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名称由来新解

咸阳以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制国家——秦的首都而著称于世。“咸阳”作为地理名称,最早见于《史记》。《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十二年(前350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孝公享国二十四年,葬弟圉,生     

明清间松江地区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清时期的棉纺织业,在江南以松江为中心的一些地区,不仅普遍地发展起来,而且已经开始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下面我们将就此作一些初步的考察。一、木棉的种植与纺织工具我国开始种植木棉(明清时期的木棉即今之棉花),据历史记载,时在宋元之际。俞正燮《癸已类稿》说:“宋时,中国稍自为之,……元时,则植渐广。”丘浚《大学衍义补》亦谓,木棉“宋元之间,始     

越地“蛟龙”原型考

“蛟龙”是我国传说中能发洪水的神灵动物。在许多反映南方古越人活动的史籍中都有关于“蛟龙”的记载。《汉书·地理志》:粤地,“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唐代段成式     

两汉六朝华夏之民与黎族先民的早期联系

聚居于海南岛上的黎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其以“黎”作为族称,最早见于唐末的记载。《岭表录异》卷下云:“紫贝,即砑螺也。儋振夷黎,海畔采以为货。”唐之前“黎”称为“俚”。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谓:俚,“在广州之南”。广     

谁增“权”字：宋仁宗继位初年丁谓、王曾政争发覆

乾兴元年真宗驾崩,在起草“遗诏”时,是否于命刘太后“处分军国事”上增一“权”字,《宋史》两处记载截然相反,《王曾传》称王曾坚持添入“权”字,而《丁谓传》却云是丁谓“增以‘权’字”。据当时诸记载,可知《王曾传》的说法源自王曾之弟王皞,但其说法并未为北宋中期编纂《仁宗实录》《两朝国史》的史官所认可。本文通过辨析王曾、丁谓究竟谁欲于“遗诏”增一“权”字,揭示仁宗即位初年,王曾、丁谓政争之起因、过程以及其隐藏于文献记载背后之隐衷。     

杜甫之死及其生卒年考辨

杜甫被中国人民尊为“诗圣”,在中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可是 ,关于杜甫之死的时间、地点 ,千年以来 ,没有定论 ,生卒年也成了问题。从过去记载看 ,说法也极不一致。《辞源》（合订本）说 :“病没于衡阳至耒阳的湘江旅途中”。《辞海》（缩印本）说 :“病死湘江途中”。四川文史馆馆《杜甫年谱》说 :“在从潭州向岳州进发之湘江舟中溘然长逝 ,时为７７０年 ,即代宗大历五年冬月”。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 :“大历五年冬于 ,在湘水的一条小船上 ,诗人永远停止了歌唱”。游国恩、萧涤非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 :“…     

“临江”与“黔”地名辨

柳宗元《三戒》“临江之麋”的临江,《中国历代散文选》(北京出版社)《中国历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都注为今江西清江县。这是不对的。临江最早记载于《汉书·地理志》,为汉代巴郡所辖县,治所在今四川忠县。《旧唐书·地理志》谓:“临江,汉县,属巴郡……贞观八年改临江为忠州,治于此县。”因此唐代临江仍在今四川忠县。江西清江之临江建于宋。《宋史·地理志》记:“临江军……淳化三年,以筠州之清     

唐代的十道图和图经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地图和其它地理文献的编纂。据记载,周代就已经有了专门掌管“九州之图”、“天下之图”和“土地之图”的各种官职。成书年代不晚于战国的《管子》,其中有一篇就是专门以《地图》为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     

酒与绍兴文化

一绍兴酒因产地而得名,因其陈年老酒味醇香馥、品质尤佳,故绍兴本地人习惯上喜称之谓“老酒”。《万历会稽县志》记载:“越酒行天下,其品颇多,而名老酒者特行。”绍兴酒是中国名酒中历史最为古老的黄酒。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中记载:“越酿著称于通国,出绍兴,脍灸人口久矣。”关于绍兴酒的悠久历史,大约可追溯到春秋战国以前。日本著名学者西园寺公一则认为绍兴酒已有4000多年的漫长历史。我们在《吕氏春秋》、《左传》、《国语》等许多古籍中均不难发现有关绍兴地区酒的记载。近年来经过考古发掘,绍     

谈“泽中有火”

一、“泽中有火”是我国发现油气的记载吗 《易经·革卦·象传》中曾写道:“象曰:泽中有火,革。”科学史研究者目前对《易经》中“泽中有火”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它是我国发现油气的最早记载;一种则认为它与油气完全无关。 认为“泽中有火”是我国发现油气最早记载的,可以申力生主编的《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第一卷为代表。该书写道:“《周易》上的“泽中有火”,是现已发现的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天然气燃烧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一记载表明,在我国,早在公元前11     

刘邦是“受命而帝”吗?——析《高祖本纪》的神异描写

《史纪》(主要是《高祖本纪》)中写了有关刘邦种种神异的传说,似乎给刘邦抹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于是许多人都认为《史纪》作者是有意把刘邦描写成不同凡俗的超人——一个“受命于天”的帝王。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史纪》把刘邦“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其它一些著作在涉及到这一问题时,也大都持这一类的观点。这种看法,不仅有悖于《史纪》“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也不符合有关记载的实际情况。下面拟对有关的一些荒诞传说作一些具体剖析。《高祖本纪》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厌之。高祖即     

“乌浒”新探

“乌浒”是东汉时越人的别名。民族史学界普遍认为,乌浒人与壮族有渊源关系,但对“乌浒”这一名称的语源却是众论纷云。有说源于酋长之名“无余”的,有的说是“骆越”音转的,也有说得名于楚国方言“于菟”的,各持己见,分歧不一。笔者亦就提出一孔之见,就教于大家。 历代史籍对“乌浒”一称,有过不同的记载。万震《南州异物志》:“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读史方舆纪要·广西五》认为,乌浒人得名于横州之乌浒山。杨孚《异物志》则说:“乌浒,南蛮之别名”。范晔《后汉书·灵帝纪》“玉林乌浒民相率     

杜甫墓地浅说

关于河南杜甫墓地,《旧唐书·杜甫传》记载说:“嗣业(杜甫的孙子)自末阳迁甫之柩归葬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元稹在给杜甫作的《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上有“嗣业启柩襄衬事于偃师,途次于荆,称余为老,辞不能绝”的记载;清朝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国史馆编修孙星衍和清初知名的考古学家武亿编纂的《偃师县志》也是这样记载的。     

浅论中国传统民本哲学思想

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民本哲学尤如一条红线,几乎贯穿于始终,它既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治国之术,又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传统哲学思想,对它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弘扬中国传统哲学,而且对于我们今日有着更加重要的借鉴作用。一、中国传统民本哲学源远流长,它起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汉唐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元、明、清臻于完善。在殷代就出现了民本哲学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罔不唯民之承”。     

“麻胡”讨源

一我国很多地方,都有以“麻胡”恐吓小儿之俗。此历代多所记载。鲁迅于《朝花夕拾》中曾两次提到。他在《后记》中说:“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图》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子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鲁迅所引《非麻胡》全文如下:     

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文化交流述略

文化社会学认为,外来文化的介入,是文化变迁的一个巨大动力.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这种文化交流以及在各自国家、民族中形成的文化整合,为创造发展东南文化,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就此作以探讨.一 周秦时期中朝文化的早期交流远在周代之初,就有“箕子去国”的传说.《尚书·洪范》传云:“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史记·宋世家》亦云:“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朝鲜《三国遗事》也有类似记载.周武王     

蜀文化发展渊源的探索

我国文字记载蜀与中原发生关系最早当在殷末。如殷墟卜辞有“至蜀”“蜀射三百”周原甲骨有“伐蜀”的记录。《华阳国志·巴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于《尚书》”,而《尚书·牧誓》确有此记。但古史有关巴蜀事端零若散珠,又多讹误,故不能详其考。因此,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则是非常必要的。     

试论荆楚和古代三苗、现代苗族的历史渊源关系

一 楚的兴起很早。按《史记、楚世家》:“季连,……其后中微,……或在蛮夷”的记载,楚的先人是属于南方苗蛮集团的部落成员,不仅中原诸夏一直把楚国当作蛮夷之邦对待,称其君民为楚蛮、荆蛮或芈蛮;就是楚国的君主对中原诸夏,也往往以蛮夷自称。楚建国于江滨,大约在夏禹征三苗之后。《书、尧典》“窜三苗于三危”的“苗”,就是《诗·采芑》“蠢尔蛮荆”的蛮。在古史记载中,可以找到以下几个例证:     

也谈杨贵妃之死——与俞平伯先生商榷

俞平伯先生在最近出版的《论诗词曲杂著》一书中,谈到杨贵妃之死。俞先生认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贵妃马嵬之死闪闪烁烁”,因此,俞先生认定“贵妃根本未死于马嵬坡”,“则正史所载‘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人们不禁要问:杨贵妃不是正史所载“赐死”于马嵬坡,那么,在“马嵬事变”中杨贵妃究竟到何处去了呢?俞先生根据陈鸿的《长恨歌传》中“使牵之而去”的记载,断定:贵妃是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证据之一     

《史记》对武王伐纣灭商具体时间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兼论其他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

司马迁在其不朽的历史巨著——《史记》中,关于周武王伐纣灭商年月日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处: 《殷本纪》:周武王于是遂率诸 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 日,纣兵败。” 《周本纪》:“乃遵文王,遂率 戈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