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     

民权:从民本到民主的接转──儒家法文化的被现代化之一例

近百年来，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文化人和关注中国文化的人。本文所讨论的儒家法文化只是儒家文化母体中的一个子体。它的被现代化问题无疑与整个儒家文化的被现代化问题有着共性，但与儒家文化母体所含的道德、伦理、心性、美学、教育等子体相比，又有其特殊的困难。也就是说，儒家法文化能否被现代化的问题，是同杜维明先生提出的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既相同又有异的问题。如果第二期儒学以博大的胸襟整合了西来的佛教文化，那么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取决于其能否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有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回应。同样，…     

儒家思想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动力何以可能——以崔大华先生《儒学的现代命运》为中心

儒学现代命运问题的症结在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之张力,张力之产生在于孔子之道所蕴含的伦理观念与现代生活所依据的伦理观念不同因而发生冲突。崔大华先生以"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为视角,提出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以提供"动力因素"。此观点待商榷处在于:其一,儒学的现代命运问题关键不在于儒家系统的"内在冲突"而在于两种文化之矛盾和冲突;其二,区分"先秦儒家"与"汉代以后"儒家是必要的,但是儒家所建构的生活方式恰恰是在"汉代以后"才慢慢确立、建构起来的;其三,中国现代化进程确实需要"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持久性动力,但是此种动力论来源并非来自注重"天下意识"的儒家观念而是清末民初遭遇西方列强以来自觉引进的民族国家理论;其四,若认可"现代化进程"之理,理应建立"现代生活"之事,并且不应再以"儒家生活"之理予以主导,"儒家生活"之理可以发挥作用但无法再充当主要"动力"。     

儒学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兼评罗义俊《儒学、新儒学和中国现代化的方向》

儒学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兼评罗义俊《儒学、新儒学和中国现代化的方向》文召一对于现代新儒学的定义有多种说法，其中以方克立、李锦全二教授的定义较为完善，他们指出：“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     

儒学的反思与吸收西方文化

<正>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而儒学与现代化问题,只不过是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但是由于这一部分的极其重要性,而在时代课题中占有特殊的位置罢了.人们关心,在现代化过程中,儒学是否发挥、又如何发挥作用?它能否顺应潮流,在现代化进程中求得自身的发展,以至在未来世界文化的总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一种意见予以肯定的回答,不仅断言儒学自身存在着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能顺应并促进现代化:而且展望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预料未来将建立起一种"以儒学为根的哲学的人学."在多元化的背景下,     

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之路

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之路张能为儒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历经数千年。现代新儒家以“反年开新’为主旨，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新开一路。一、现代新儒学的界定与涵义“新儒家思想”、“新儒家运动”等概念，初由冯友兰提出而为贺核明确使用。什么是新儒学...     

救世意识与时代悲感──现代新儒家在中国与当代世界的命运

救世意识与时代悲感──现代新儒家在中国与当代世界的命运李振纲现代新儒学从２０年代初产生开始，直到现在仍是在中国与世界很有影响的新传统主义文化思潮．其基本特征是：以传统与现代化关系为核心问题，以融会中西为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以“返本开新”为文化研究的根本...     

析当代新儒家的“返本”

一近来,海外有些学者提出,“如何在接受‘儒门淡泊’这一客观事实的前提下,重新认识、理解、体会并进一步发掘儒家传统的精神资源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有利的条件,才是我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立言宗旨”。怎样实现这一“立言宗旨”呢?回答是:既要“继承五四”,“坚决和假尊孔读经之名而行专制之实的反动势力划清界线”,又要改变“传统文化几成绝响”的状况,“重新认识传统”,发展儒学;对儒家传统文化,既要“扬弃封建遗毒”,又要像“西方学人对待柏拉图采取敬之如神     

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

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方松华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乃是２０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极为重要的课题，这个论题既关系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世纪难题，又牵涉到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业已确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方兴未艾之际，它便...     

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儒学能否现代化”和“儒学是否能有第三期发展”应是同一的问题。先秦儒学是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宋明理学是在儒学受到印度佛教冲击以后的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它适应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的要求,从而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学说;那么在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下,儒学可不可能有第三期发展?如果儒学能够有第三期发展,那么它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这也就是儒学第三期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照我看“儒学第三期发展”     

试论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

国内外广大学人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发展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等看法不一。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的时代意义与现代价值是它必须首先证明它在现时代的时代价值。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这个问题是现代新儒家这一文化思潮对全盘西化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驳论中得到比较细致却又是病态的发挥,但其病态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又包含了合理的理论和方法论成分。认识现代新儒家与当前学科研究的关系可以在“一元统领下的多元互动”的原则指导下进行。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评析

<正> 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先生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说,且持之甚坚。认为此说是“不悖于往贤”而“有进于往贤”的,是反省到传统儒学“外王之直接形态”之不足而力图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是就“如何顺吾之文化生命而转出科学与民主”作出的透彻说明。不少现代新儒家学者,特别是牟宗三的诸弟子,则簇拥备至,认为此说确实达成了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理论联结,解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然而,透过牟宗三对“良知自我坎陷”说玄妙而繁复的论说,不难看出:它却是力图通过比传统儒学更为内在化的进路来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的。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可能达成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而且只能是加剧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脱节与对立。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在改变了对儒学之偏颇认识的同时,亦奠定了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三大现代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在对文化建设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清楚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合理方针的思考。抱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大陆学者与港台新儒家代表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生命的学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以及现代新儒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比较研究,是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必须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两个问题。     

海外新儒学的新动向

<正> 本文把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的关系作这样的界定:新儒家指那些具有强烈的传统意识.以儒家传人自居,而又在理论上略有建树的思想家.新儒学涵盖的范围更广,不仅包括新儒家,还特别指谓那些虽具不同的学术背景或社会立场,但都对儒学传统的现代意义从不同角度作抉发、阐明的学者所推动起来的学术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家响应现代化挑战的产物之一,但其对待现代化存着很悬殊的态度.提倡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为保住文化本根而努力,对此是排拒性的;而在台港大学讲坛上讲内圣外王之牟宗三辈,则要用儒学来指导现代化了.相比之下,新儒学的另一批提倡者,态度要平实一些.这些活跃在大洋彼岸的学者更关切的问题似乎在于“适应”上,即儒学如何适应现代化,     

儒学的内在生命与儒学的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儒学能否实现现代性的转化?究竟怎样才能使其现代化?现代化的儒学在当代中国文化建构以及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又能发挥何种作用?或如何发挥其作用?是每一位关心儒学命运、关心中国文化建设大业的学者都认真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儒学形成于中国封建化进程的始点。生存、活动在权力下移、礼崩乐坏之看秋时代的孔子,在继承、     

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在当前的文化讨论中,有一种观点颇为引人注目,并有进一步发展和滋蔓的趋势。这就是复兴儒学或所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主张。“弘扬儒家学术”,“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本来是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港台和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学者提出和一直坚持的口号。随着对外开放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发展,国内个别学者也接受了这个口号,并把“第三期发展”解释为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近年来,不少海外华裔学者先后应邀回国讲学,也有人     

从“新民”到“四有新人”之塑造看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表现出超越时代、开放吸纳、不断走向未来的潜能及斩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文化重构实质是人格或人的价值观念重构 ,文化变革的关键在于调整和改变人格 ,即塑造“新民”或“新人”。儒家“新民”思想表明 ,儒学将随中国文化的变革而发生转化 ;近代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家“新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新人”观中的儒家思想成分 ;邓小平“四有新人”观与儒家文化的自然联系 ,都表明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也表明儒学具有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并发生转换和走向现代化的特性。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也就是儒学传统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无疑关涉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极致。尤其6O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为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借此“生机”,新儒家则直接把东亚经济发展说成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他们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标以“儒教工业文     

评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

在牟宗三的新儒学体系中,“良知自我坎陷”说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牟宗三联结“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成立“道德的形上学”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也是车宗三就“德性主体”如何开出“知性主体”,从而解决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所作的具体说明。由于“良知自我坎陷”说不仅关涉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而且还试图为科学民主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疏通理路,因此,它的提出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热切关注。“良知自我坎陷”说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居于什么地位?其理论意义何在?它真的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安立科学和民主吗?这些都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这一学说的初步评析,对上述问题试作回答,以就教于关心中国文化未来命运的方家与同道。     

儒学的再生是否可能——论儒学的当代命运

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当代命运有三种判定 :或生 ,或死 ,或置于死地而后生。通过追溯儒学的历史命运 ,批判分析西化论、新儒家的观点 ,认为儒学的再生重建具有四个方面的可能性 ,但儒学的再生不是新儒家所谓的“返本开新”的过程 ,而是一个在中国现代社会改革实践中先破后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