响;农村非空巢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主要受居住满意度、经济满意度、身体健康、就医的及时度、与子女的关系质量、能不能帮子女做家务以及是否享有养老金等变量的正向显著影响,受心理孤独烦闷感等变量的负向显著影响。老有适居、身体健康、病有所医等是影响所有农村空巢和非空巢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共同因素,对于非空巢老人而言,为了提升生活满意度,还需要子女在与老人的互动中多为老人考虑,维护老人的价值和尊严。     

代际关系对父母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江苏省农村千户调查数据,研究不同生育状况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是否具有显著差异,以确定子女对父母生活满意度能够产生影响,并通过路径分析得出子女的生活情况、学习情况、教育质量、教育收费情况以及孝顺情况对父母生活满意度具有直接影响,而子女的工作情况以及子女陪伴父母的时间则对父母生活满意度产生间接影响。     

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行为选择:事实与解释

抚育成本增加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对年轻一代的生活与养老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结合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调查数据(CHARLS),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究老人的隔代抚育行为对子女的养老行为是否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隔代抚育行为使得子女养老行为增加仅约7%,与使用传统Logistic模型回归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42.9%有很大的差异,并且经过不同方法检验显示结果非常稳健;隔代抚育对子女养老的影响效应在已婚且夫妻共同生活的人群中显著,而在其它婚姻状态下不显著;隔代抚育对子女养老的影响效应在生活水平较低的人群中显著,而在其它生活水平条件下不显著。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研究——运用指数混合模型验证合作群体理论

一、问题提出 家庭养老目前是中国主要的养老模式,子女在其中有十分显著和重要的影响(姚远,2001),农村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老年人依靠子女提供的经济帮助应付日常开支(Xu & Yuan,1997).家庭养老作为主要养老方式是由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现状决定的(刘庚长,1999),但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在带来更高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引起了居住结构的变化,阻碍了代际交流.     

新农合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立足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政策参与主体的农民,通过对广西实地调研收集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参合农民满意度的因素,结果表明:参合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仅为33.6％,受教育水平高、对医务人员服务态度认可和对医疗费报销效率认可度高等因素对新农合满意度有显著正向作用,近一年无住院、不解新农合政策和不知道报销起付线是参合满意度低的主要影响因素.     

西部地区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有序Probit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中国西部地区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农民倾向于选择依靠家庭和自我相结合的养老模式。潜变量个人禀赋、家庭特征、认知程度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显著,而社区特征的影响不显著;可观测变量年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从事职业、家庭男孩数、家庭生活水平、是否听说过新农保、是否听说过商业养老保险等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显著,而性别、婚姻状况、个人年收入、家庭人口数、家庭女孩数、家庭劳动力数、家庭承包土地数、离最近公路距离、离最近县城距离等变量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并无显著影响。     

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分析

生活满意度是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老年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社会心理变量。本文尝试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进行分析,希望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理论研究和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状况的实践有所帮助。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安徽省全部16个地市的实地调查数据,研究了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老年人收入水平越高,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支付意愿越强;第二,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差,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支付意愿越强;第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支付意愿;第四,拥有基本养老保险能够增强老年人对医养结合服务的支付倾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越高,老年人的支付意愿越强;第五,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差,对居家医养融合养老模式的支付意愿越强,而对社区和机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支付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因此,为了加快推进医养结合养老保障的发展,应该构建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差异化网络格局,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并且提高养老金保障水平和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     

“新农保”影响了老人的健康绩效吗?——来自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证据

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08-2011/2012年两期面板数据,使用PSMDD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评估"新农保"对老人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农保政策的实施对老人的健康既发挥了积极作用,又带来了消极影响。"新农保"能够显著改善老人的自理能力和减少患慢性病数,提高了老人的生理健康,但是却降低了老人的幸福感,使老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显著提升,导致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恶化。提高老人健康绩效的重点应在于对老人心理健康的照料和饮食条件的改善。同时,政府应注意到新农保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消极影响,提早预防和改进。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绩效评价

文章以分析新农合建设模式与目标为基点,利用2009年中部四省12个县的调查数据,从农民的“主观感受”和制度实施的“客观效果”两个层面,对新农合建设绩效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研究发现,新农合的福利性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认同,但补偿率较低,农民满意率也较低;新农合的福利效应比较明显,但保障能力有待提高;新农合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宏观制度设计而是微观运行机制的问题。提升新农合建设绩效,应合理调整起付线、封顶线和补偿比例以提高农民的受益率;加强监督管理,重点防止医疗供方道德风险;加大财政投入,在精算的基础上扩大筹资规模,重在基层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等。     

医疗保险、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

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保障人民健康安全,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从战略高度审视居民健康水平,把保障人民健康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文章通过构建医疗保险、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的模型,采用2010—2018年CFPS五年的追踪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医疗保险、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医疗保险的参保类型会影响居民的健康水平,而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型关系社会中,社会资本不仅对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还可能加强或者减弱医疗保险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具体而言,"新农合"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居保"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进一步地,结构性社会资本对"新农合"产生正面影响起到了阻碍作用,却充当了"城居保"扩大负面影响的缓冲剂。     

照护还是医疗:老年人健康支出的产出效率比较

老龄化尤其是高龄失能老人增多对我国现有的以疾病治疗为核心的健康保障体系提出了挑战。本文基于CLHLS2011年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家庭的照料护理支出显著提高了老人的健康自评、健康他评、生活满意度等生活质量指标,并且还能降低老人的小病发病率、患慢性病种类数以及两年内的患重病次数;而家庭的医疗费用支出则显著降低了老人对自身健康水平和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对降低老人患小病、重病和慢性病等也没有贡献。相比医疗支出,照护支出具有更优的健康产出效率,并且通过增进老人的身体功能和生活自理能力、提高老人主观健康评价等途径起到更积极的健康促进作用。最后建议我国应将更多的健康支出用于照料护理,建立基于家庭和社区的老人照护体系。     

国民幸福感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ASSO的筛选方法

国民幸福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借鉴已有研究文献的幸福指数量表,本文构建一套适合于测度中国国民幸福感的指标体系,并通过全国性的问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为了有效地选择重要变量和消除估计偏差,本文采用新近发展的重要统计方法LASSO筛选法,先从6个个人特征变量和40个维度变量中筛选重要变量,然后再进行回归系数估计与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表明：①性别、婚否和学历水平3个个人特征变量对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②9个维度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家庭生活满意度、自我价值评价、社会福利保障满意度和生活方式健康度评价对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分男女、城乡、南北三个组别进行考察。最后,提出旨在提高国民幸福感的政策举措。     

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健康——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借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截面数据,选取3 108个60岁及以上老年人样本,采用有序Probit模型,从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三个维度,考察反映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的诸多因素对其健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健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城镇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明显好于农村,但农村老年人更为广泛的社会网络对其精神支持的影响较城镇老年人更大。具有党员身份的老年人与其心理健康呈显著正向关系,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也会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改善,主观阶层认同较高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也相对较高。从人口学特征来看,老年男性的健康状况比女性要好,有配偶的老年人精神状态更加乐观。就政策含义而言,当下应针对老年群体的异质性给予更多关注,积极提升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共同营造一个"健康老龄化"的社会。     

中国医疗保险制度隐形债务测算研究——基于西部B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分析

基于医保精算理论,构建医疗保险制度隐性债务的测算模型,并结合西部B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行实证测算。研究表明西部B市城镇职工基本医保的隐性债务规模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发展趋势,最终在2080年左右趋于消失。另外医疗费用补偿的增长系数、在职职工工资增长率、无风险利率和养老金增长率对隐性债务的规模具有显著的影响。最后结合测算结果和研究结论,从医保制度完善、开源路径和节流路径三方面提出化解隐性债务规模的政策建议框架。     

中国人口因素对寿险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应用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岭回归模型对中国寿险需求进行实证分析。着重分析了人口因素对寿险需求的影响，在分析中引入了虚拟变量，并对多重共线性问题利用岭回归加以改善。研究表明：人口的城乡结构对中国寿险需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寿险需求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少儿负担系数及银行实际利率与寿险需求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对寿险需求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而老年负担系数显示了对寿险需求正面的但不十分显著的影响。     

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满意度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户层面的实地调研

选取江西省21个县45个村作为样本,基于实地调研数据,采用ODM(Ordered Dependent Model)排序选择模型,对农村公共产品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满意度的影响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自身状况,比较突出的是年龄、文化教育程度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其他如性别、家庭人数、劳动力数量等相对不明显;二是农民对各项公共产品如农村公路、农田水利、农村饮用水、生活垃圾处理、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等的满意度;三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制度性因素,包括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农民参与决策程度、农民对筹资的支持等.     

医保统筹地区城乡医疗服务利用差异的因素分解

在使用回归分解方法的基础上,采用Heckman二步法缓解样本选择偏误,采用Neumark法消除指数基准问题,并以此对中国医保统筹地区城乡间医疗服务利用的差异进行分解.研究表明:描述统计上的城乡差异,很可能低估了城乡间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现象；导致城乡医疗差异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因素和医保政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