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裴度交游考论

一代名相裴度为中唐时代缙绅羽仪。在柳宗元一生交游的二十多个河东裴氏人物之中,裴度与柳宗元关系虽然不算密切,但他对柳宗元的命运影响之巨,世人不察。围绕与裴度交游的其他相关人物,如程异、刘禹锡、武元衡、裴垍、吴武陵等,可以探析裴度对这些人的态度,从中发掘裴度与柳宗元以及柳宗元同这些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更好地解读柳宗元晚年的政治生命与文学创作。     

裴子野与《宋略》

裴子野与《宋略》游翔裴子野的家世与生平裴子野（４６９──５３０年），字几原，南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子野祖籍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故又有裴河东之称。裴氏本河东望族，西晋末年，司马睿为安东将军，裴邵为长史，王导为司马。司马睿重建晋室，裴氏拥立有功，...     

融合与分立——历史视域中的制度与伦理

制度与伦理融合、分离的关系是历史地展开的,在古代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中,制度与伦理杂糅不分、合二而一共同发挥作用;近代以来,随着传统社会共同体的瓦解和个人的觉醒,制度与伦理开始相互分离为两个独自发挥作用的领域。制度伦理即制度的伦理化与伦理的制度化,其实质是古代制度与伦理一体不分关系模式的现代表现,人类社会的演进告诉我们:它曾经是,而现在不应再是一种合理的关系模式。     

认定“关系密切人”的方法论反思

正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关系密切人"是《刑法修正案(七)》中提出的新概念,位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规定部分。该罪主体部分具体表述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后者由该条第二款规定。在犯罪构成中,主体的判断是相当靠前的,甚至在构成要件的形式判断角度,是"先决性"要件要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1]。在该罪主体研究中,"关系密     

斯密问题与企业社会责任建构

"经济人"和"道德人"是亚当.斯密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两个基本概念,二者在现实社会生态中不应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应是共生、共时与生态互补的关系。经济人与道德人既可以是个体的存在,也可以是整体的存在。企业就是作为整体或实体存在的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扮演着实然经济人与应然道德人的双重角色,企业的双重社会角色决定了其社会责任担当是经济责任和道德责任的有机统一。     

玄言诗二题

本文认为不应把一般地表现清雅隐逸情思的诗都看作玄言诗，只有谈玄畅理成为诗的主题，才称得上玄言诗、玄言诗阶段的起点既不在永嘉年间，也不在郭璞，而是庾阐。玄言诗的形成，与尚玄之风自身的发展、文学自身的发展、士人心态的变化都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文学理论话语指向的逆向位移——以“进步观”为中心

话语指向问题是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中的基础问题之一,也是为多数研究者忽视的问题。该问题与文学理论中的进步观联系密切。文学理论的进步观是对达尔文生物进化思想的误读,其逻辑起点并不是线性的、无限前进的时间观,而是空间性的、并置性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强调过去和未来向现在的反转,以及三者之间的平行关系,指向现在。因此,文学理论话语不应指向"未来",而应指向"现在"。这有利于我们清晰地了解文学理论话语在不同时期的印记,有利于充分发挥汉语的诗性特点,有利于打破文学理论中的等级观,对于我们建构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佛学诗序的文化意蕴

诗序是处于诗题与诗文本之间、与古典诗歌创作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它滥觞于<诗经>的"诗大序"和"诗小序".真正文体学意义上的诗序创作源于魏晋、流于齐梁、盛行于中晚唐.不过,在研究界,人们对唐代诗序的关注却几乎阙如.实质上,走进诗序,那是一个与唐诗同样精彩且极富文化内涵的世界.佛学题材的诗序,是唐代诗序中的一个类别,据<全唐诗>统计,其数量约40篇,占唐代诗序总量的八分之一左右.不过,这数量不多的佛学诗序却真实地再现了从初唐到晚唐近300年间唐代文人与佛学之间密切的文化关联,以及文人们借佛学而关注生命、思考生命的心路历程.这无疑是我们解读唐诗以及唐诗人所不应忽略的文化遗存.     

论清初山西廉吏诗人创作群体

清初山西诗坛特色独具,其最引人注目的是廉吏诗人频出。这些廉吏诗人政绩突出,为官清廉守正,甘于清苦,表现出了传统的儒者情怀;他们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或表现政事之余的诗意生活,或感怀宦海之艰难,或流露为宦之心曲,宦情色彩浓厚,在情感指向上,亦体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他们清廉的为官之道与具有宦情色彩的诗歌创作成为清初山西诗坛的一种独特的现象,这一现象与山西"俭啬"、"崇信"、"尚义"的地域文化性格和勤俭节约的民俗民风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     

山西进士与藏书

山西历代进士共有3703人,地域分布很不均匀。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一门及第情况很多,除了经济文化原因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学渊源的影响。要想科举成功,就得刻苦读书,进士都是从书堆里爬进仕途的,许多进士本身也是藏书家。根据有关文献统计,从隋唐到清朝的山西藏书家中有二分之一为进士,这充分说明藏书和科举有很密切的关系。     

禅宗与江南山水审美品质

禅宗在江南地区得到良好发展的条件之一是富饶、清幽、苍润、空灵的江南山水，禅宗把对江南山水的物质依赖关系发展为一种持久的审美关系。禅宗不仅是江南山水之美的主要发现者之一，而且它还把有关江南山水的审美信息广为传播。禅宗的建筑设计和文化创造不仅优化了江南山水的形貌，而且丰富了江南山水的意蕴，从总体上提升了江南山水的审美品质。世俗社会对江南山水之美的关注与认识以及相关的艺术创造受到了禅宗多方面的启助。     

试论山西资源转型的现实路径

由于多年来对煤炭资源的高强度、粗放式开采,山西的自然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日益严峻,山西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遭到资源瓶颈的制约。作为我国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实现山西资源转型有着特殊的意义。需要加快观念创新、科技创新、资源创新,使山西逐步迈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山西经济社会的发展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葡萄社始末初考

李贽和达观被时人视为禅宗的“二大教主” ,二人相继罹难 ,对士人学佛风气的打击是很大的 ,“不意伏机一发 ,祸不旋踵 ,两年间丧二导师 ,宗风顿坠 ,可为怪叹。”[2 ] (P741)此次排佛事件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葡萄社 ,张问达、康丕扬参劾的是李贽和达观 ,冯琦则针对全国的士风 ,但葡萄社因为佞佛 ,显然被包括在了打击的范围之内 ,使葡萄社中人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陶望龄《辛丑入都寄君弟书》云 :“卓吾先生虽非真悟正见 ,而气雄行洁 ,生平学道之志甚坚 ,但多口好奇 ,遂构此祸。当事者处之太重 ,似不专为一人。卓老之不宜居通州 ,犹吾辈不宜…     

中国早期地藏信仰状况考论

地藏菩萨之名虽然可能早在三国时期已传入中国,但倡导地藏信仰的经典则是在6世纪初以后才在中国出现的。目前我们所知隋前地藏信仰的资料均出自唐人之手,并不可信;隋及唐初(581650)的地藏信仰状况则庶几可征。从文献记载来看,隋及唐初的70年中已有地藏造像出现,但数量少,并且分布不广,可能是它们今天在石窟遗迹及出土造像碑中不见踪迹的原因,而这又与三阶教人对造像的态度有关。相反,称念地藏名号在当时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信仰行为。故与后世的地藏信仰相比,早期的地藏信仰表现出以称念地藏名号为主的特点。不过这一特点又常常被以造像为中心的偶像崇拜研究所忽略,因而导致人们长期以来对这一时段的地藏信仰状况认识模糊。     

晋学研究之"三部论"

"晋学"应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学科体系,根据不同时代的历史地位与政区演变特征,"晋学"研究体系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各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研究重心。如先秦时期三晋历史与文化研究侧重于自然环境与华夏古代文明、三晋发展与华夏民族形成等重大课题;秦汉至宋元时期并州民族与区域研究的核心在于北方民族迁移与王朝政治格局发展的区域性考察;明清以来山西社会研究则集中于由人口大迁移、自然灾害以及商业兴盛所引发的山西区域社会的剧变及广泛影响。     

山西城镇化建设与农村职业教育改革研究

城镇化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代化的特色之一。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十分紧迫。山西只有走山西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才是长久之计。这就必然对作为该地区城镇化建设重要支撑之一的农村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顺利实施和实现山西城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山西农村职业教育应及时做出调整,积极应对。     

山西省人口老龄化时空特征分布研究

文章通过老龄化程度、老龄化速度、养老负担和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四项指标,分析了山西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及地区差异后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1990年至2010年山西省各地区老龄化阶段呈现出从成年型到老年型逐步发展的趋势。第二,山西省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越来越快。第三,山西省人口老龄化具有不均衡的空间分布特征,中北部地区和南部的运城老龄化程度较为严重。第四,从老年人口密度指标衡量,2010年山西省大部分地区进入了低中密度地区,太原进入高密度地区,是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地区。     

《陕西省矿山环境保护条例》立法研究

陕西省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加强矿山环境保护地方立法工作是保证陕西省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重要途径。由于陕西省矿山环境保护地方立法仍是空白,建议尽快制定与陕西省实际情况相适应的《陕西省矿山环境保护条例》,用以促进陕西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弥陀净土理念:净土宗与其他重要宗派终极信仰的共同基础

净土思想是两千年来中国佛教信仰者的基本旨趣。净土宗思想的基本特质是极乐往生和念佛往生,即以较小的心力(念诵南无阿弥陀佛)而得到极大的收获(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符合行为学的基本要求,以致阿弥陀佛成为中国佛教信徒的普遍的崇拜对象,成为包括后来禅宗在内的中国佛教重要宗派的共同的终极信仰。这从宗教学说体系构成的视角来说,也决不是偶然的。     

论黄教的传入对晚明蒙古社会的主要影响

明代后期，藏传佛教的格鲁派（黄教）适应蒙古封建领主建立且维护汗权的政治需要得以传入，并渗透到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领域，对当时蒙古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黄教的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蒙古民族的宗教信仰；促进了蒙藏之间的文化交流；推动了蒙古地区寺院建筑的发展；同时也消解了蒙古族尚武的传统精神，对蒙古经济造成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