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妇女生育模式

妇女的生育模式实际上是指育龄妇女在总体平均意义下单位时间内(通常指一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婴儿数具体在每个年龄上生育分布的形式。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文化、妇女结构、人口政策的不同,妇女的生育模式差别很大。本文仅就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所提供的资料对中国妇女生育模式现状及变化情况作初步的分析。     

中国女性初婚、初育年龄变动的基本情况及其分析

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与平均初育年龄是描述女性婚育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控制人口出生的重要参数。1982年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使中国第一次获得这方面的完整准确的资料。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又提供了截止1987年的最新资料。本文从分析中国1960～     

利用普查数据估算平均初婚年龄与平均初婚初育间隔的方法及其在四普资料分析中的应用

全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与1988年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提供了1988年前我国初婚与初育等人口数据.1988年及以后的情况如何?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最新信息.由于人口普查未提供结婚日期(或年龄)以及生育间隔数据,我们无法直接计算80年代末的平均初婚年龄与初婚初育间隔,而必须借助于人口学分析方法予以估算,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估算方法,第二、三部分对我国80年代平均初婚年龄与初婚初育间隔的变动作了分析.最后一部分就狠抓晚婚晚育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与讨论.     

女性人口文化程度与其生育水平的定量分析研究

本文对女性人口文化程度与其平均活产子女数、总和孩次递进率以及初婚年龄与其生育水平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定量分析， 并得到反映其相关程度的定量关系式， 从而揭示出女性人口文化程度对其生育水平所具有的重大影响。     

育龄妇女生育经历与其意愿生育孩子数的关系分析

文章从妇女自身意愿,也就是妇女对子女需求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初婚年龄、户口、工作、居住地和所属地区、生育经历等对妇女意愿生育孩子数的影响,特别是考察了妇女自身的生育经历对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并将年龄与生育经历的交互作用考虑进去。生育经历作为一个与年龄密切相关的变量,与年龄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妇女的生育意愿选择。     

西北农村妇女文化素质对生育水平及生育观念的影响分析——对甘肃中部地区520名农村妇女的调查

本文利用对甘肃中部地区10个贫困县的调查资料，采用SPSS统计方法，就贫困妇女文化程度与生育水平和生育观念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妇女文化素质对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和活产子女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较高文化素质的妇女在生育目的方面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观念已经淡薄。生育子女性别仍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理想子女数少生观念明显，尤其对于子女教育期望有较强的性别平等意识。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区域差异——基于文化和社会经济视角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基于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理论,从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分析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数量维度的偏离以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为主要表现形式,理想子女数比实际子女数平均高0.4～0.5个,性别维度的偏离主要表现为近六成的青年女性现有子女性别结构未满足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2）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有显著影响,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数量与性别偏离的可能性相对更高;（3）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城乡类型、流动状态、年龄、婚姻状况、婚姻持续时长、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存在差异。文章认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应综合考虑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力求实现“经济—文化”同向驱动和不同类型地区协同联动,推进人口的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吉林省已婚育龄流动妇女婚育状况分析

本文利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2012²014年吉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相关数据,选取已婚育龄流动妇女,对其婚育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为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吉林省已婚育龄流动妇女初婚所占比例较高,选择在流入地结婚和生育的妇女的初婚和初育年龄延迟,地理通婚圈不断扩展。有71.2%的流动妇女生育子女个数为1个。流动妇女中婚前怀孕比例较高,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为文化程度和初婚年份。     

80年代以来我国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变动分析

本研究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0.95‰抽样数据,首先匹配了育龄妇女曾生子女教与现存子女数一致的样本,通过育龄妇女结婚时间与其长子/长女的出生时间差(精确到月)定义育龄妇女的初婚初育间隔.研究发现,我国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较短,集中度很高,近7成妇女在婚后一年半以内生育,90%的育龄妇女在婚后2年半以内生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总体上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我国育龄妇女的初婚初育间隔存在较大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其中城市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大于农村,而西部地区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则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育龄妇女的结婚时间和受教育程度对其婚育间隔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影响幅度不大.     

广东妇女文化素质与生育水平分析

对于不同文化程度的育龄妇女,其生育观念,优生节育知识及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地位等都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影响其生育水平。本文从妇女的婚育年龄,总和生育率,活产子女,生育孩次构成等方面,来分析广东妇女文化素质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北京市妇女婚姻变化的分析

婚姻和生育是密切相关的现象。从人口学角度来看,在正常情况下,结婚是生育的前提。初婚则是一生当中婚育生活的开始。初婚开始的早晚,平均初婚年龄高低,终身不婚者的比例,都是由当时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和传统习惯所决定。它们又对生育年龄的迟早、生育子女数的多少等等起着重要制约作用。在研究妇女生育模式的变化时,不能不同时考察妇女婚姻模式之变化。     

谁更需要生育政策支持:角色冲突视角下的生育率下降与职业结构优化北大核心

运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首次系统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不同职业类型女性活产子女数的变化趋势及其与职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分职业类型女性平均活产子女数与职业女性总体平均活产子女数“一增一减”的变化趋势,与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女性职业结构的优化有关;不同职业类型女性的平均活产子女数及其增幅差异显著,其中,女性专技/办事人员的平均活产子女数最少且增幅最小,其未能实现的生育数量最多,生育对其工作与家庭相互冲突的影响最严重。在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及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女性专技/办事人员既是最需要生育政策支持的群体,也是最有潜力提高生育水平的群体,相关生育政策应加强对此类职业女性的支持力度。     

再婚、再婚生育问题研究──对湖北省1%人口抽样调查的分析

本文利用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湖北省的资料，通过对再婚与初婚育龄女性的文化程度、职业、生育孩次构成等特征的分析，发现在育龄女性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状况下，再婚育龄女性文化程度更低；城镇育龄女性再婚率随文化程度提高而下降，农村再婚率与文化程度的关系是“U”字形。再婚育龄女性生育孩次明显有别于初婚。再婚生育多孩需求明显，城市再婚生育二孩尤为突出，应引起特别关注。     

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岁之后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要高于1990年与2000年,29-35岁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也较前30年低,较大年龄未婚女性结婚等待时间缩短。     

影响磐石县人口出生率回升的主要原因及对策

<正> 人口、出生率是某地、某时期出生人口数与某地、某时期平均人口数的千分比。出生率的变动影响人口总量的变动,出生率的变动情况体现人口再生产的情况。因此,研究人口出生率的变动情况、分析其变动原因,对于了解人口再生产情况、评价计划生育工作及预测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都十分重要。人口出生率的变动,受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影响,而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动,则受社会经济、人口政策、文化程度、行业、职业及年龄构成,身体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文化程度越高,妇女生育水平越低,出生人口越少,人口出生率越低,反之,经济越落后,文化程度越低,妇女生育水平就越高,出生的人口就越多,人口生出率当然也就越高。行业、职业不同,生育水平也不一样:脑力劳动者,生育水     

我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动态分析(1960——1981年)

<正> 平均生育年龄是描述某一妇女人群生育年龄水平的综合性指标,是研究妇女生育状况的一个重要参数。建国以来,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析研究这一变化过程的基本情况和规律,完整、系统地描述它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今后研究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及制定人口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因受婚姻状况、社会经济因素、文化、生育意愿、生育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所以,各个时期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尽相同,各有特点。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可以分胎次进行研究。这样,便于了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妇女各胎次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规律,并且可以加深对妇女不分胎次计算的平均生育年龄运动规律的认识。本文试从1982年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机器汇总资料,对我国妇女1960——1981年各胎次及不分胎次计算的平均生育年龄的动态变化作一初步分析。     

关于中国1990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

本文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样本计算了 1 990年代各年份的分性别平均初婚年龄 ,这一结果再次表明这一时期中初婚年龄有显著提高。本文还根据以往历次调查的各年份年龄别生育率按队列计算了累计生育率 ,结果发现 2 0 0 0年时各队列的累计生育率水平高于五普数据中各队列的平均活产子女数。本文还就队列累计生育率计算结果详细分析了 1 990年代终身生育水平的趋势。这些分析从一个新的角度说明 ,1 990年代各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也在发生显著的下降 ,正在接近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水平     

中国生殖健康方案的推进和已婚育龄人口避孕模式转变——ICPD 10:避孕方法的医控模式和自控模式有变化吗

避孕节育是生殖健康极为重要的内容。文章利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1988年至2001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和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数据,分析了已婚育龄人口在避孕模式上的时空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在已婚育龄人口的年龄、子女数和生活的不同区域环境等方面避孕模式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在我国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低生育水平下的避孕模式以及推行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后已婚育龄人口的避孕模式,特别是医院控制的避孕方法与自己控制的避孕方法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有必要进一步改善生殖健康服务的技术服务等。     

民族间农民生育行为的比较研究--来自湖北省418户农户家庭的调查

文章通过对湖北省400多个农户点面调查分析发现,随着时代变迁,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的婚育行为发生着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初婚年龄明显反弹,婚育间隔明显缩小,而生育间隔则受计划生育国策影响一度出现“人为”缩短痕迹。但在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后,生育间隔再度回归“自然”。尽管在许多方面,民族间的婚育行为比较一致,但也存在不少差异。主要表现在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女性初婚年龄要显著早于汉族,而平均婚育间隔与生育间隔则长于汉族。教育对农民的婚育行为有明显影响,主要表现为初婚年龄随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明显推后,生育数量的期望明显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