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中社会保障问题的法律思考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独特现象,作为现代城市与传统村落之间的＂混合社区＂,城中村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改造城中村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城中村＂改造的关键是突破＂制度瓶颈＂,构建与身份转变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机制。     

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以上海为例

协同治理是时代背景下旧城改造的应然模式。通过案例研究,探索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实现路径。参照Ansell与Gash的协同治理模型,通过对上海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构建的初始条件、制度设计、催化领导和协同过程4个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现行的“土地储备”旧城改造模式中蕴含着协同治理成功的若干要件,但是依然存在着政府间协同效率低,社会企业参与渠道阻滞,旧区居民参与水平低等问题。从利益保障、组织再造、运作优化3方面重构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提出完善制度安排、加强府际协同、建立社会企业参与渠道、提高居民实质性参与水平的实现路径。     

对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的若干问题的思考

城中村改造的实质是改造城中村的产权,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集体经济组织的变革和集体资产的处置是改造的重点和难点,妥善解决村民的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是城中村改造的关键,要实现资产和人的双重改造才能真正实现四个转变的目标。另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改革与城市产权改革的不同在于农村社区受传统社会网络影响大,所以在改造中既要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和特点对接,又要尊重城中村中村民的实际,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     

河南省城中村回迁安置社区治理困境及化解路径——以郑州市为例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推进,城中村回迁安置社区的数量逐年增加,城中村回迁安置社区在社区环境、人口结构、文化氛围、运行机制方面都呈现出独特属性,也面临着环境卫生情况不佳、遗留问题久拖不解、社区管理制度不健全、居民市民化程度低等治理困境。本文认为,要在理顺组织关系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回迁安置社区的转型发展,构建党组织领导下基层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格局,最大限度地维护社区的和谐稳定,实现社区的良性治理。     

“公众参与”与我国区域水资源网络治理创新

我国的区域资源治理存在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双失灵的情况,公众参与的水资源治理存在着意识、动力与能力的约束,与此同时水资源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等多维属性决定了水资源多元参与的必要性。公众作为参与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应该被关注。文章提出了基于个体、组织与跨区域的公众参与的网络治理与层次。在此基础上,结合网络治理的模型,提出了我国公众参与水资源网络治理创新模式构建与实施路径,包括要引入非正式组织和非正式权威的参与,调整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以及创新地方公众参与制度。     

群体理论视角下的城中村基层治理——基于太原市X城中村的实地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中村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在群体理论的视域下对城中村问题进行探究,将城中村内的居民作为研究切入点,发现居民主体间存在的隔阂与排斥,已经成为提升城中村基层治理水平的阻力,只有在推进居民主体从松散的集合状态,向具有凝聚力的群体转变的过程中,实现居民个体间的深度融合,才能为居民自治提供内生动力。推动城中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转变传统、单一的治理模式,构建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主体多元联动、多元共治状态下的城中村基层治理模式。     

党建引领城中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与现实启示——以广州市白云区清湖村为例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现象,如何实现党建引领城中村的有效治理是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广州市白云区清湖村为例,从构建以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为领导的城中村领导体系、创新“户组制”最小治理单元延伸网格治理触角、推行“三问”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法、建立“村企联盟”共建共治共享机制、用“绣花”功夫建设文化生活环境等五个方面入手,可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新时代党建引领城中村治理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政治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机制创新;坚持服务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主体创新;坚持发展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方式创新;坚持组织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手段创新;坚持价值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目标创新。     

过渡型城中村的矛盾内部化与治理困境

将城中村问题放置在村民自治视角,探究过渡型城中村围绕利益分配展开的集体与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及其治理困境。在边缘性兜底区位中,城中村改造处于搁置过渡期,由此带来利益矛盾的内部集聚。依附性乡村关系带来矛盾的内部转移,利益显性化的冲击与结构性失衡进一步激化内部矛盾,村级组织进而从生产转向分配,被成员权福利依赖所绑架的分配型村级组织与博弈期变动分配规则的张力导致矛盾的内部循环。矛盾的内部化不断激发私人利益的攫取,冲击集体组织的公共性,导致村级治理失序与治理的内卷化,但在维稳压力与改造预期下,村级组织只能维持底线治理。城中村问题通常是城市发展所引发的社会治理问题,村级组织内部利益矛盾的平衡是化解这一问题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过渡型城中村内部复杂机制的梳理,可以为城中村问题的顺利解决提供参考。     

公众参与引导下的重大工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新时代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突变性等特征极大地颠覆了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阶段演化特性,对传统封闭性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设计提出了新挑战,具有多元非中心性的公众参与在应对该挑战中可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基于裂缝假说分析重大工程社会冲突困境,提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参与制度是困境化解的关键路径;将公众参与成熟度作为公众参与水平划分工具,按照低、中、高将其划分为3 个水平;引入网络化治理理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公众参与机制,即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型、“政府引导-社会组织介入”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型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引导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自我疏导、自我治理和自我化解,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网络化治理新格局。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视野下的中国公众参与

要解决中国公众参与制度在当前实施中存在的注重形式而忽视效果、消极被动的参与模式等问题,就必须认识到中国公众参与制度与西方公众参与制度在法律化、程序化、技术化优势下的本质及其不足,并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作为中国公众参与制度建构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理论基础,凸显人民群众在公众参与中的主体性,全方位实现"群众路线"在公众参与中的主动性和开放性,同时也可以使公众参与成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时代化、制度化的实现方式。     

公共治理视域下政府行为与公众响应的演化博弈

公共治理强调公众的主动参与意愿,其有效性取决于政府和公众二者演化博弈的结果。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剖析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和公众的行为逻辑,构建群体视角下的政府和公众行为演化模型,并通过演化博弈的方法对双方的行为进行说明,从而提出正确引导公众参与、控制政府公共治理成本、建立公共治理惩罚机制等对策建议,为政府公共治理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治理理论视角下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角色定位

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公共危机越来越具有常态化的趋势。研究公共危机问题必须使用新的理论视角。在治理理论看来,公共危机治理是政府和公民共同的事业。那么,公民的角色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公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角色应是发现灾害危情和提供专业建议的预防者、危机应对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和信息反馈者、公共资源筹集与分配的监督者、灾后重建实务性功能的具体承担者。当然,公民参与角色的有效扮演需要实现与政府角色的协同。     

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政府危机管理有助于提高社会自我救助能力、解决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失效性”以及确保政府危机管理的公共利益取向。当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还处于较低的层面,表现在法制化欠缺、组织基础单一、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对公众参与的忽视、公众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能力较低等方面。为推进公众积极参与政府危机管理,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政府、媒体与公众合作的应急机制和完善危机教育机制。     

国外公共服务创新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西方行政改革典型代表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理论均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公民参与公共服务创新的战略思路。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创新实践中,也积极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服务创新过程。从中可吸收和借鉴一些共性的、有益的东西,以加速推进中国的公共服务创新进程,即要坚持＂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创新战略,创设公民参与公共服务创新的制度环境,增加公民参与公共服务创新的实践锻炼,大力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电子政府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研究

电子政府中的公众参与机制通过电子化的方式方便了公众对公共事务或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和讨论,促进了民主政治及民主行政的进程。该机制构建的网络民主参与平台、民意收集与回复机制、民意信息库和政府施政知识库,使政府在以公众为核心,运用及扩大政府内外知识,不断创新管理,在政策、服务与沟通模式方面产生了明显的绩效,增进了公众的参与及信任。     

西方国家公众参与决策方式对中国的适用性实证研究

公众参与决策,是一个关系到政府与公众关系的重大政策实践问题,得到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重视。基于调查问卷的方法,围绕什么参与方式、谁参与、为什么参与,以及参与什么四个方面对西方国家的公众参与决策方式在中国的适用性看,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参与方式被中国学习或本土化的期望度和可行性很高,但中国地方政府在学习发达国家公众参与方式的经验时应随区域变化而变化。     

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

在科层管理体制下,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从而偏离流域整体性治理和公共治理要求。为此,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科层管理向流域共同体治理转变,使政府、企业、公众等主体基于伙伴信任关系与共同利益形成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社会集合体。从法制层面看,为实现流域共同体治理目标,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推动《长江法》立法进程,构建权义明确、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制度,形成中央引导、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地方参与的磋商合作制度,构建完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流域共同体治理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迈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

如何实现社区的善治,重建社区生活共同体,成为当前政府、社会、高校等各界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由于当前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社区公共事务冷漠化等社区“碎片化”问题,社区治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中更显重要和紧迫。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以社会的再组织化为路径,通过形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发展新型社会组织,培育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构建建立新社会服务体系等,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深度整合,创新社区治理体制,形成一种协调、整合、分工、合作的治理格局。新的治理方式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促进社区公平实现的可能,并最终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目标。     

共同生产行为与公共服务感知绩效：对环境治理的一个跨层次分析

环境治理是政府与公众共同生产的过程,新公共治理理论强调,公众的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但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仍存在不同研究结论。实证结果显示,个体共同生产行为对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并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但通过引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这一组织层面的变量后发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对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当地方政府投入高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正相关;当地方政府投入低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负相关。同时,地方政府的投入行为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存在外溢性特征,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入会正向影响公众对中央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评价。     

环境治理的困局与生态型政府的构建

在实践上,我国环境治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治理难题;在理论上,“吉登斯悖论”的共时性冷漠造成环境治理的宏观困局,“邻避效应”闲环式的理性逻辑带来环境治理的微观困局.因此,迫切需要树立自上而下的生态政治理念,着力以下几个方面构建生态型政府:从加快推动环境治理的法制化进程;增加环境治理的财政投入,创新环境治理制度;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鼓励社会层面的广泛生态政治参与,建立多元协同的环境治理格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