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下的现代化与儒家文明

近代中国,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遭遇了重大的挫折性变故,普世天下的文明心态与地位受到西方文明的严重挑战,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与转型。传统的儒家文明与带着西方标签的＂现代化＂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深思与较量,延续至今。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如何看待现代化与儒家文明,仍有探索的现实与终极的精神价值。     

辜鸿铭的儒教观及对其儒经翻译的影响

清末大儒辜鸿铭学贯中西,归国后尤着力于孔孟儒家学说的研究.他认为儒教的本质就是良民宗教,儒家之道不仅是中国国民所尊崇的道德,也是超越东西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驱动力下,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将<论语>等儒家经典译介到西方,意使西方改变对中国文明的偏见,宣说中国文明的道德基础.     

论古希腊罗马社会的重农思想

近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罗马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思想,产生了误会。认为古希腊罗马是＂海洋文明＂或＂蓝色文明＂,从开始就走上了海外贸易的发展道路,从而＂重商轻农＂;而我们是＂大陆文明＂或＂黄色文明＂,一直是农业社会,所以＂重农轻商＂。其实这是极错误的观念。从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言论和现代学者的研究来看,古希腊罗马社会和我们一样是极重视农业的;而且从神话学角度分析,古希腊罗马人对农神得墨忒耳和酒神、丰收之神狄奥尼索斯的特别崇拜也反映出他们对农业的重视。因此可以断言,古希腊罗马社会的重农思想是毋庸置疑的。     

对“内圣外王”思想现代转化的反思

儒家传统思想能否实现现代转化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通过研究和反思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转化的过程,尤其是海外新儒家对＂内圣外王＂思想进行的现代转化,认为价值取向上传统或复古的导向以及对现代性的片面认识是＂内圣外王＂思想没有实现现代转化的原因,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儒学内在超越和西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内圣外王＂的现代转化才有可能。     

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传统儒学的转型

反思性是西方文化的一种传统,更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追求,也就是对现代性所蕴含的反思性的吸纳。反观百年来对儒家学说的盲目过激批判,彻底否定儒家的全盘内容。新世纪站在客观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儒家的现代意义,我们会发现传统儒家在当代仍有其普世价值,并且可以和西方的现代性启蒙精神一起为构建新世纪有中国特色中华文化,共同形成相辅相成、相互参照、互补的新局面。     

历史哲学与中国文明的思想负担

晚清以来,中国文明一直面临着西方"形上之道"的挑战。但按照西方的"形上之道"有古今之别的区分,中国文明迄今仍然面临的思想压力其实来自近代欧洲哲人建构的历史化"形上之道",即通常所谓的"历史哲学"。如果我们细看西方历史哲学在其建构历程中呈现出来的基本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化的"形上之道"不过是欧洲现代文明自身带有根本痼疾的反映。中国思想如果不再把西方的历史哲学变成自己的哲学,中国文明就无需承受西方历史哲学的负担。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表现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原则与西方伦理精神进行探讨,揭示出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表现,即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所共同具有的伦理精神,从而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作出当代的阐述。通过研究表明西方文化精神有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传统的影子,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同样包含着西方的秩序、民主、法治、科学精神及平等、个性等内容,两者不存在绝然的对立,而是相互融通的。我们应大力挖掘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精神,而不是盲目引进西方的伦理观念。     

利玛窦：中西文明交流的使者（之一） 交友——西方、利玛窦与中国

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被明末文人和士大夫们尊称为＂泰西儒士＂。他自小深受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思想的熏陶,在耶稣会学校里受过正规教育,具有深厚的西方古典文化功底。他在华生活二十八载,身着汉服、精通汉语,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堪称人类历史上学贯中西之第一人。他带来了三棱镜、圣母像、自鸣钟、大西洋琴、日晷、地球仪、天文仪等在当时的中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珍异宝;他绘制的《世界地图》打破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天圆地方的思维模式;他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译了《几何原本》《浑盖通宪图说》等多部西方科学著作,将西方经典几何学、代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他还撰写了《交友论》《天主实义》《畸人十篇》等道德伦理著作,将西方古典哲学与文学引入中国。他的才智与胸襟深深打动了当时的中国文人,名儒雅士们争相与之结交,纷纷为他的中文作品撰序作跋。他与当时的名儒惺惺相惜,他们的友谊也成为近代史上中西文明美丽邂逅的见证。在利公逝世四百周年之际,在＂文明冲突论＂大行其道的今天,特刊登三篇文章来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赞叹前人的智慧和勇气,并期望从中悟出些许道理。     

金钥匙考——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之一例

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势力曾有向北方的回纥政权纳上＂金钥匙＂而称臣的举动。＂金钥匙＂是一种权力的表征,但是追寻其本源,却发现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环境中,＂金钥匙＂的象征意义与此相异。＂金钥匙＂这种象征权力的形而上的意义,与西方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等基督教文明及伊斯兰文明有关。这样的传统随着渊源于地中海东岸一带的火祆教、景教以及伊斯兰教特别是摩尼教的向东流传而流传。而大量的昭武九姓胡人或到达新疆,或向着东北及河朔之地迁徙,这种象征权力的金钥匙制度从西方经中亚传向中原也是有可能的。     

农耕社会军事思维的超越——儒家战争观与现代军事技术之间的艰难对话

从人类的战争史来看,对人口数量和人力的依赖属于原始农耕、狩猎、游牧社会环境中繁衍出来的国防军事观念,它以原始粗陋的社会生产力为背景,是人类早期战争普遍存在的现象,儒家对战争胜负的基本观点正是基于原始农耕生产力的历史背景,反映的是战争处于低级形态时的规律.只要坚守"仁义"、施仁政、得民心,小邦可变大邦,弱国可变为强国,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取天下.所以不是武器、而是感召人心的道义力量才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可见,儒家兵学的核心全在一个"仁"字.西方文明转入资本主义轨道后,其商业殖民性决定了他们依赖技术获得战场优势,而不像东方儒家社会通过道德"仁义"、"民心"获得战场优势.近代中西战争对抗是东方儒家文明战争的制胜之道--道义力量同西方文明的制胜之道--技术实力的对抗.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宏观历史过程中考察战争与武器关系,兵家在微观战场层面考察战争与武器关系,儒家大致属于从"中层理论"的角度,在某个特殊的文明圈内考察战争与人和武器的关系,因此总结出不同的规律,并得出各自不同的结论.中国军事变革任重道远.     

在学术与文明之间——关于儒家的一个概念分疏、历史考察与未来展望

我们既可以从学术的角度,也可以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待儒家的问题,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作出的推论自然也不同。根据学术的和文明的两种视角,可以将"儒家"区分为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即儒家之学与儒家文明。今天,我们虽可以预言儒学的转化再生与创新发展,而且,儒家亦有可能参与对中国新文明的塑造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却不宜轻言定儒教为国教或儒家文明的全面复兴。     

论儒家文明的历史地位与现代意义

对儒家文明现代意义的研究,需要廓清对儒家文明的种种误读,理性、科学地甄定儒家文明的历史性地位和在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儒家文明是中国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主流文明,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儒家文明已形成自己独特的文明禀赋和文明优势。20世纪的一百年是儒家文明内生力得到空前爆发的一百年,在这百年激变中,儒家文明丢弃了许多旧的东西,接纳了许多新的东西,但儒家文明长期凝练的文明内核与文明精髓没有丢失,反而在历次救亡图存中得到了历史性的继承与弘扬。儒家文明是表明中国人文化身份的主干文明符号,儒家文明在21世纪将进入新的辉煌发展期。儒家文明是我们文明的骄傲;儒家文明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儒家文明还将走向未来。对儒家文明的礼敬态度,是中华民族对本民族文化应有的尊重,也是儒家文明应享有的尊严。     

《学记》中的古典儒家教育哲学

《学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经典文献,文章将《学记》放在整个古典儒家思想的背景中来考察,诠释了其中所反映的古典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现代价值。中国古典儒家教育哲学思想具有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学＂和＂教＂两大范畴是这一结构的两个核心。＂学＂体现了＂为己之学＂与＂大学之道＂的统一,其目的既是为了知＂道＂,又是为了＂建国君民＂和＂化民成俗＂。＂教＂则包含着礼乐教化的教育制度、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与师严道尊的教育伦理三个方面的内容。文章认为古典儒家关于教育中的道器本末关系,以及关于教育方法和教育伦理的哲学思想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毒瘤”与“蛹体”——中西传统超越意识比较

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观点,西方现代社会的缘起得力于基督教所具备的超越意识,而中国之所以无法摆脱传统社会模式,正在于作为主导思想的儒家学说缺乏这一超越意识。海外新儒家对此有所异议,认为儒家体系中不乏超越的意识,悲剧在于基督教的超越是“向外超越”,儒家的超越是“向内超越”。然而这种过于单一的区分并不能解释基督教超越意识曾经给西方中世纪造成的黑暗,也掩盖了儒家学说对中国古代文明所曾有过的贡献。何以曾经作为文明的“毒瘤”的基督教超越意识会一变而为文明的“蛹体”、而曾经是文明的“蛹体”的儒家超越意识却蜕化成文明的“毒瘤”?为此,本文拟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将这两个中西传统超越意识的代表作一比较研究,以期对它们各自的性质及功能转换的内部机制作出合理的说明.     

从否定到返回:儒学和西学互镜关系下的演变

面对西学以及西方文明,儒学经历了一个不断地自我调适和转化的过程,并且出现了四种主要的对待儒家传统文化的态度:一是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否定"的态度,主张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以新方法代替旧方法;二是"开出"的态度,主张从儒家传统中开出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三是"并列"的态度,强调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相对独立的特性;四是"返回"的态度,一些西方思想家试图返回到儒家传统中去,以解决西方科学和民主出现的问题。     

游移的他者：毛姆小说中的文化边缘人

本文聚焦毛姆作品中拉里、斯特里克兰德等游移的他者形象,通过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分析毛姆作品中的异质文化对人物内心造成的冲击。面对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巨大变化,拉里和斯特里克兰德等人深切地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动荡与空虚所带来的窒息、孤独与异化感。为了追求人性的自我完善和超然物外,他们带着对西方文明的厌弃和对＂他者＂文明的景仰,逃离西方本土文化、进入异质文化中寻求灵魂的栖息地,却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文化中游移的他者。此外,我们还发现,这些文化边缘人不仅体现了当时部分欧洲人对＂他者＂世界的向往,同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作者为逃避西方文明所进行的一种跨文化尝试。     

儒家宪政论之学术范式意义(代引言)

儒家守护和阐释着中国古典治理之道,宪政则是中国治理模式转型之大方向。然而,儒家与宪政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此一问题,对于确认儒家之现代价值,探究中国的优良治理之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近百年来,学界对此有所讨论,且似乎已有定论。然而,当国人之文化主体性有所自觉、中国学界对西方有更深入理解之时代,对此一问题,实有     

论明清之际士人群体对西方科技的态度及历史影响

明清之际处于社会转换中的中国知识群体，虽然对传入的西方科技抱有某种包容心态，但由于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对西学的惰性同化作用,以及知识群体对待事物的功利性的政治与道德趋向,他们把西方科技仅仅定位在对儒学价值观的操作性手段的补充意义上,无法体认和借鉴吸收西方科技背后深刻的文明内涵,致使中国社会错失了一次文化与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     

现代化与文化反思

中国现代化需要文化反思，尤其是对＂五四＂新文化模式进行检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是伟大不朽的，但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也产生了负面效应。要开拓对文化传统进行反思的新界面，超越＂五四＂而重新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化传统，必须探索两个问题：一是中华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从传统拟家族性向现代个体性转化的问题，另一个是从排斥西方文化和文明到吸收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优秀成果的转化问题。     

“和而不同”理念与当代文化生态建设

文化全球化实质上是西方文明在全球的扩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借全球化之势,极力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压缩了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造成文化多样性锐减,文化生态失衡。儒家"和而不同"的理念为解决当前的文化生态危机提供了答案。不同文明只有相互交融,和谐共处,世界和平才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