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赈灾捐赠财产运用的信托法考量及对我国的启示

“对捐赠者意愿的贯彻应予优先考虑”这一理念在对美国9·11恐怖袭击受害者的来自由捐赠者通过提供捐赠财产设立的灾难救济信托所给予的救济的过程中得到了遵循:美国慈善法中的一项原则因已成为慈善机构在灾难救济信托运作过程中对捐赠者意愿的贯彻的法律障碍而被国会排除其在这一过程中的适用,在灾难救济信托救济与政府救济并存情形下司法部为了方便对捐赠者意愿的贯彻在对有关法律适用的过程中采取了迁就该意愿的做法,许多慈善机构在对捐赠财产剩余部分进行处理时都拒绝适用美国信托法中的有关原则而选择了符合捐赠者意愿的方案.美国的做法给我国的启示:在对灾难受害者的慈善救济中应当高度重视对捐赠者意愿的贯彻且对我国有关法律与行政规章应当以此为基本思路来做适当增补.     

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模式

知情权在中国是一个备受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其立法严重缺失,法律救济步履维艰。本文从法律制度层面分析知情权救济缺失的深层原因,并借鉴国外公益诉讼理论,提出如何在中国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制度。     

知情权的宪法保护

知情权是一项人权、一项宪法性基本权利、一种复合性权利。对知情权进行宪法保护的主要途径是确立知情权的宪法地位,并在宪法中进行构建、完善宪法中知情权的部门立法,以及建立知情权的法律救济途径。     

股东知情权之司法救济中的几个问题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为保护其在公司中的权益而对公司有关情况行使的查阅权、质询权以及核查权和核查人选任请求权,它是股东依法知晓公司经营的真实信息的权利.我国新修改的<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作了比较具体、全面的规定,但还有探讨余地.股东知情权的司法救济,应关注于提起知情权诉讼的主体、目的以及股东知情权诉讼中的被告等问题;股东知情权的司法救济是防范股东风险、保障股东权利最有效的手段.     

公民司法知情权要论

公民司法知情权的法律渊源多样,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用了其中一种或多种。公民司法知情权的范围包括审判案件信息公开、审判政务信息公开、法官人员信息公开等。公民司法知情权的实现方式因知情权主体的不同而不同,该权利的救济机制包括上诉与提起宪法诉讼模式、向信息专员投诉与向信息法院起诉模式、向上级法院申诉或上诉模式和行政诉讼模式。我国应当在保留当事人上诉的方式之外,增加行政诉讼的救济方式。     

试论消费者知情权之民事救济

消费者的知情权是消费者权利中的基础性和必要性的权利,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先决条件。明晰知情权的内容、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之常见情形以及如何从民事角度合理地对其进行救济就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论中国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现状、问题及完善对策

环境知情权既是公民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又是环境保护的必要民主程序.中国面对环境知情权的法律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扩大环境知情权的权利主体,强化企业环境知情权的义务主体地位,拓展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强化环境知情权的程序保障立法,健全环境知情权的法律责任,健全权利救济机制,健全配套制度,完善我国环境知情权法律保护.     

美国对灾难救济捐赠发放的法律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为了确保灾难救济捐赠发放的公平与效率,美国立法明确了慈善机构必须遵循禁止利用慈善资产提供过度私人利益的原则,在对救济对象的经济及其他需要进行客观的评估之后,按照法定的程序向受难者提供其因生理及心理安全的基本需求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务。在灾难救济目的实现后,慈善机构应本着充分尊重捐赠者意愿的原则来处理捐赠财产的剩余部分。美国的这些做法对我国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公众环境知情权的保障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环境知情权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环境知情权是公民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是公民环境知情权得以实现的必然要求。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需要实现环境善治,加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明确政府责任,加强公众参与机制,保障相关权利的救济途径。     

论股东知情权的行使

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股东的知情权,但实操中仍然存在难题.股东知情权应兼顾公司营利性、安全性与股东知情权之间的平衡.我国应结合国内外立法和司法实践,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边界、行使要件、行使程序和司法救济进行重新构建,并对国外的检查人选任制度进行选择性的借鉴,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股东制度,为股东知情权的行使提供法律保障.     

股东知情权及其司法救济制度的构建

股东知情权是指以账簿查阅权、财务会计报告查阅权及质询权为其重要内容的股东对公司经营中相关信息收集的权利。大股东通常通过不披露或迟延披露公司经营信息,或向社会披露虚假经营信息,或拒绝披露公司信息等形式侵害股东知情权。股东知情权的司法救济措施有:扩大股东行使知情权时查阅公司相关材料的范围;合理限定股东行使知情权的主观要件,对正当目的的情形作概括列举式立法;引入检查人制度;确立公司侵害股东知情权的归责原则等。     

公益基金会税收法律制度研究

通过对国外和我国公益基金会相关制度的考察,不难发现,税收法律制度对公益基金会有重大影响。我国的相关税收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还存在不完善之处需要改进,应当:统一税务立法,加强相关法律规范间的协调统一;依据公益信托运行环节,明确公益信托税收政策基本框架;加大对捐赠者的税收优惠,鼓励支持社会捐助;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并保证相关法律、政策落实到位。     

浅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法律保护--兼谈《公司法》相关规定之修正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利益的保护没有受到与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同等程度的社会关注,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法律保护问题,远远没有引起立法机关和学界的重视.法院在处理股东知情权诉讼上的认识不尽一致,有碍公平与正义的实现.文章试从法理的角度,结合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分析股东知情权法律保护水平低下的现状,从有限公司股东关系的特点出发,对股东知情权的范围、行使有限制做了阐述,并提出建立预防与救济并重的股东知情权保护机制.     

新时期对我国基金会会计信息披露的建议

随着我国在新时期信息化、网络化的飞速发展,社会对知情权的维权提升,传统基金会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在披露有用性、及时性、可靠性等方面的缺陷凸显。我们应当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基金会和国内外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充分利用新兴信息披露和沟通工具,同时尽快完善相关会计制度和法律法规,满足广大社会公众在新时期下对我国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新要求。     

行政信息公开之诉法治维度的展开

行政信息公开之诉是知情权的司法救济方式,是保障知情权实现的有效方式之一。行政信息公开之诉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诉讼,由于行政信息公开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行政信息公开之诉具有自身法律的特质以及独特的法治维度。为了社会成员知情权的充分实现,我们需要对行政信息公开之诉的法治维度进行建构,为行政信息公开之诉的法治运作指明理论与现实路径。     

知情权实现的障碍及因应机制——基于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的研究

知情权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性、必然性权利。公民知情权的实现遭遇来自主体、公开例外、程序等方面的多重障碍。针对知情实现的现实障碍,需要减少或取消对知情权申请主体资格的限制,建立信息公开申请移送制度,避免行政机关基于主体资格的推脱推诿;明确信息公开例外的界定、规范信息公开例外的审查制度,削减行政机关拒绝公开的借口;建立行政复议前置和信息公开审查委员会制度,增强信息公开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和实效性,破解知情权救济的程序性障碍。     

司法会计视角下股东财务知情权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股东知情权的核心是公司财务状况,股东财务知情权客体是具有财务、会计审计属性的“会计法律事实”,而公司财务报告、会计账簿、凭证资料等仅仅是会计法律事实的书面形式载体之一,仅以查阅手段是不能满足股东实现财务知情权的.从法经济学角度来看,现行制度在公司商业秘密保护与知情成本方面负外部性显著,帕累托改进的路径是区分不同的知情客体,建立财务知情权救济的层次结构,实行简单事实可以分散知情,综合事实需委托司法会计鉴定集中代理知情的新路径.     

股东知情权的层级结构及其展开——以八个国家、地区的立法比较研究为背景

股东知情权是由多种具体权利组成的集合性权利,不同国家、地区的立法关于其具体权利构成取舍和制度重心选择表面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但实质上蕴含着一些共通的基本经验,包括:注重知情权体系的完整和谐；区别公司类型选择不同的权利构成；构造硬约束的消极性知情权；保证每项权利的操作性与救济等.这些经验对于反思我国现行法规定的利弊得失以及完善方向,带来重要启示.     

被害人权利的逻辑起点：侦查阶段的知情权——兼谈立破案回告制度

作为诉讼主体,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应享有广泛的权利,但长期以来,被害人的权利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在被害人所应享有的权利中,知情权是其他权利的逻辑前提和基础。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在侦查阶段享有知情权,但在知情权的内容、享有的方式以及这一权利受到侵害后救济途径等方面的规定还有不完善之处,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损害了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因此,应以司法实践中创新的立破案回告制度为基础,通过将此制度法制化来完善被害人在侦查阶段的知情权。     

论股东知情权的权利结构及其立法命题

作为一项独立的集合型股东权利,股东知情权的权利构成包括积极权能(查阅权、质询权)和消极权能(信息接收权,与公司信息披露义务相对应).相应地,股东知情权制度体系包括公司法上的股东查阅权、质询权制度和公司法、证券法上的信息披露制度.合理的股东知情权制度设计能够为解决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供有效的公法、私法上的双重制约机制.我国股东知情权的立法架构应当体现公司信息披露与股东查阅权、质询权制度在内容上和救济上的协调,并区分公开公司、封闭公司进行区别立法,安排与公司性质相适应的、内容协调的股东知情权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