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对自由主义自我观的批评

桑德尔是社群主义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因对罗尔斯自由主义的批评而著名。在桑德尔的批评中,罗尔斯的自我观是其主要靶的。康德以及罗尔斯自我观是一超验和形而上学的自我观,桑德尔则强调共同体先于自我而存在,并且是自我的构成因素。然而,桑德尔的自我观同样存在着自身的逻辑问题。     

当代社群主义对罗尔斯自由主义的批评

当代社群主义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普遍主义、自我观以及共同体观念等方面。社群主义反对罗尔斯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反对其超验和先验的自我观,强调一种共同体决定个人的身份与特性的社群主义观念。社群主义的批评虽然并非都可得到合理的辩护,但它推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     

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思想研究

罗尔斯在后期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公共理性这一根本性的概念。通过对现代民主社会基本状况的分析,罗尔斯认为,从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传统出发可建构出一种政治正义观念,而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公共理性能够成为政治正当性证明的公共基础。因此,通过考察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罗尔斯公共理性思想的基本特征。     

正义与仁爱：罗尔斯和桑德尔的分歧

罗尔斯在其正义理论中将正义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然而,共同体主义者(也被称为社群主义者)桑德尔并不认为正义必然优先于仁爱等其他美德。桑德尔针对正义的优先性进行了三方面的批评:第一,罗尔斯所描述的经验性的正义环境不具有普遍性;第二,罗尔斯将原初状态的人们设定为相互冷淡的,忽略了人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爱的倾向;第三,罗尔斯反对以仁爱作为社会制度首要美德的重要理由——个人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是站不住脚的。     

实践理性、公共理由与正义观念的辩护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都深受康德的实践理性观念影响,试图通过契约程序或理想商谈情境去阐发被康德认为是体现了实践理性本身要求的绝对命令程序,来为理性的公共运用确立一个规范框架.他们在关于正义观念的辩护问题上的著名论争,实质是对于何种程序设置才能合理地反映一种不偏不倚的道德观点的分歧.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在理想商谈条件下经由公民平等讨论后在相同的公共理由之上形成的共识,才具有道德规范性;罗尔斯认为,在其对正义观念的辩护中,原初代表的“独白式”慎思并不必然会阻碍对不偏不倚道德观点的体现;并且公民基于各自的理由在正义观念上达成重叠共识,是合理多元条件下面向公民的完整统一的实践理性为正义观念作辩护的要求.     

胡塞尔理性历史目的论探析

理性历史目的论不仅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理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更是其先验现象学的"最高问题"。胡塞尔的早期静态现象学已经蕴含了先验理性目的论的思想。在其后期发生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中,胡塞尔又通过对先验本质的历史追溯,打开了先验理性目的论的历史维度,不仅形成了先验理性历史(含义—历史)目的论思想,而且通过哲学的指引功能,描绘出了一幅人类历史在先验理性历史目的论指引下逐步实现的蓝图。     

公共理性与动机:一种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

公共理性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其论证的成败决定着后期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说服力。罗尔斯的论证的一个薄弱之处在于,他未从动机的角度对公共理性的实践性和可行性做出充分说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应该借助教化的力量,在个体的主观动机集合中增补他所强调的"合理性"要素,以促成一种在规范上和实践上都经得起辩护的公共理性。     

罗尔斯的政治建构主义与实践理性的建筑术

政治建构主义是罗尔斯在后期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为了解决早期所不能解决的公共证成的难题。他的建构模式基本来源于康德,其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实现学说的自主和获得客观性。和康德不同的是,罗尔斯选取的建筑基石是实践理性的原则,而非实践理性,另外,他的建构目标是一个自由站立的、扮演公共角色的政治正义观念;建构过程的完成标准是获得反思平衡。罗尔斯的政治建构模型可以解决异议和分歧,具有契约论特色,为多元社会中一种学说的自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休谟的保守主义理性观

如何看待理性问题是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把握休谟保守主义思想的关键。启蒙理性是休谟论述理性问题的思想背景和重要对照。启蒙理性认为理性在本体论上是主观、自足与至上的,在认知过程上是抽象的。理性的认知结果在实践上构成人类行为的规范律令。启蒙理性是现代激进主义背后的思想动力。而休谟则认为,理性在本体论上并不自足,在认知过程中依赖于习惯,其认知结论需不断渐进调整。在实践上,理性并非人类行为规范的指导。休谟事实上提出了与启蒙理性截然不同的理性观念,休谟独具特色的理性观是其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在理性观重构的基础上,休谟为保守主义提供了世俗性论证,为尊重传统进行了系统辩护,为将审视政治的视角从"应然"转向"实然"开辟了道路。休谟是"有理性"的保守主义的先驱。     

理性多元论与宽容

理性多元论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点.对理性多元论事实下宽容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等方面的认识重点在于对宽容的阐释.宽容既是政治自由主义得以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又是维持理性多元论事实下的良序社会稳定长久的必要手段;宽容之所以必要就在于理性多元论事实;而宽容的可能性基础、限度及证成理据均在于以政治正义观念为核心的重叠共识.     

赫尔德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

赫尔德的形而上学以及他对“存在”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批判中。赫尔德和康德都批判启蒙哲学推崇的纯粹理性,但与康德肯定纯粹理性并为其运用划定边界不同,赫尔德从根本上否认理性的纯粹性,强调理性实际上是人类心灵整体运作的有机性,因而是人类心灵中各种力量共同运作的机能,最终体现为人类语言。语言是人类心灵在具体历史经验中生成的证明,在本质上揭示出“存在”与人的感性关联。以语言为切入点,赫尔德分析了人与“存在”的关系,认为语言是“存在”对人的感性给予,是人和“存在”关联的体现和表达。以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为基础,赫尔德在批判康德先验哲学的同时,阐明了自己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和观念。     

宗教、理性与国家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思想的三个关键词

宗教、理性与国家是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思想的三个基本概念,宗教观、理性观与国家观构成了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的基本框架,其中,理性观是核心。在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结构中,宗教是超验的,理性是先验的,国家是经验的,三者的矛盾表明马克思的理性主要是一种总体性,具有思辨性、二元性和神秘性。这使得马克思的理性世界观与理性国家观陷入困境与危机之中。     

明理之人与理性之人——论罗尔斯原初状态立约人的定位问题

罗尔斯在刻画原初状态中的立约人时,给出了两种形象：其一为理性之人的形象,其二为明理之人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是截然不同的。明理之人具有公平感,关心自己的行为能否面向他人得到证成,希望以人们无法合理拒斥或可以合理期待人们都会同意的原则来证成自己的行为,理性之人却不具备公平感,欠缺相应的欲望和动机。面对这种内在的不一致,罗尔斯需要做出选择。他会选择以理性之人来界定立约人,抹除与这一界定不相容的有关论述,因为这种选择不会使其正义理论经受颠覆性的改变。可这种选择未必是合理的。以明理之人还是理性之人来界定立约人关涉契约理论的合适出发点,关涉确定道德原则的恰当视角,影响重大。至少可以说,明理之人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值得罗尔斯严肃对待的视角。     

论康德对理性心理学的批判——以《纯粹理性批判》A版谬误推理为中心

理性心理学是独断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之一，是理性自然而然地追求超验的灵魂之必然结果。当理性心理学用范畴这样的纯粹概念去认识灵魂时，就意味着在逻辑推理上混淆了范畴的先验运用和经验性运用。在《纯粹理性批判》A版“谬误推理”中，康德对理性心理学的批判锋芒直指对“我”的本性的理解。谬误推理的小前提成立的根据是“我思”，也正是出于对同一个“我”的本性的误解导致了先验幻相的产生。在先验观念下，康德对理性心理学的灵魂学说的最终解决方案可视为，对灵魂的“我”进行现象—自在之物的二分。     

公共理性的“困境”及其解决——剖析康德与罗尔斯的论证

人们经常使用＂公共理性＂这个词,但对其含义或许并未深究。康德和罗尔斯分别对＂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公共理性＂做了界定和说明,前者肯定理性的公共运用对于启蒙的重要意义,并对这种公用坚信不疑;后者则认为表面上存在公共理性的＂悖谬＂。前者以意志自由为逻辑起点,巧妙地消解公共理性的悖谬;而后者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假设了秩序良好的公民社会。相对而言,康德的论证更具先验论证的色彩,而罗尔斯的论证却营造了实用主义的背景。借助他山之石,我们或将吸取其思想对中国现实问题之思考的借鉴意义。     

理性妥协与社会和谐——论罗尔斯理性妥协思想的启示意义

罗尔斯的理性妥协思想把握了时代特点。他提出在政治上追求“重叠共识”，使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平衡；在经济上主张在社会合作体系中“每一个人都获利”的“中道”原则——差别原则，从而求得稳定、正义的良序社会。前进中的中国社会面临着与罗尔斯相似的课题，正确认识其理性妥协思想，借鉴其合理内核，对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     

罗尔斯正当性与稳定性论证辨析——兼论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

政治稳定性与政治正当性是罗尔斯后期政治哲学关注的重点,二者分别与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观念相关。一方面稳定性不同于正当性,稳定性关注政治正义观念如何被持有不同理性学说的人们所接受;后者关注公民政治权力运用的基础。但二者之间又有密切联系,罗尔斯的稳定性是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证明也是公共的正当性证明,公共正当性证明又是政治正当性满足的条件。     

重叠共识、公共理性与合乎情理的政治多元论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着力建构的两大核心概念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在坚守自由主义理论底色的同时,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种"政治的自由主义"。这又招致了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走失"与共和主义公民行动性匮乏的质疑。然而由于诸种原因,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的含义是含混的。通过透析罗尔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合乎情理的多元论的适用范围就能扩展至正义的观念。因公共理性与正义观念的多元化,政治的自由主义便呈现出了一幅饱含政治商谈的图景,从而成功地回应了上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