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公共治理：广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当前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选取了如下路径：一是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二是从传统治道向现代治道变革；三是从“政绩政府”向“绩效政府”转变；四是从“官僚独自”向官员互动的公共能量场转变。     

中国转型时期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必要性探析

中国的公共行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也要不断地进行相应变革,但在转型期所存在的体制的不完善和行政主体行为的不规范所引发的诸多公共行政的问题,尤其行政伦理失范,已成为公共行政发展中不容忽视且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行政的发展和完善为目标,主要从“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有机统一的有效途径”、“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之必需”和“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提升行政素养,塑造行政人格的重要措施”等三个方面,简要分析来说明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建设是我国公共行政走向“面向现实、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现代公共行政视阈下"完整行政人"分析

纵观百年公共行政的历史演进过程,"行政人"的内涵都在不同层面存在着一定的缺失,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人性化的主旨内涵是要注重人的整体层面,将行政人人性进行完整复归."完整行政人"是要将此种理念具体为行政制度及其发展过程中的行动,追求"完整行政人"是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行政人人性缺失方面对公共行政理论进行的重构.从对"完整行政人"的价值追求中去复归公共行政的主旨内涵,同时更需要从哲学的维度去把握"完整行政人"的主体性,更好地追寻其内在根本涵义.     

试论日本战后文化行政的变迁

二战后60多年来,日本的文化行政以"提升文化高度"和"扩大文化范围"为目标,坚持"不干涉内容"原则,历经文化行政空白期、中央政府文化行政起步期、地方自治体文化行政繁荣期、新的文化行政机制形成期和文化政策体系完善期的变迁。日本文化行政机制逐步向政府、民间企业、文艺团体职责共担、职能互补型转变,文化行政理念逐渐向重视文化与社会、经济、国民生活关系的综合性文化行政理念转变,文化行政的主导权逐步向地方自治体转移。     

从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看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特征——兼论90年代日本行政改革的特质、意义

比较公共行政视角下的战后日本行政体制具有明显的特征:以国民主权为基点的现代行政体制的民主性;国会制定和健全行政法律,使行政体制的法制性得以增强;以民主性、效率性为目标的行政体制变革性;在国家目标设定上体现出的中央政府行政官僚组织的主导性、能动性以及优越性。省厅体制改革打破了官僚制组织所具有的强烈自律性或稳定性结构。地方分权改革措施具有了提升地方政府决策和执行的自律性,改变地方政府以往作为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角色定位,以及向日本宪法所倡导的作为完全自治单位的地方政府回归的积极作用,创造了变革长期以来的中央优越集权体制、统治结构和战后行政体制的基本契机。     

威尔逊行政学思想的技术理性途径及其反思

技术理性构成了早期公共行政研究的基本途径,它强调科学分析的思路和对科技进步的信念。传统公共行政学从创立伊始,其技术理性取向便体现在威尔逊倡导创建一门独立的行政科学的努力以及对行政行为的普适性原则的追求上。本文具体探讨了威尔逊行政学思想的技术理性途径,同时也针对技术理性的局限,分析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多样化途径的重要性及其具体形式。     

人性化公共行政理念的重构

公共行政理念在百年公共行政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将直接决定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必然决定公共行政实践活动的方向.从"执行行政人"、"官僚行政人"、"有限理性行政人"、"理性经济人"的发展理路进行反思,它们都只是从一个简单化的层面意义上揭示了人之本性的内核,进而从认识论维度构建起人的完整体系--心理、精神到行为."完整行政人"是要将此种理念具体为行政制度及其发展过程中的行动,追求"完整行政人"是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行政人人性缺失方面对公共行政理论进行的重构.     

论行政发展的双重困境

作为公共行政的组织基础,官僚制对于公共行政具有管理、政治和伦理的意义.以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和谐为目标的行政发展需要对官僚体制在上述三个维度加以完善以及实现三者的和谐统一.行政发展的困境就是官僚制自身的组织缺陷在管理、政治和伦理三个维度上的集中体现;同时,官僚制的公共性特征导致在管理、政治和伦理这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着内在逻辑困境.这构成了行政发展的双重困境.     

主体性行政人格及其现实意义

行政人格是行政人员内在精神世界的最高形态,随着人类行政模式的变迁,行政人格也经历了由依附性到工具性再到主体性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行政人格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主体性行政人格在性质上讲是主动性和受动性、共有性和独特性、持续性和变异性等多种特性的统一,而在其内部则是行政道德情感系统、行政道德准则系统、行政道德目标系统这三个要素的统一体。建构以主体性行政人格塑造为核心的伦理约束体系才是解决目前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唯一方法。     

社会治理创新驱动视角下行政伦理建设研究

作为党的执政理念而被提出的社会治理创新已然成为当前社会建设的基本任务,但是要完成社会治理创新要求的任务,其重要前提之一就是要高度重视行政伦理建设,以能够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推动及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奠定基石。本文正是从社会治理创新驱动的角度出发,全面阐释当下行政伦理亟需建设的重要性,分析了行政失范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在社会治理创新驱动作用下建设行政论文的路径选择。     

民主行政:价值·框架·生态环境

在当今各国的公共行政改革中 ,民主的价值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民主行政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决策架构 ,实施程序化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 ,推行竞争性的公共服务机制。民主行政运作所需要的社会生态环境是 ,以法治为保证的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的培育和以公开为前提的社会信息传播机制的发展     

公共安全与公共管理

公共安全与公共管理密切相关。对公共安全的含义可以从法学理论和管理理论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故和事件的发生,有其国际社会的共性原因,也有我国转型期的特殊原因;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和事件有六个特性;强化公共安全管理,需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科学的公共安全观;需要公共安全管理系统自身的完善和公共管理体系的完善;与公共管理密切相关,需要建立健全八个体系;在《公共管理学》教科书中,应该增加"公共安全管理"这一章。     

信息化背景下我国城市规划管理创新发展思路

当前,我国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化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未来我国城市规划管理的创新发展应着重从信息化标准建设、创新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搭建面向公众服务的信息化平台等多个方面着手。     

略论提高县级领导干部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

县级领导干部作为党实施全面领导的重要层面,既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发展县域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其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稳定,关系着党执政能力的总体效能。县级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面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存在许多问题。如,执政理念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还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缺乏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树立科学执政理念,勇于突破创新,构筑和谐社会环境,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     

论改革和完善我国行政服务机构运行机制

＂企业家政府＂理论的适用,超出了国界和社会制度的范畴,符合我国行政服务机构的发展现状和塑造服务型政府的社会发展趋势,对改革和完善我国行政服务机构运行机制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社会工作与民政工作之辨析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民政工作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民政工作急需改革,规范民政工作、加强社会工作成为当务之急。就民政工作与社会工作的关系而言,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同的地方比相同的地方更多。因此,既不能简单地把两者等同起来,也不能绝对地将二者分离。在现阶段,民政部门仍然是政府部门中承担主要社会工作的管理部门和服务部门,民政工作主要以社会救助和政权建设为主,而社会工作则主要以社会扶助和社会服务为主。     

房产“限购令”的救济瓶颈及其突破路径

房产"限购令"作为政府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秩序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确保相对人享有完善的救济体系,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现行抽象行政行为的救济途径存在瓶颈,通过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补偿等若干路径,可以有效突破上述瓶颈。     

论"契约性整合机制"的历史生成及其对公共行政的功能意义

中国传统的行政性整合机制,是以政府的权力运作为主体。国家通过垄断社会资源和严格的身份制度来实现对个人的全面控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契约性整合机制的诞生提供了经济基础。契约性整合机制作为一种根本的交往规范,能够使社会成员按一定的规范行事,是降低公共行政交易成本的重要途径,因而对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功能意义。     

试论便民原则在行政许可法中的体现

便民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相对集中许可权制度、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制度、行政许可的费用制度、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制度、行政许可的法律责任制度等五项制度之中。行政许可法中的便民原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体现,是行政机关“执法为民”原则的体现。     

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

行政的范围 ,既取决于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同时也取决于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成本—效益的认识。在传统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较小 ,政府管的事自然不多 ;在现代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大增 ,政府的职能和行政的范围是不是就应该和必然无限地扩张呢 ?行政国家、全能政府在为人们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许多复杂问题 (如“市场失灵”问题 )以后 ,又导致了大量的更为复杂的问题 (如政府腐败、社会腐败问题 )。于是 ,“有限政府” ,政府权力向社会 (“第三部门”)转化的方案提出来了。政府权力转化为社会公权力后 ,行使社会公权力的行为还属不属“行政”的范畴 ,应否受行政法的规范和控制 ?行政法的功能是什么 ?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对之有不同的看法。现代行政法在纠正传统行政法片面强调管理或片面强调控权的偏向后 ,正逐步形成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手段 ,以服务行政相对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体系